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梭鲈种群的遗传结构，实验利用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Ⅰ亚基（COⅠ）基因部分序列分析了中国6个和中亚2个群体的遗传差异，并与欧洲群体的单倍型序列进行了比较。结果在640 bp的COⅠ基因序列中检测到5个变异位点，定义了7种单倍型，发现Hap1为8个梭鲈群体的共享单倍型，且与欧洲群体的HapA相同，在中国群体所占比例（93.36%）高于中亚群体（72.58%）和欧洲群体（53.85%）；Hap2和Hap3是中国群体的特异单倍型，而Hap4～Hap7为中亚群体的特异单倍型。单倍型序列的聚类图和网络图均显示Hap1/A为梭鲈群体的原始单倍型，中国和中亚群体的特异单倍型相对于原始单倍型仅有1～2个位点的变异，属于Hap1/A的亚型，与欧洲群体的特异单倍型具有较大的差异。每个群体检测到1～4种单倍型，斋桑湖（ZS）群体单倍型最多，而中国的腾格里湖（NX）、兴凯湖（XK）和鸭绿江（YJ）群体仅有1个单倍型（Hap1）；塔什干（TS）群体的单倍型多样性（Hd）和核苷酸多样性（π）最高（Hd=0.514±0.069；π=0.000 79±0.000 11），其次是ZS群体，而中国梭鲈群体的多样性参数较低。AMOVA分析结果显示，梭鲈群体间遗传变异占20.74%，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较高(0.15≤Fst=0.207 36<0.25)，TS群体与ZS群体和中国群体间的遗传分化极大(Fst>0.25)，中国群体中仅黑河（HH）群体与其他群体的遗传分化较大，而中国其他5个群体间无遗传分化。基于群体间遗传距离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来自中国的6个梭鲈群体与哈萨克斯坦的ZS群体聚为一支，而乌兹别克斯坦的TS群体独立为一支。研究结果为梭鲈群体的繁殖及放流管理提供了参考。

为探究中华绒螯蟹在早期发育阶段对不同栖息生境的选择偏好及其行为特征，实验以长江口近岸微生境类型为基础，在室内建立了藨草、泥底、铁板沙、砾石等4种模拟生境，选取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Ⅰ、Ⅲ、Ⅴ期仔蟹分别开展了对不同生境选择的行为观察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Ⅰ、Ⅲ、Ⅴ期仔蟹在藨草生境中分布比例最高，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生境。随着仔蟹的生长发育，Ⅲ、Ⅴ期仔蟹在泥底和铁板沙生境中占比增大。在藨草生境中，中华绒螯蟹幼体具有游泳、附着藨草、表栖、埋栖等4种行为，大眼幼体和Ⅰ期仔蟹主要表现为附着藨草行为，Ⅲ期仔蟹的表栖、埋栖行为显著增加。幼体在藨草生境中的蜕壳率显著高于泥生境，而死亡率显著低于泥生境。研究表明，中华绒螯蟹幼体偏好栖息于有利于其生存、发育的藨草等植被生境中，这可能与藨草等植被生境为中华绒螯蟹幼体提供了适宜的庇护场所有关。本研究结果指出了植被生境对中华绒螯蟹幼体阶段的重要性，丰富了早期生活史资料，并为其资源保护和栖息地生态修复提供了基础参考。

