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广佛大都市区的空间拓展,但也使得其外围村庄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位于广佛都市区外围的高明区,下辖3镇48个行政村,村庄发展类型多样,具有典型性。课题组通过村干部座谈和村民访谈并结合村民问卷的形式,对高明区的村庄经济、社会、人口、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将村庄划分为平原地区的近郊村、远郊村、城边村和山区的近郊村、远郊村五大类,分析其发展差异的同时,从空间区位、地形特征、工业发展及资源条件的角度解释了佛山市村庄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认为,佛山市的村庄发展总体滞后,缺乏特色,各种影响因素作用于土地生产方式,继而引发各村庄的发展差异,但依托于征地和土地出租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其可持续性较差;继而分析了村民的未来城镇化意愿,指出镇区建设的滞后影响广佛都市区外围村庄的整体发展。最后,在分析高明区不同类型村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策略建议。

村庄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任务。本文基于湖北省恩施市五峰山片区村庄整治实践案例,针对民宅建设无序、生态环境破坏、产业类型单一、公共设施缺乏等现状问题,对应乡村振兴的目标,从生态优化、产业转型、生活提质、文化兴盛、治理增效等路径入手探讨"管控"与"引导"的刚柔兼顾问题。村庄整治不光要通过基于法理依据的刚性管控策略来落实人居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也应基于乡村社会的"人—人关系""人—地关系""人—房关系"和"人—产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复杂性,以及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独特的在地情景模式,通过以人为本的弹性引导策略来回应村民生活和生产的发展诉求,培养村庄自我造血能力、促进乡村文化风貌传承发展、引导村庄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支撑,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美丽家园的塑造有重要意义。经过"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浙江省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着村庄规划的系统性实用性不足、乡村生态环境的整治保护不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统筹发展水平不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不高、缺乏长效管护等问题,文章提出以民生问题为导向,以城乡统筹为方法,以特色挖掘为手段,兼顾重点与普惠,强调从建设到维护,构建"县域乡村建设规划—乡镇域乡村布点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村居设计"的规划设计层级体系,保护与治理共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品质,城乡统筹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全域美丽"范式的美丽乡村升级版,创建传统村落与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新模式,建立起乡村人居环境投入、管护、监督长效机制,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和改善。

传统的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关系决定的,对应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关系,而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展出现分化是城乡关系演化带来的。本文分析了城乡关系演进带来的乡村发展分化现象,总结了影响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城乡关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乡转型视角下乡村地区多样化的前景和面对的挑战。提出从中观层面地域差异性认识乡村发展多样化前景的分析框架,将乡村地区对应的农村、农业、农民关系的改变,划分为乡村整体转型地区、农村功能转型地区、农业生产转型地区及传统农业农村地区。认为乡村发展问题必须置于城乡转型的地域性环境中寻求应对方案,因地制宜地探索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从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出台,我国乡村发展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对于乡村而言,不同行政层面的乡村发展建设管控内涵均不相同。文章基于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特质,解析不同行政管理层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特征,提出以落地实施的物质空间规划为抓手,配合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改革,共同助推国家战略在县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并以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乡村振兴规划为例,通过构建杨陵三农现代化发展空间平台及其支撑体系和实施保障机制,以及分期分级分类且建设主体明确的项目库等推动规划实施。同时,规划提出物质空间规划与政策文本相结合的成果表达形式,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有序展开。

自我国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以来,小城镇的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小城镇是乡村地区发展的引擎,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小城镇由于所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基础等条件千差万别,其发展的方法与路径不尽相同。安徽省宣城市杨柳镇属于各方面资源条件比较普通的小城镇,其较突出的特点是位于重点旅游区的边缘区位。这样的区位条件一方面给杨柳镇提供了优先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其各种资源也有被虹吸的可能。本文从生态学的边缘效应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杨柳镇在旅游区边缘的边缘效应,通过对现状资源、发展条件的梳理评估及空间化,分别从交通、功能、资源、空间等多个方面探寻边缘型小城镇的发展路径。本文认为充分利用边缘区的区位优势,通过对交通、功能、资源、空间的提升和改善,是资源条件平平的边缘型小城镇发展的主要路径。

本文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古镇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应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居民态度与幸福指数等五个方面,对古村落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碛口古镇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中,居民的正面感知较强,负面感知相对较弱,对旅游的发展持支持态度;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社会影响方面的感知差异较大,随着文化程度和在本地居住时间的增加,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强度逐渐增强。

随着中共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发展的重要性和乡村建设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乡村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宜居建设、综合振兴成为新的时代命题,设计师如何能够在此背景下发挥更好的作用也越发重要。本文解读了乡村振兴的背景和要求,回顾了既往乡村规划建设的成效和做法,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设计下乡"的目标和要求,明确设计师应担负的责任,并提出落实设计下乡的实施路径,包括:深入了解乡村和村民的实际需求;突出乡土设计和营造;设计的系统集成;设计施工运营的整合;加强政策扶持和机制保障。期待通过精心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持续有效的运营,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极具活力的空间载体。

近年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地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历着长期的生产要素流出过程,乡村衰落日益明显。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乡村复兴的前景仍不明朗,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内生动力探索的道路依然漫长。本文基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视角,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推导出基础设施对于修复乡村生态、巩固乡村传统文化及发掘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意义,并为乡村基础设施及配置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乡村复兴理论提供新思路。

让要素重新回流的淘宝村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推动了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淘宝村的发展与升级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面临着乡村振兴的普遍挑战。文章全面分析淘宝村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的特征与困境,明确指出淘宝村目前的升级困境就是淘宝村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淘宝村3.0就是跨越陷阱的过程,实现的路径就在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恰当的规划引导。

