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基教授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先后任教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他在中国现代散文的英译方面具有高深造诣。本文对张培基的人生及教育经历与英译散文的关系进行介绍。并结合其他学者对其《落花生》英译的评价，赏析英译《落花生》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梳理其散文英译的独到手法和译务难点，以此为汉译英的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专有名词的翻译历来是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通常情况下在历史类文本中有相当数量的专有名词，如何准确翻译这些专有名词直接关系到佐证史料的准确性和说服力。对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蒙古历史文化特色专有名词进行分类举例、分析、总结，得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应用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对于已有参考译文的专有名词做查询、考证翻译，对于无从查证无法解释说明的做音译；对特色文化负载词做加注翻译；对其他语种的拼音转写内容做反向转写，然后再翻译为汉语，进而提高译文在目的语读者中的接受度；应用黄忠廉的变译翻译理论，对深奥难懂、文化差异大、信息量不够的专有名词做解释、补充、扩展增译。

在文化交流中，跨文化翻译解决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障碍，使得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灯谜作为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复杂性。本文从我国传统文化载体之一的《红楼梦》出发，选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探究他们翻译其中灯谜的原则，用以给广大译者一些翻译启示。

按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通过学习理解类活动、应用实践类活动、迁移创新类活动来带领学生参与到英语学习中，帮助学生发展语言技能，完成语言知识的学习，这也是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内涵之一。本文阐述了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内涵，并以欧·亨利的小说《Twenty years later》为例，谈一谈基于学习活动观的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策略。

鲁迅日记表面看是琐碎的流水账,实则是一个日常生活叙事文本,它既包括人际交往、经济收支、生活方式、生存空间等日常生活内容,也具有主观选择性、日常记事性、非文学性和非公共性的叙事特点。作为"私语言说"的鲁迅日记,本质上是一个"后台表演"空间,它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呈现了鲁迅的"自我"而非"超我"和"本我",这种明确的"区分"和"互文"意识,呈现了鲁迅形象和鲁迅文本的复杂多样性,因而"生活人鲁迅"的研究就有着重大的意义。

郜元宝最近重新提出并解释了"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这个老问题,他认为鲁迅后期弃写小说乃是基于现实考虑的不为而非不能,进而由此反思了小说"一超独霸"的现象。与郜文在鲁迅的小说之外找寻鲁迅不再写小说的原因不同,本文围绕鲁迅小说的特征与限度来重新考察其不再或不能多写的原因,认为由于鲁迅难以展布广阔翔实的背景、难以突破讽刺艺术的限度并解决相应的结构难题,也由于常用来经营短篇小说的文章笔法同样有其限度,鲁迅不能顺利地写出长篇小说。又由于回忆取材的局限、不善写都市题材的短处以及对宁少毋滥原则的坚守,也由于新的历史形势和文学潮流的规约,以及对杂文写作的日益自信和依赖,鲁迅后期弃写小说在所难免。应该说,鲁迅不多写或不再写既是因为不为也是因为不能,在这不能与不为之间,显示着他的文学理念、小说的特质以及写作限度等重要问题。

自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主潮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这么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虽然历史的、在场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晚期而衰落于19世纪中期,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浪漫主义"观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叠加、演变。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期,"时间差"导致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错位与混乱,原本就相当复杂的"浪漫主义"因此变得更加斑驳迷乱。"树型结构"方法论是以"整体性研究"和"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从"启蒙—革命"范式中确立浪漫主义类型的划分标准,并对每一种类型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进行知识考古,从而明晰浪漫主义进入中国新文学的真实状态。

"摩登女郎"的出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潮流,对其研究应该把握"向内看"和"向外看"两个维度。"摩登女郎"的本土渊源可以追溯到汉译佛典中的"摩登伽女"形象。从东汉至晚清,可勾勒出一条"摩邓女-摩登伽-摩登伽女-指向青楼妓女的‘摩登’"的演化轨迹。西文"modern"的传入,为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当西方新式女性"flapper"随着电影、绘画和文学等媒介进入东方,日本以"モダンガール"进行对接,触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式女性想象和命名的探索。在1930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中,"摩登-革命"的话语逻辑主导了"摩登女郎"的言说谱系,"摩登女郎"与"新女性"呈现出相互塑造、彼此成就的暧昧关系。立足于现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摩登女郎"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找和维护,为"五四"时期娜拉出走后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独立。