为探讨近三十年来我国皱纹盘鲍养殖模式对群体遗传结构产生的影响，利用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COⅠ）基因和细胞色素b（Cytb）基因分析了定殖漳州的群体、大连培育蓬莱越冬群体、荣成培育福建越冬群体及长山列岛（砣矶岛、大钦岛、南隍城岛）皱纹盘鲍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与群体遗传结构。结果显示，在259个个体730bp的COⅠ序列片段中检测到48个变异位点和30个单倍型，6个群体的单倍型多样性为0.586～0.897，核苷酸多样性为0.005 6～0.008 1。259个个体730bp的Cytb序列片段中检测到59个变异位点和32个单倍型，6个群体的单倍型多样性为0.605～0.909，核苷酸多样性为0.007 7～0.0120。基于COⅠ和Cytb基因的群体间Fst值以及AMOVA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并且遗传变异主要来源于群体内。现行的皱纹盘鲍北鲍南养模式加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使不同遗传背景的种群二次接触，导致皱纹盘鲍6个群体均具有较高的单倍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而各养殖群体中的不同选育条件则可能是造成显著遗传分化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对分属南北沿海的6个皱纹盘鲍群体的遗传评估将为我国皱纹盘鲍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养殖模式对遗传结构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探究大黄鱼生长性状的分子调控机制，实验从同一个网箱内养殖的大黄鱼中选取生长速率较快的体重均值为（527.1±83.6） g的个体182尾、生长速率较慢的体重均值为（238.4±52.3） g的个体230尾，共412尾进行研究。对其肌肉组织进行总RNA提取和转录组测序，并对2组进行基因差异表达分析。以Padj <0.05、abs[log2（FoldChange）]> 1为标准，共筛选到227个差异表达基因，包括125个上调基因、102个下调基因。差异表达基因在NCBI-nr和Uniprot（Swiss-Prot）数据库的注释率分别为99.12%、81.94%。通过差异表达基因的功能注释结果，初步筛选出了可能与肌肉生长相关的候选功能基因，如gdf9、ckm、tnni2和des等。GO和KEGG分析预测出部分与肌肉生长相关的信息，如GOterm有肌动蛋白丝组织、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组织、肌动蛋白丝基过程、微管组织中心和发育生长等，KEGG通路有细胞和生长因子、脂肪酸生物合成、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通路（TGF-β信号通路）、胰岛素信号通路和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调控等。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分析发现，purple模块与体重性状相关性较强，其核心基因myoz1、tpm1和tnni2可能与肌肉生长相关。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后续相关基因功能的深度挖掘验证以及大黄鱼生长性状的分子调控机制解析提供参考。

为探究水产养殖过程中DNA甲基化对亚洲草鱼群体人工驯化与环境选择适应的影响，本实验对亚洲范围内8个地区的养殖和野生草鱼群体进行了全基因组甲基化测序，测序序列经质控后比对到草鱼参考基因组上，并进行差异甲基化分析和功能富集分析。结果显示，甲基化测序共获得308.15Gbp测序数据，平均测序深度31×，平均比对率62.97%。对5个养殖群体分别与野生背景群体间进行差异甲基化分析，共发掘出76422个差异甲基化位点、3737个差异甲基化区域、1950个差异甲基化基因。功能分析发现，差异甲基化基因被注释到血管生成、神经嵴细胞迁移、T细胞分化、颅骨系统发育、肌肉细胞发育等GO功能分类中。KEGG代谢途径富集分析的结果显示，差异甲基化基因主要参与细胞黏附连接、Notch信号通路和Wnt信号通路等代谢途径。在这些功能注释的基因中，有许多与神经、免疫、骨骼和肌肉等组织发育相关的重要基因，如sema3d、sema5bb和nrg2a等。本研究进一步对表观遗传修饰在草鱼人工驯化和环境选择适应作用机制的探究奠定了基础，为保存和科学利用草鱼种质资源提供了有价值的遗传基础数据。