推动乡村内生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本文以"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如何可能"为核心议题,在农地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下,基于农地资本化构建了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的分析框架,在乡村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农业型和工业型两类最常见的村庄,提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的策略。文章认为,农用地流转、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和融资,可以有序推动农业型村庄自主性空间治理;村社自我土地资本化、跨村联合异地开发,可以有序推动工业型村庄自主性空间治理。

本文从田赋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谈起,概述了从周至明清以土地所有权变化为线索的田赋征收政策背景。自宋以降,经过长期的土地兼并,"民田"占田地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官田",田赋数额也从明初的民轻官重逐渐向民重官轻倾斜。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分析珠三角地区"沙田"开垦的历史机遇和环境条件,阐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乡村聚居秩序建立的两条关键线索:以"民""沙"之别为依据的族群认同和以沙田开垦为契机的人口迁徙。基于这两条线索,从区域视角出发,分析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聚落聚居形式的变迁特点,首先是以宗支祠宇的联合与"疍民"舟居的消弭为表现形式的乡村聚落的融合,其次是因"土客械斗"与"宗族械斗"而凸显防御性特点的乡村聚落的分野,此外还有"商业资本"介入下的乡村聚落的职能转移。田赋制度最终影响了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聚落的聚居特征,使其呈现出秩序化、防御化和群体化的主要特点。

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文物遗迹的古村落显得尤为重要。古村落既需要保护文化遗存和历史风貌,又要兼顾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采用何种规划发展模式成为古村落面临的难题。本文研究了国内常见的几种典型模式,分析了各自的形成原因及优缺点,并以爨底下村为例进行具体研究,认为爨底下村地理环境独特,不适合在古村基础上进行加建或改造,而应以建设新村的分区模式对古村进行保护,并通过新村发展经济,对同类环境独特、改建困难的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人口特大城市和高度城镇化地区,其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既存在普适性也存在特殊性。本文从北京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入手,重点剖析北京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土地制度、规划管理及城乡差距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化解北京市前期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遗留问题、聚焦北京市城乡一体化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制度问题出发,提出高质量推进北京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建议。

本文在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影响因子选取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南宁市地区特征筛选出6个对南宁市乡村空间特征分类影响较大的因子,进行了初步的定性分析,最后借助SPSS软件对筛选出的影响因子划分为7个变量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经济、交通、水系和平面形态这4个变量的综合影响力最高,其余变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相当的结论。本文总结出的南宁市空间形态特征影响因子及影响因子分级对于日后保护南宁市乡村独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应对我国乡村聚落环境污染、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社会结构瓦解等问题,实现乡村聚落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迫切目标。本研究通过对韧性理念及乡村聚落韧性的研究,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基础,提出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乡村聚落韧性的实证分析框架。文章以河南省汤阴县非城镇建设区内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构建汤阴县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发展演变的评价体系,通过对汤阴县5个典型乡村聚落30年来各个关键指标的演变趋势研究,判断乡村聚落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演变阶段与路径,研究外部干扰下汤阴县乡村聚落韧性特征和相对韧性值,从而提出韧性乡村聚落的培育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传统地域性乡土村落的保护更新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一项挑战。文章针对新疆特克斯县琼库什台特色旅游村落的发展现状和相应振兴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结合新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理念,对琼库什台古村落的保护更新提出"理水护林""梳脉成络""分区设点""修屋复景"的具体策略,以期助推相类似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镇出现土地的后备资源紧缺与粗放利用并存的现象,为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土地要素流转、缓解城市用地困境、实现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全国各地开展了土地整治工作,土地整治的内涵随着大都市发展理念的演变而不断深化。目前,郊区土地综合整治已经成为大都市发展空间供给的主要途径,其对农村低效、散乱工业用地及村庄聚落的整理过程,亦是整治对象所在的小城镇的镇域空间重构的过程,会对小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土地综合整治与小城镇发展的既有研究,得出结论——大都市郊区土地综合整治是以此过程中小城镇的空间变化为媒介,影响小城镇在产业、人口、社会和环境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并建立了大都市郊区土地综合整治对小城镇发展影响的理论框架。

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是建立在血缘及地缘之上的熟人社会网络,这也决定了乡村相较于城市而言具有更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大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意义上乡村内部的"共同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了契机。台湾地区比大陆的城镇化进程要早,亦经历过乡村社区解体的历程,但在进入到城市化高度发展阶段后,重新审视乡村价值并改变治理方式,通过"社区营造"和"农村再生"等政策计划,使乡村彰显出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其在乡村内生力的塑造和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培育方面值得大陆学习。本文以乡村共同体作为理论框架阐释台湾地区"农村再生计划"的机制特点,并以台北市郊共荣社区为典型案例,深入解析"在农村再生的过程中,农村居民、政府部门及社会资本等如何协力建构乡村共同体,促进社区发展"。最后对如何培育大陆乡村社区中的共同体提出了若干思考建议。

珠三角众多小城镇依托"三来一补"及"多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形成工业专业镇及特色产业集群。然而,长期"重产业,轻城镇"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造成空间供需错配,制约其转型升级。本文分析工业镇转型升级的空间需求及供需错配的困境,认为城镇化的"量高质低"导致空间无法集聚转型升级的要素是目前制约工业镇转型升级的关键。在总结珠三角多个工业镇转型升级的空间实践经验基础上,分析资本三次循环与城镇化及产业升级的关系,认为应加快资本的第三次循环,推动发展模式由"以业兴城"向"以城兴业"转变。在空间营造路径方面,提出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及空间品质,营造城镇生活方式,吸引人才等生产要素集聚;植入生产型服务设施,完善生产服务功能,延长产业链条;植入或更新产业空间,提高产业空间利用效率;建构跨地域协调机制,提供产业协作机制保障,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