文学修辞的特殊意义是劝导读者进入作者暗示的"价值领域"。文学语言"大众化"背后的"价值领域"是"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革命构想,文学史仿佛形成一个观念: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总是与乡村的农民语言联系起来。以赵树理小说语言为例,论文讨论了农民叙事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内在差异,继而指出农民叙事话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遇的困境。论文认为,一批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可视为另一种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产物,论文具体分析了《创业史》的文学修辞。虽然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中止,但是知识分子叙事话语意识到的问题并未消失,可以在张炜的《古船》之中发现相似的文学修辞,只不过这种文学修辞从社会学图景的想象退回象征性的审美意象。李子柒小视频的农村叙事提供的文学修辞建立于数码语言与小资美学的基础上,这种语言背后的合作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农民叙事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视野。新的可能正在出现。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恨海》,将女性推至历史变动的前台,通过拟代的方式,探究近代性别主体的生成问题。他的书写既回应了维多利亚文学中有关家庭小说写作的传统,也关联着近代以来逐渐兴盛的游记文学,显示了与西方成长小说的对话关系。在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中,故事的女主人公棣华徘徊在"内疚"和"羞耻"的情感之中,做出抉择,并逐渐获致个人的主体认知。同革命化的方式不同,吴趼人的写作显示了通过日常生活来推敲自我的可能路径,揭示了近代主体的建成,乃是在一系列的情感、道德的拉锯中完成的,代表的是一种情境化的认知方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际,杨绛、钱锺书夫妇分别下放信阳息县和明港五七干校,在此度过了两三年岁月。他们分属学部不同连队,但彼此牵挂,并予探望,其情其境令人心动。《干校六记》是新时期问世的第一部记述作家学者干校生涯的散文,笔意平淡,内容多是零碎生活琐事,可看作杨绛的家书,亦可看作那一代人的心灵史。笔者利用现有材料,试图从不同角度走进他们夫妇,以及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去探寻历史疑问,同时也在历史中找寻印证自己内心的答案。

张爱玲晚年作品《小团圆》的价值,不只在于对她私人经验的窥探,更重要的是其文学观念的流变以及这种流变在她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轨迹。在以《小团圆》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张爱玲试图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中对"含蓄表达""深入浅出"的追求,在小说中表现出某种"非写实性"的样貌。为此她弱化人物生存的根基、淡化叙述的外缘、从着重外部世界转向强调人物内心,以对话勾勒人物形象……这些努力使其极具辨识度的文学格调褪色,转向晚年的质朴、委婉、晦涩,它更强调读者的参与,显现出文本极强的开放性。

以现实主义创作回应社会问题,为近年来的石一枫赢得了很大的文学声誉,而《心灵外史》也因此备受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被视为这篇小说的主题而得到充分阐释,但却鲜有注意到它在揭示社会问题时如何受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念共识。人物形象的观念化是由"问题小说"的叙事伦理所决定的,而将底层民众的善念当作"盲信"的根由,无疑是强调信仰危机的社会指向,但其中对当代中国"盲信史"的戏剧化呈现,却将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反思话语作为前置观念,并倚重于既有的历史叙述、文学观念、新闻报道等文本化知识。像这样的"文本性态度",也是"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普遍性问题,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的探讨,或对重建小说的社会关怀提供有益的启示。

《应物兄》以人文知识分子之思想和生活境况为核心,尝试总体处理晚近三十年的文学、思想和文化问题。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已然被"历史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内在的"局限",均以此带有融通和汇聚、反思与重建之意的"实验文本"得以贯通。知识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所表征的则是摒弃中国古典思想的"内圣"传统,不在"自我"之圆成上做工夫所致之精神的世俗化,既不能"为往圣继绝学",亦无力承担时代的责任伦理的迫切问题。而无论"心体"问题还是文学和思想资源问题,均涉及由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开显之观念困局。在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视域中重建文化"主体性"并开出扎根于现实,会通传统且指向未来的新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乃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题中之义。