中国明对虾是我国最重要的养殖虾类之一。性成熟后的中国明对虾在生长和体色上表现出性别二态性。为了探查基因组上潜在的性别分化相关区域，对中国明对虾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研究。分别使用中国明对虾基因组和其近缘物种凡纳滨对虾的基因组作为参考基因组，计算了雌雄中国明对虾之间的遗传分化指数Fst，以筛查基因组上的性别分化相关区域。当使用中国明对虾参考基因组时，有约89%的中国明对虾测序读段全部或部分比对到中国明对虾参考基因，覆盖度大约为84%。基因组上Fst出现较多杂乱的峰，其中LG5的Fst值整体呈升高的趋势，另外LG13、LG17及LG35均有Fst指数相对较高的区域。而当使用凡纳滨对虾参考基因组时，有约60%的中国明对虾测序读段全部或部分比对到凡纳滨对虾参考基因，覆盖度约为52%。Scaffold2550和Scaffold3683上分别有2个最显著的峰。将雌雄中国明对虾转录组测序数据与凡纳滨对虾的参考基因组比对后，获得了中国明对虾的粗略表达谱，挖掘出了丰富的差异表达基因。分析了前述2个Scaffold上的基因表达情况。在Scaffold2550上，有2个肌肉中的差异表达基因，有3个性腺中的差异表达基因；在Scaffold3683上，有4个性腺中的差异表达基因，全部都是雄性高表达，且都位于Fst峰值区域，其中2个基因编码外周型苯二氮卓受体相关蛋白1（peripheral-type benzodiazepine receptor-associated protein 1），参与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推测这两个雄性高表达基因参与了雄虾的性别特异性生理机制，与雄性生殖功能相关，在性别分化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本研究初步筛选到了与中国明对虾性别分化相关的区域和基因，为中国明对虾性别二态性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为探究盐度对中华绒螯蟹亲体繁殖特性及所产胚胎质量的影响，开展了不同盐度(3、6、9、12、15、18、21)下亲体的生殖产卵实验，分析了各盐度下亲体的产卵量、生殖指数和生殖力等繁殖特性及所产胚胎的卵径、重量、生化成分和脂肪酸组成。结果显示：(1)中华绒螯蟹产卵的最低盐度为6，在盐度6～21的范围内，中华绒螯蟹亲本的产卵量、生殖指数和生殖力均表现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其中盐度18时，亲本的产卵量、生殖指数和生殖力均最高，且与其他各组都有显著差异。(2)盐度6时胚胎直径最大，平均为(391.13±12.27)μm，显著高于其他各组。盐度12时单个胚胎湿重和干重均最高，分别为(50.64±2.80)μg和(14.85±0.31)μg，且与其他各组均有显著差异。(3)随盐度的增加，中华绒螯蟹胚胎的粗蛋白、总脂肪和水分含量都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盐度15时，胚胎中粗蛋白、总脂肪和灰分含量均达到最高，平均分别为(20.64%±3.42%)、(8.65%±1.44%)和(1.30%±0.22%)。各盐度下胚胎水分含量无显著差异。胚胎中胆固醇和磷脂含量均随盐度的增加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甘油三酯的含量变化则不明显。(4)中华绒螯蟹胚胎中共检测出19种脂肪酸，其中饱和脂肪酸7种，单不饱和脂肪酸4种，多不饱和脂肪酸8种。盐度6时，胚胎中C20:4n6 (ARA)、C20:5n3 (EPA)和C22:6n3 (DHA)的含量均最高，平均分别为(0.009 8%±0.001 1%)、(0.430 0%±0.004 4%)和(0.065 2%±0.000 8%)，且都显著高于其他各盐度组；盐度21时，饱和脂肪酸(SFA)和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总量均最高，且与其他各组有显著差异。研究表明，盐度对中华绒螯蟹所产胚胎质量有一定影响，盐度18时中华绒螯蟹的繁殖特性最好。

为明确不同选育群体中间球海胆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利用SSR-seq技术和15个微卫星位点，对1个家系选育群体（FP）、1个群体选育群体（IP）和1个未经选育的普通养殖群体（CP）的遗传多样性及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5个微卫星位点共检测出112个等位基因，FP、IP、CP 3个群体的平均观测等位基因数（Na）分别为5.077、5.133和6.133个，平均有效等位基因（Ne）分别为2.816、2.873和3.638个，平均观测杂合度（H_o）分别为0.522、0.441和0.501，平均期望杂合度（He）分别为0.595、0.599和0.667，平均多态性信息含量（PIC）分别为0.546、0.543和0.623。家系选育群体（FP） He与H_o的差值（0.073）低于IP （0.158）和CP （0.166），平均固定指数（F）(0.115)低于IP （0.248）和CP （0.246）。3个群体间遗传分化系数(Fst)介于0.018～0.176，为中低等程度的遗传分化。分子方差分析（AMOVA）结果显示，3个群体的遗传变异主要源于个体间。主成分分析（PCoA）和聚类进化树结果均显示，3个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较近，其中IP群体遗传分化程度最高。研究表明，3个中间球海胆群体均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多代家系选育和群体选育均未明显降低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家系选育更有利于保持群体的杂合度和控制群体的近交水平，群体选育则会提升群体的遗传分化程度。

