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都掀起了浪潮，各国都在加紧数字化进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疫情导致人们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转变也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更是决定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在原来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更应把握这难得的发展机遇，深化双方在数字业务领域方面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背景
2.1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随着 5G、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不仅改变了生活而且重新塑造了产业链价值链。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技术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渗透越来越深，数字经济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内涵不断丰富，因此很难对其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本文在借鉴和综合众多数字经济定义的基础上，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基础设施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效率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动力，诸如物联网、互联网、区块链、AI 等先进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提高了生产效率，强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数字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腾讯、谷歌、阿里巴巴等电子科技巨头迅猛发展，这些数字平台利用收集到的数字信息提供最精准的服务，切实改变了生活方式。
2.2 双方理念一致
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了产业链，东盟过去以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制造业，降低成本获取利润，然而现在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数字技术相比人工优势更大，东盟各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都在积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将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互联互通，其中信息互联互通是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2016 年 9 月，东盟出台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提出可持续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无缝衔接的物流、良好的规章制度、人员往来五大战略目标，其中将基础设施、数字创新作为最重要的两大优先战略领域。
而中国也在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迈进；“互联网+”经济是中国近几年大力发展的项目。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疫情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发展数字经济是我们取得领先的不二选择。中国作为 2016 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并在峰会上提出《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而在《“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当中，明确提出我国未来五年的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到 2025 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
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在智慧城市、物联网、数字化抗疫等业务领域开展了开展了密切合作，进一步促进了战略意识的契合。
2.3 双方优势互补
中国在数字支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等数字化领域经验较丰富，且技术水平相对先进。全球竞争力随着自身数字经济“迭代升级” 而不断增强，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 IMD) 开展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中国的排名在 2019 年跃升至 22 位[5]。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可以就自身经验和东盟各国进行交流。
而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早期阶段，数字经济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比重仅为 7%，但东盟发展数字经济的潜力很大，主要表现在: 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 4．3 亿，拥有庞大的数字经济潜在群体; 互联网活跃用户数量达到 3．3 亿，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 到 2025 年，东盟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 3 000 亿美元，约占东盟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 8%[6]。加之近几年东盟不断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预见一个规模不小的消费市场将在东盟形成。而中国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情形下，拓展海外市场无疑是必须进行的，东盟正是一个绝佳的市场选择。
3 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现状
3.1 成果
在中国及东盟各国的不断努力下，近几年双方的数字经合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例如，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建的中国—东盟信息港，有力深化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合作，极大地促进双方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双方技术优势互补[8]。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苏州工业园区于 2017 年共同设立了“新国大人工智能创新及育成中心 ”，致力于推进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金融科技、区块链等领域的创新[9]。商汤科技与中国港湾正携手马来西亚的 G3 全球公司共建马来西亚首个人工智能产业园，以推动当地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自 2002 年中国和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以来，双方贸易额由 2002 年的 548 亿美元提高至 2019 年的 6 415 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 年双向投资 158 亿美元，累计达到 2 057 亿美元。
中国-东盟合作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双方的发展潜力以及合作战略的正确性。
3.2 阻碍
在双方保持良好发展趋势的进程中也遇到了阻碍：比如缺乏完善统一的规则机制导致政策协调进程缓慢，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不一导致中国企业难以获得一体化的规模效益；中国-东盟的良好合作触动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导致中方被打压；数据及物流等跨境跨区域运输的困难和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数字人才更加稀缺等等。
