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指借助现代智能化工具和技术，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前提下，对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信息搜集-智能决策-落地执行的经营管理全链条的系统性升级[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后，是企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过程[2]。因此，探寻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十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公司内部资源支持，但当前实体经济发展态势整体低迷，制造业企业减少主业投资，转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利润较高的金融理财产品。随着企业的资源配置逐渐向金融资产倾斜，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这会导致与主营业务有关的经营项目资源进一步减少，妨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文接下来的研究，会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金融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线性关系，发现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因。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1.研究假设
金融化投资是一种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优化企业的资金配置，盘活剩余资金，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企业创新投入减少，抑制实体经济的投资[3]。企业增加金融资产购置，投资替代效应导致企业逐渐偏离主业，减少对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投入，妨碍企业的长期发展[4]。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H1：金融化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手段，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同时高管出于管理防御会选择降低自身承受的风险，购买金融资产以获取私人利益[5]。
提出假设H2：高管股权激励会强化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
2.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选取2010-2020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以下条件进行数据处理：（1）剔除金融类企业；（2）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样本；（3）剔除ST类企业。最后，共获得24935个样本。
3.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本文的主要变量定义见表2-1：
表2-1 变量定义
在经济模型方面，本文借鉴赵宸宇（2022）[7]的研究，构造以下模型：
4.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如下表2-2所示，模型（1）展示了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两者系数为-0.089，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作用，假设H1成立。模型（2）中股权激励与金融化的交互项为-0.3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高管股权激励会负向调节金融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假设H2成立。
表2-2 金融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和 * * *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三、结论
本文在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化水平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金融化水平和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具有强化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措施和方案遏制住企业过度“脱实向虚”的不良风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帮助；第二，企业内部的高管激励方案应该要多元结合，让高管的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达成一致。
参考文献
[1] 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No.302(04):137-148.
[2] 吕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向与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No.178(18):13-19.
[3] 戴赜,彭俞超,马思超.从微观视角理解经济“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11):31-43.
[4] 杜勇,张欢,陈建英.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113-131.
[5] 徐宁,吴创.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来自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04):71-76.
[6] 张永珅,李小波,邢铭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审计研究,2021,No.221(03):62-71.
[7] 赵宸宇.数字化发展与服务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02):149-163.
作者简介：刘璇（1997.12-），女，广东河源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