为了解长江上游江安段鱼类繁殖状况，于2022年4—5月在该江段采用底层采卵网进行鱼类早期资源调查，鱼卵使用解剖镜观察分类，并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至少有20种鱼类在江安段繁殖，其中产漂流性卵鱼类11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3种。监测期间，S1和S2位点出现4次产卵高峰，S3位点出现5次产卵高峰，估算通过江安段的鱼卵总径流量为3.94×10～8粒。冗余分析显示，水温、pH、溶解氧、透明度、流速和流量等环境因子对鱼类产卵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江安段是多种鱼类的产卵场，鱼类早期资源规模较大，但多样性较为贫乏，长江鲟、胭脂鱼以及岩原鲤并未监测到自然繁殖，同时，流量的增减对鱼类的自然繁殖活动有刺激作用。建议继续科学适宜地开展增殖放流，并开展长江上游梯级水电站生态调度研究，以满足长江上游鱼类繁殖需求。

为探究“十年禁渔”前沱江中游江段鱼类资源和物种多样性，于2017—2020年对该江段鱼类资源进行了8次调查，并对鱼类种类组成、生态类型、群落相似度、种群优势度、生物多样性以及群落结构稳定性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本次调查共采集鱼类87种，隶属于5目14科52属。其中，长江上游特有鱼类18种，外来物种6种，分别占总种类数的20.69%和6.90%。鱼类群落以底层、缓流型、产沉性卵、杂食性鱼类为主。相对重要性指数(IRI)显示，蛇、鲤等中小型鱼类为优势种。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Margalef指数、Pielou指数变化范围分别为2.700～3.742、0.873～0.968、5.374～11.323、0.737～0.887，表明沱江中游鱼类群落分布均匀。等级聚类分析(Cluster)和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显示，在一定的相似性水平上，沱江中游江段鱼类的群落类型基本可分为3组，莲花山、麻柳坝工业园与铁路沟可以聚为一组，万古庙、五里店水电站、资州大桥、银山镇、二水厂与西林渡口聚为一组，沱桥独立成组。数量/生物量比较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西林渡口和沱桥江段鱼类群落结构稳定性相对较高，其余江段鱼类群落结构均受到中度干扰。研究表明，与历史资料相比，沱江中游鱼类群落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鱼类占比减少，鱼类个体呈现小型化和低龄化。本研究补充了沱江中游鱼类资源现状的基础数据，以期为该江段鱼类资源管理与“十年禁渔”生态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为筛选影响紫贻贝中氮杂螺环酸毒素蓄积的免疫增强剂，设置添加维生素C(维生素C钠粉333.00mg/L)、大黄素、花生四烯酸(6.66mg/L)和黄芪多糖(333.00mg/L)共4个处理组，评估不同组别紫贻贝[体质量(7.14±1.05)g]抗氧化功能和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的变化。试验结果显示：各免疫增强剂对紫贻贝存活率无影响(P>0.05),暴露期间紫贻贝软组织质量先降后升，除花生四烯酸组外其他处理组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免疫增强剂均影响内脏团中毒素蓄积而对毒素代谢无影响。各组别最高毒素蓄积量为对照组1235.33μg/kg>维生素C组1153.12μg/kg>大黄素组755.74μg/kg>花生四烯酸组568.72μg/kg>黄芪多糖组141.43μg/kg。大黄素组、花生四烯酸组、黄芪多糖组氮杂螺环酸毒素含量分别为对照组的61.2%、46.0%和11.5%。添加黄芪多糖和花生四烯酸后，紫贻贝内脏团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显著升高(P<0.05),丙二醛含量显著降低(P<0.05),同时提高了非特异性免疫标志物溶菌酶含量和酸性磷酸酶活性。试验结果表明，花生四烯酸和黄芪多糖显著提高毒素蓄积过程中紫贻贝抗氧化和非特异性免疫能力。