本文以"西北联大"档案史料、相关原始期刊及诸多当事人的回忆、传记以及具体作品为依托,从文学课程与师资力量、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联大师生的文学创作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总结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认为"西北联大"虽然偏居一隅,但并非寂寞无声的文化贫瘠之地,而是与同时期其他地域文学与文化声息与共,呈现出抗战时期文学与文化多元性、流动性、开放性的特征。由"西北联大"生发而来的文学线索,延伸到延安文学、东北作家群、七月派、九叶派以及台湾文学中,因而成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站点。

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文艺工作者一直以自觉的意识从事着平剧改革的实践。他们创作了许多表现"新的革命的内容"的现代戏,从内容和形式层面对传统平剧作出了改革,但也存在着二者不够和谐统一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他们开始了"创造格式"的新探索。在现代题材的创作中,他们在进一步巩固内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努力进行了形式上的改革;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他们重在以唯物史观去重新诠释历史。这种贯穿整个前期的平剧改革的精神和前期平剧改革产生的成果,对解放区后期平剧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解放区前后期平剧改革之间这种一脉相通、一脉相传的关系,从一个特定方面具体显现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

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在中国现代文坛"革命+恋爱"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模式和小说潮流曾风靡一时,这种小说的滥觞在哪里?它的始作俑者是谁?长期以来,研究者普遍认为"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是蒋光慈,其滥觞是他的《野祭》。这一判断最早来自"太阳社"的中坚钱杏邨。很多文学史、小说史以及论文都沿袭了这种观点,直到近年仍有研究者持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不占主流。在这里,笔者重申:"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是张闻天,其作品是《旅途》,这从写作时间和作品内容都可以证明。《旅途》不仅是"革命文学"的先声,开了"革命+恋爱"小说的先河,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左翼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植根于上海都市文化土壤里,然而海派文化对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究竟有何影响,这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海派文学本身就有着革命性的因子,左翼作为1930年代最先锋的文学理念,只有在最"摩登"的环境下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而海派里波涛汹涌的市民情绪和审美趣味,又与左翼政治理想的狂热达成了深层次的联结。无论是离开左翼去谈海派,还是离开海派去谈左翼,都是有失偏颇的。

1956年茅盾率领老舍、叶圣陶等12人的大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这是亚洲结束了长时期的被殖民、第一次以独立姿态展开的亚洲文学交流活动。然而,这次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大会,却因资料匮乏,其会议缘起、筹备过程、参会国家与名单等都不甚明了。基于此,本文汇集出现在《人民日报》《朝日新闻》《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和杂志中与之相关的资料,参考中国作家叶圣陶、萧三和韩北屏,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记录,梳理了新德里会议的筹备过程、厘清了数据混乱的参与国家数目、最大限度地确认了亚洲各国的代表名单,以及整理了为期五天的大会的议程,让原本模糊不清呈碎片状的亚洲作家会议显示其轮廓,并具体呈现在会议期间产生的各种问题与争论,以便发现在1950年代中期冷战格局之下,亚洲作家们所面临的新的使命与矛盾。

"魏晋风度"深深影响和滋养着京派散文创作。一、京派散文接续了魏晋"酒神"精神,塑造出醉酒的"陶渊明"与"放诞者"形象。二、京派散文引入六朝志怪"求仙"题材,表达了对现实的讽喻以及生命的焦虑。三、如同魏晋人士对人间万物的情深以及追求万物的"美",京派散文家亦具有"深情"和"唯美"的生命追求。四、在"魏晋风度"影响下的京派散文文体具备明显的"复调性"特征,表现为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以及文体的杂糅性特征。京派散文的创作实践经验能为当代"新古典主义"散文写作提供丰赡的精神资源,甚至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