3.2.1 顶层设计待完善，规则机制需统一
我国和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的经贸规则与数字标准协调性较差，配合程度较弱，跨国交易和支付、数据流动和信息传递、海关监管等领域的法规与技术标准有着明显差距，数字技术标准、金融规则、法律法规、物流运输标准、外汇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兼容。
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涉及了交通、水利等重要民生项目，而这其中的重要信息披露在网上就对信息安全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战。此外，由于东盟部分国家有信息本地化的要求，线上商家的信息难以搜集，这就使许多不良商家钻了空子，逃脱监管处罚，这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后顾之忧，降低了消费欲望。而且信息无法流动就不能最大化利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降低了企业的利益。
由于中国与东盟的通关程序存在差异，跨境跨区域的物流运输也存在困难，同时东盟的物流设施相对落后，拖慢了运输效率也提高了成本。由于双方还未建立统一完善的外汇机制，货币面临着汇率波动的风险，跨境支付受限导致电子商务发展受阻。由于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机制不完善，跨境税收的收取也是一大难题，容易引起经济纠纷。
3.2.2 大国贸易摩擦
中国的数字经济技术发展较快，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成果丰硕，不免引起了美国的警惕。联合国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 2019》指出，全球的数字经济版图高度集中于中美两个国家: 它们掌握了全球 75% 的区块链技术专利，占据了全球物联网支出的 50% 以及 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并拥有全球 70 大数字平台 90%的市值[13]。一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高频率发布“华为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破坏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等非公正言论。另一方面则不断给东盟国家施压，强迫东盟各国在中美之间二选一。日本也加大对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稳固自身在东盟的经济优势与话语权。
3.2.3 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大
东盟各国中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无疑是新加坡，稍微落后的则为老挝等，而这些国家之间数据基础设施差异较大。根据东盟 2020 年数据显示，固定宽带速度排名第一的新加坡为 181. 47Mbps，泰国为 47. 35Mbps，而老挝仅为 13. 11Mbps，此外新加坡互联网成本最低，每月每兆比特仅 0. 05 美元，其次是泰国 0. 42 美元，而老挝平均成本为每月每兆比特 425 美元。互联网传输速度缓慢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宽带网络成本高昂。 中国信通院 2022 年发布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研究报告》显示，东盟数据中心大部分集中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老挝等国的数据中心和云设施仍然处于早期起步阶段，与此同时，多数国家的企业规模偏小限制了其自主研发能力，数字技术高度依赖于跨国公司。
3.2.4 缺乏数字人才，认知不足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快发展，其内容不断更新迭代，而这也对各国的数字人才提高了门槛。根据 2021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报告显示，认为自己精通数字技能的东盟劳动者不到 50%，而 70%认为数字技能很重要的劳动者并不熟悉数字技能。甚至不少企业高层认为数字知识过于遥远且艰涩难懂，虽然模糊的知道概念，能够提高生产力，但是面对无法把控的未知风险，他们并不愿意尝试。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东盟大部分国家都缺少技术娴熟的数字人才，尤其是在量子计算、数字挖掘等领域。而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快脚步构建人才体系；过于依靠外资及外来技术，对本国的发展会形成负面影响。
4 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前景
4.1 建立健全规则机制，完善顶层设计
数字经济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标准，同时得到参与国的认可同时积极执行，才能打造良好数字经济合作环境。但是数字经济内容更新较快，且合作双方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尤其东盟各国宗教信仰多元化，所以统一的规则体系的建立是一项漫长且艰巨的任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世界上第一个纯数字贸易协定，其中要求尊重合作双方信息机制的差异性与兼容性，同时解决了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问题；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条款为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争议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机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性。中国-东盟可以以此为契机加强沟通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构建完善的法律架构，统筹协调物流运输标准、外汇制度、跨境支付结算及税收收取、信息安全等方面数字规范；促进数字业务领域的深度合作。
4.2 加快构建数字人才体系
人才是反展的中坚力量，东盟各国必须加快培养人才的脚步。首先中方可以将经验丰富技术水平高的人才作为管理人员向东盟各国输送，同时与各教育机构加强合作，一同制定符合东盟各国知识水平经济水平的教育教学政策，因地制宜实习差异化知识传输。东盟各国也可以将愿意学习数字技术的人才派往中国，双方实现信息、技术互联互通，一起攻坚克难共同进步。其次政府可以给各企业愿意学习数字知识的人才相应的税收减免或者优惠政策，表现突出的可以给个人颁发数字人才专项证书，给企业提供信贷放宽等等，提高个人与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打造示范性数字人才数字产业。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吸引各国在东盟地区建立数字教育平台，开展全方位的数字培训。
4.3 防范化解对外风险
针对“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维，中国需继续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关系，积极回应东盟的安全诉求和合作信号，防范和避免“场外因素”影响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面对其他国家的干扰及竞争措施，中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差异化策略。首先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消除彼此误会，寻求共同利益增长点，尽力将双方竞争的关系变成竞合，彰显大国风度。当然对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和打压，要利用官媒等途径进行澄清应对，不给小人钻空子。
5 结语
数字化的浪潮使中国-东盟双方均加快了产业转型的脚步，力争抓住此次发展机遇，实现本国经济的战略目标。然而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的产业链都被重新塑造，为了在后疫情时代把握发展主动权，基于此前获得的良好成果，双方更应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统一的规则体制和法律架构，加快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人才体系，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合作环境，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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