为探究正常投喂、葡萄糖注射和饥饿3种不同营养水平对鳜内源葡萄糖生成途径的影响，测定正常投喂、葡萄糖注射和饥饿3个试验组鳜的血糖含量、肝糖原含量、胰岛素水平、胰高血糖素水平及糖异生关键酶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果糖-1,6-二磷酸酶、葡萄糖-6-磷酸酶和糖原磷酸化酶活性，以及各酶基因mRNA相对表达水平。结果显示，正常投喂组血糖、肝糖原含量均出现显著升高；胰岛素水平显著升高，胰高血糖素水平显著降低。糖异生关键酶活性无显著变化，糖原磷酸化酶活性受到抑制；果糖-1,6-二磷酸酶、糖原磷酸化酶基因表达水平受到抑制。葡萄糖注射组血糖、肝糖原含量显著升高；胰岛素水平显著升高、胰高血糖素水平显著降低；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活性受到抑制，果糖-1,6-二磷酸酶、葡萄糖-6-磷酸酶活性不受抑制，糖原磷酸化酶活性受到抑制；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果糖-1,6-二磷酸酶、葡萄糖-6-磷酸酶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变化，糖原磷酸化酶基因表达水平受到抑制。饥饿5、10d,血糖水平糖原磷酸化酶活性显著升高，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果糖-1,6-二磷酸酶、葡萄糖-6-磷酸酶活性无显著变化；糖原磷酸化酶基因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葡萄糖-6-磷酸酶基因表达水平显著升高；饥饿15d,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果糖-1,6-二磷酸酶、葡萄糖-6-磷酸酶活性显著升高，糖原磷酸化酶活性下降至饥饿前水平；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果糖-1,6-二磷酸酶、葡萄糖-6-磷酸酶基因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糖原磷酸化酶基因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结果表明，正常摄食的鳜血糖水平显著升高，糖异生途径无显著变化，糖原分解途径显著抑制。0～6h血糖升高，推测为食物消化吸收所致，6h到达“高血糖”峰值。6～16h食物消化吸收继续，葡萄糖吸收后，糖原合成明显提高，从而维持血糖平衡。由于血糖水平高，同时，糖原分解途径抑制(糖原磷酸化酶活性0～12h下降)。6h血糖最高，反映了鳜鱼维持“血糖平衡”的时间，如果血糖继续升高，可能会引起机体生理异常。故血糖水平对鳜糖异生和糖原分解途径影响不同，糖异生与糖原分解途径受血糖水平调节。

为了解禁捕初期长江下游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实验于2021年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对长江下游鱼类群落进行4次调查。结果显示，实验共采集鉴定鱼类84种，分属10目18科63属，其中47.62%为鲤科鱼类。以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分析群落多样性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下游鱼类多样性水平较高，但鱼类种类较历史记录偏少。单因素方差结果显示，鱼类种类数、种群数量和重量空间差异显著，季节差异不明显。群落优势种为光泽黄颡鱼、鳊、鲢、短颌鲚、贝氏等9种。4种摄食功能群中，肉食性(47.62%)和杂食性(40.47%)鱼类物种比例较高；洄游习性方面，淡水定居性鱼类占绝对优势(76.19%)；3种栖息水层类型中，底层鱼类物种数比例较高(46.43%)。大型经济鱼类占总量比例低，但个体相对较大，因而相对重要性指数(IRI)更高。长江下游鱼类多样性指数为3.28，水域鱼类多样性水平较高。长江下游鱼类个体小型化、低龄化现象依然存在，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后，禁渔效果初步显现，鱼类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均有所增加。建议进一步加强禁捕期科研监测，加大监管力度，保障长江下游鱼类资源得以有效恢复，巩固禁捕成效。本研究可掌握禁捕初期长江下游鱼类群落基本特征及变动趋势，为长江下游禁渔效果评估和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提供支撑。

为了确定监测时长、监测网具、站位布局对禁捕后长江鱼类资源监测评估的有效性，于2021年5—7月在长江中游10个站位开展了鱼类资源捕捞监测，每个站位连续监测15d，从日捕获量、物种记录数、渔获物群落结构等3方面着手，对监测时长、监测网具、站位布局等的设置进行探讨。结果显示，连续11d捕捞监测所得累计日均渔获量基本达到稳定，连续15d捕捞监测可以记录到站位近70%的鱼类种类数，所得累计鱼类群落结构基本达到稳定。网具类型、规格的使用覆盖对监测结果中鱼类种类记录数、鱼类群落结构有明显影响，网具使用量对监测结果中日均渔获量有明显影响。10个监测站位间的鱼类群落结构具有明显差异，结合监测站位间的空间距离来看，鱼类群落结构具有较高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为了保障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基于原始监测数据进行相关评估之前，有必要对监测数据的充分性、有效性进行检验，网具类型、规格和使用量对监测结果的影响应予以适当考虑，各具体江段的鱼类群落结构评估应由相应具体江段的监测结果来支撑。本研究将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后的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评估提供科学支撑。

