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个体禀赋而引起的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深刻和隐形（刘成奎，2018），然而，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是如何发生影响的？其中的作用机制又将如何解释？这些都有待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 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互利和彼此信任的规范。居民个体禀赋而引起的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深刻和隐形（刘成奎，2018）；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Backer.M.C,1996）, 同时能够减缓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不利影响（申云，2016）。这些为我们从社会资本角度考察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处在同一阶层的人们具有相似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相近的属性会促使该阶层的个体之间相互交往（Blau,1991）。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也能为网络成员带来符号性的社会资本，从而提升网络成员的阶层认同。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对于幸福感的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越高，幸福感也就越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闰丙金，2012）。同时刘同山等认研究发现，主观阶层流动对于幸福感也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向上流动的人群，幸福感也就越强。居民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越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更高，但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不同的阶层主观幸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此，我们提出：
H1：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2: 社会资本对于阶层认同有正向影响。H3:阶层认同对于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4:阶层认同在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5: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阶层认同和主观幸福感起负向的调节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CGSS2015。本文所用的的数据分布在二个模块当中和第三个模块中，经过清洗和检验，确认有效样本为7735。
（一）因变量、解释变量、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
本文在幸福感的测量上，主要是通过询问“总体上，您觉得您是否幸福？”来测量的，在问卷中提供了5个选项，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并赋值为1-5，样本幸福感普遍不高。
将社会资本进一步分类可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询问“在过去的一年中，您经常在空闲的时间进行社交/串门？和“总体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为1-5。阶层认同上主要采用主观测量法，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认为您自己处于哪一个阶层？受访者在0-10之间选择一个数，0分表示处于最底层，10分则表示处于最顶层。样本平均分为3.66分，表明总体上主观阶层认同不高。公共服务满意度通过居民对于具体服务领域上的主观评价方法来测量。将各个方面的得分进行指数化处理成为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数（公共教育得分+医疗卫生得分+住房保障得分+社会管理得分+劳动就业得分+社会保障得分+低保等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得分+公共文化与体育得分+城乡基础设施得分）/900）该指数介于0-1之间，越接近1，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5、控制变量
从研究引入基本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性别（男=0）、年龄：处理成为连续变量、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0=非党员）、户口（0=农业户口）、婚姻状况（0=未婚）。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分析
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系数分别是 0.09 和 0. 178，在 0. 01 水平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时，社会资本与阶层认同也具有正相关关系，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与阶层认同相关系数分别是 0. 02和 0. 039，分别在 0. 1和0.01 水平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而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 r = 0.141，P ＜ 0. 01 ) 。由此可见，相关性分析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 － 3。此外，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指数与阶层认同、主观幸福感也有很强的相关性，显著水平都在 0. 01 以下。
（二）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来检验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这个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Nowell et al.,2016）,具体而言：（1）检验社会资本对于阶层认同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2）检验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是否有显著的影响；（3）检验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是否有显著的影响；（4）如果前三个检验成立的话，再检验社会资本、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在这时，如果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那么就可以说明阶层认同在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如果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是作用减弱，这时我们认为阶层认同的是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一显示，除了婚姻状况以外，其它控制变量都对阶层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最大（beta=0.154,P<0.01）,受教育水平越高，阶层认同也越高。教育作为个人资源并非一定直接作用于阶层归属的意识，但它可以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如收入、财产和社会声望等发挥作用（侯静，2009）。Bax-ter指出在说明主观阶层认同方面，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女性的阶层认同比男性高，党员的阶层认同比非党员高，农业户口的阶层认同比非农业户口的阶层认同低。模型二显示，社会资本对于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于阶层认同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了0.026（P<0.01）、0.047（P<0.01），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社会资本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的10%的方差，这也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社会资本越丰富，就越有助于提高自身的阶层认同（张顺，2012）。模型三显示，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之后，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0.106（P<0.01）,这也验证了研究假设H2：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户籍、政治面貌都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与模型一、二相比，婚姻状况对于对于幸福感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已婚的比未婚的感到更加幸福；而农业户口的主观幸感却高于非农业户口，具体原因有待今后的验证。模型四显示，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住其他控制变量之后，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171（P<0.01）、0.086（P<0.01）,这也验证了研究假设H3：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资本、阶层认同你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正如模型五所显示的，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弱化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的beta从原来的0.171降到了0.168；结构性社会资本的beta从原来的0.086降到了0.081），这说明了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阶层认同来传递的，根据巴伦和肯尼的中介检验法，假设4得到了验证。
（二）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本文假设 H5 提出，公共服务满意度在阶层认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即较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减弱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则会强化阶层认同感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我们采用调节回归分析的三步骤检验( Nowell et al.，2016 ) ，并采用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即如果加入交互项的时候，交互项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该调节作用存在。具体而言，三步骤检验法为: 首先，检验阶层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其次，考察阶层认同与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二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共同作用; 最后，将阶层认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及两者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检验这些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果第三个步骤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并且显著，那么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正向调节作用成立。
表四的模型一显示，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阶层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得分就会增加0.106分。模型二显示，阶层认同和公共服务满意度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98(P<0.01)和0.17 (P<0.01)。为了检验研究假设H5，本文在表四中的第三个模型加入了阶层认同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与阶层认同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21（P<0.01），模型的解释力也达到了11%，根据上面的调节作用检测方法，本文的研究假设H5即公共服务满意度在阶层认同和主观性幸福感之间起到调节的作用的到了验证。公共服务满意度在阶层认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反向的调节作用，即当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时，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减弱，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一致。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社会资本的拥有能否增进居民的幸福感。本研究利用CGSS2015的数据，专门检验了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阶层认同在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在阶层认同和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能够增进民生幸福感，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幸福感会更强。阶层认同在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社会资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阶层认同传递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在阶层认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时，阶层认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被削弱。在所有的控制变量当中，受教育水平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受教育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也会更强；年龄大的人主观幸福感也会更高；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比女性低；已婚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未婚的；非农业户口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农业户口；党员比非党员的主观幸福感高。
参考文献
[1] 王杨.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04):31-36+107.
[2] 岳经纶、张虎.收入不平等感知、预期与幸福感[J].公共行政评论，2018,03:119-212.
[3] 申云, 贾晋.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16 (3) :100-110, 158.
[4] 张梁梁, 杨俊.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J].经济科学, 2015 (6) :65-77.
作者简介：
吴少辉（1997-）,男,汉,福建泉州人,学历：在读研究生,单位：华侨大学，362000,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