为研究微塑料污染对中国近海鱼类的潜在危害，以江苏省吕泗渔场经济鱼类为例，通过检测其胃中微塑料的丰度、形状、颜色、粒径和聚合物成分，分析了鱼类微塑料污染的种间差异，以及微塑料丰度与鱼类体长、体质量和所处营养位置的关系。结果表明：286尾鱼类样品体内均存在微塑料，平均丰度为(2.46±1.42)个/尾，平均粒径为(2.18±0.43)mm;微塑料主要呈蓝色纤维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83.9%)是主要的聚合物类型；微塑料丰度与鱼类体长、体质量和营养位置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也未发现微塑料在鱼体内发生生物放大现象。研究表明，微塑料在调查区域中普遍存在，鱼类的体型、食性及栖息水层对其摄入微塑料的过程影响最为显著。

为探究中间球海胆(Strongylocentrotus intermedius)是否存在免疫致敏现象，使用棘皮动物弧菌(Vibrio echinoideorum)对中间球海胆进行重复感染(首次、二次菌浓度分别为10～3、10～4CFU/mL),检测并比较了两次注射感染后不同时间点中间球海胆体腔细胞密度、吞噬能力、酸性磷酸酶(ACP)活力、活性氧(ROS)含量、总抗氧化能力(T-AOC)等相关免疫指标的变化，以及二次感染后免疫致敏组和对照组间成活率的差异。结果表明：与首次感染相比，二次感染时诱导致敏组的体腔细胞总密度、吞噬细胞密度、ACP、ROS和T-AOC等均出现显著上升(P<0.05),且响应时间明显缩短，达到峰值的时间分别提前了36、36、84、12、36h,且各指标的峰值均显著高于首次感染(P<0.05);二次感染后，诱导致敏组在6h时的吞噬率(45.41%±6.39%)显著高于对照组(33.17%±1.94%);经过棘皮动物弧菌低浓度诱导后，诱导致敏组存活率(43.33%±10.00%)显著高于未经诱导的阳性对照组(7.78%±10.71%)(P<0.05)。研究表明，低浓度棘皮动物弧菌能诱导中间球海胆产生免疫致敏现象，此结果可为中间球海胆的疾病防控提供新思路。

为评估不同SNP标记密度对凡纳滨对虾AHPND抗性基因组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本实验对26个全同胞家系进行VpAHPND侵染，收集686尾个体的存活时间数据，对其中242尾个体利用液相芯片“黄海芯1号”(55.0KSNP)进行基因分型，基于A、G和H亲缘关系矩阵估计VpAHPND侵染后存活时间的遗传参数；采用随机和等距抽取方式，基于55.0KSNP构建了8个低密度SNP面板(40.0、30.0、20.0、10.0、5.0、1.0、0.5和0.1 K)，利用GBLUP和ssGBLUP等方法预测VpAHPND侵染后存活时间的基因组育种值，利用交叉验证方法计算其预测准确性，并与BLUP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遗传参数估计结果显示，VpAHPND侵染后存活时间表现为高遗传力水平，估计值为0.68～0.79。在55.0KSNP密度下，针对242尾基因分型个体数据集(G242)，利用BLUP、GBLUP和ssGBLUP方法获得的预测准确性分别为0.424、0.450和0.452，GBLUP和ssGBLUP比BLUP分别提升了6.13%和6.60%；针对686尾表型测定个体数据集(P686)，利用BLUP和ssGBLUP方法获得的预测准确性分别为0.510和0.535，后者比前者提升了4.90%。对于8个低密度SNP面板，当SNP密度≥10.0 K时，基因组预测准确性变化幅度在G242和P686数据集中均较小(1.1%～1.8%)；随着SNP密度自10.0K不断降低，基因组预测准确性在2个数据集中也不断降低，其中5.0K密度降幅为0.6%～2.6%、1.0K密度降幅为5.8%～11.0%、0.5K密度降幅为11.4%～17.2%、0.1K密度降幅为38.8%～41.6%。10.0K与55.0KSNP密度间基因组亲缘系数、GEBV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99，表明利用10.0KSNP面板可以准确地预测同胞个体间的亲缘关系及其GEBV。研究表明，使用10.0SKNP面板对Vp AHPND侵染后存活时间进行基因组遗传评估可以得到与55.0KSNP芯片近似的预测准确性，为低密度SNP分型芯片设计提供了参考。

为研究B类Ⅰ型清道夫受体(SCARB1/SR-BI)在中华绒螯蟹代谢、生长以及免疫等生物学过程中的分子功能，实验对中华绒螯蟹Scarb1的克隆及时空表达进行了分析，观察了RNA干扰该基因后的相关组织结构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变化，筛选了该基因的SNP标记并与生长相关性状进行关联分析。结果显示，中华绒螯蟹的Scarb1由2个外显子和1个内含子组成，开放阅读框为2415bp，编码805个氨基酸；系统进化分析显示中华绒螯蟹与三疣梭子蟹的氨基酸同源性高达80.51%，具有较高的物种间保守性。该基因在不同蜕壳时期的肝胰腺、肠道、血淋巴细胞、心脏、鳃和肌肉组织中均有表达，但在肝胰腺、肠道和血淋巴细胞中的表达量相对较高。RNA干扰Scarb1后，组织切片观察发现肝胰腺的肝小管管腔模糊并产生了部分空泡化结构，肠道内膜的肌肉层和黏膜下层处出现显著空洞现象；肝胰腺的颜色由黄色变成灰白色，其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显著下降。在该基因的第一外显子筛选到1个SNP位点(C432T)与蜕壳后体重和壳长增长率存在显著相关性。本研究结果为Scarb1在中华绒螯蟹的遗传研究和育种应用提供参考。

为了解气候异常变化对茎柔鱼(Dosidicus gigas)摄食行为的潜在影响，采用基于形态学和DNA条形码技术的胃含物分析对东太平洋赤道海域不同气候模态(2017年的正常气候时期和2020年的La Ni1a事件发生时期)下的茎柔鱼饵料组成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模态下，荧串光鱼(Vinciguerria lucetia)、朗明灯鱼(Diogenichthys laternatus)、翼足目(Pteropoda)和头足类是茎柔鱼的优势饵料生物，茎柔鱼在正常气候时期，还摄食褶胸鱼(Sternoptyx diaphana)和镜蛤属(Dosinia sp.),而在La Ni1a发生时期则会摄食墨西哥尾灯鱼(Triphoturus mexicanus)和尖菱蝶螺(Clio pyramidata);Amundsen图示法发现，茎柔鱼会摄食一些稀有饵料，属于高表型内贡献类型，是广食性鱼类；Shannon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正常时期茎柔鱼的饵料组成多样性显著高于La Ni1a发生时期；NMDS分析显示，两个时期茎柔鱼存在一定食性分化，而La Ni1a发生时期茎柔鱼个体间食性差异更大；GII弦图及SIMPER相似性分析显示，不同气候模态下茎柔鱼的饵料差异主要体现在褶胸鱼和镜蛤属。研究表明，La Ni1a事件对茎柔鱼的摄食产生了显著影响。

为了检测观赏鱼类的行为及其健康状况，设计了一种具有双层路由注意力机制的血鹦鹉(Vieja synspila♀×Amphilophus citrinellus♂)目标检测模型YOLOv8n-BiFormer,该方法在YOLOv8n模型基础上添加了双层路由注意力以减少计算量和内存，添加了新的视觉通用变换器BiFormer以提升计算效率，并采用ByteTrack算法追踪血鹦鹉的运动轨迹。结果表明：使用YOLOv8n-BiFormer模型对血鹦鹉的检测准确率达到99.2%,召回率为93.7%,平均精度均值(mAP@0.5)为99.1%,相较于YOLOv8n模型分别提升了0.8%、1.4%、1.0%;使用该模型对水族箱中的慈鲷(Chindongo demasoni)进行检测追踪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慈鲷的检测准确率达到97.0%,召回率为93.4%,平均精度均值为96.5%,相较于YOLOv8n模型召回率和平均精度分别提升了1.8%和1.9%。研究表明，本文中设计的YOLOv8n-BiFormer模型具有通用性，在检测和追踪血鹦鹉和慈鲷目标方面均表现优异，消耗的计算资源较少，可部署在水族箱监控系统中，为观赏鱼信息记录自动化和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