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中，传播话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民族地区，新闻传播话语的重要性就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新闻传播是民族地区获取、了解信息的窗口，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民族地区的社会新闻，新闻媒体的传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
“话语分析本身是现代语言学从研究语言的抽象体系转向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形的结果，最早应用于语言学中。自60年代中期始话语分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80年代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胡春阳，2005）。
批评的话语分析法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结合，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强调社会制度对话语的限制作用的同时（胡春阳，2005），充分认识到话语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对社会变革所起的重大作用（李敬，2014）。
“梵. 迪克推动了话语分析向实用领域的发展是首次将话语分析与传播研究结合的典范”（李敬，2014）。
我国话语分析研究的发展起步晚，70末才有人介绍了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梵.迪克十几年前所言正是我们当前的写照：“研究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工作在不断增加，然而只有少量的工作集中于新闻具体的话语特征上（林新，2009）。大多数人是从社会学、经济学、大众交际学角度研究新闻的却没有什么人对新闻话语本身进行分析，因而对新闻生产的社会、心理过程与该过程新闻产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人做深入研究（赵为学，2008）。”
二、大公报发展的历史沿革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大公报“新记”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王凯，2020）。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王鑫，2020）。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田秋生、王天一，2021）。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陈雨璇、郝绍梦，2021）。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香港版出版至今（王咏梅、王素华，2021）。
本文之所以选择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有三个原因：其一，《大公报》的办报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曾远负盛名，在中国的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出的“四不”方针至今广为报业流传；其二，《大公报》现今作为香港的重要报纸之一，见证了香港从兴盛到日渐式微的历史流变，具有代表性；其三，《大公报》是反“港独”的报纸，通过其刊载的新闻案例来分析新闻传播话语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与研究主题高度契合。
三、研究方法设计
本文通过进入大公报官网，检索关键词“港独”，检索发现，从2016年到2021年，相关报道共有70篇。除去消息类新闻报道，还剩50篇新闻报道，其中，有10篇新闻报道是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报社的，本文将对70篇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着重分析大公报港独报道中的话语特征。
四、新闻报道中的话语特征
纵观现有新闻报道，本文试图将大公报中对“港独”新闻报道的话语进行类型划分，共有以下几类：
新闻的第一要义便是客观真实，没有客观性、真实性的新闻迟早要被公众拆穿，丧失其权威性，也是失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基础。
朴实的语言是新闻报道中经常采用的方法。为此，在新闻报道中常常采用朴实的语言，降低市民了解信息，接受信息的门槛。比如，在《旺角黄店煽仇 贴辱警图画》的新闻报道中，先是贴出辱警照片，然后记者报道事情的起因经过，并打电话求证，但遭受冷遇。
精悍生动、语言犀利是新闻评论中常见的语言特征。大公报的新闻评论分为两种，一种是社评，一种是锐评。很明显，锐评的语言上比社评更加犀利，文字更能直击人心，引起读者共鸣。比如，对“港独分子”的称呼有多种，“港独分子”“乱港分子”、“黑暴狂徒”、“黑暴残余”等，每一种称呼变化的背后都蕴藏着语气的强弱，批评力度的深浅。
含蓄委婉也是新闻评论中常见的话语特征，但通常针对的主体是黑恶分子，用含蓄委婉的方式，意思通常是挖苦讽刺。“四眼仔”称之前在该店打工三年，于2017年底花20万元接手经营变为小老板，惟经营一年多无起色，适逢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四眼仔’见撑暴、煽独有利可图，犹如嗜血的苍蝇，干脆将店舖变成黑暴黄店，支持反中乱港活动。”这是大公报刊登的《社会毒瘤/食人血馒头 煽市民抵制打针》一篇文章，采用简练直接的写法，直呼“港独分子”为四眼仔，并用犀利的语言挖苦嘲讽“四眼仔”的所作所为，极具讽刺意味。
五、新闻报道与国家认同
香港向来属于中国的部分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纵观现有的新闻报道，对于港独的报道中，大公报通过报道香港警察、香港政府、普通市民对“港独”的看法，以及香港政府为应对“港独”所做的努力，以此来凸显香港全体上下对“港独”分子的暴力行为的斥责。但在新闻评论中，大公报的新闻评论相对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评论则有所差距，主要有几点：其一，在语言上，大公报的新闻评价比较言简意赅，简明扼要的针对事实进行评论；其二，在篇幅上，篇幅较短。在选取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大公报的10篇新闻评论篇幅在1000字以内，相较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的篇幅，文字和深度则稍显简单；在深度上，大公报呈现铺陈直叙的语言表达，较少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缺少深度性。而对于“港独”原因，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中则较少提及，有点避重就轻感。
新闻报道作为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大公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报纸之一，除了对内地的政策、发展进行报道外，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唤起“港独”分子的良知和归属感，在素材上深度挖掘。但“港独分子”毕竟是少数，在香港佔中事件中，大公报对“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这一热血沸腾的事件的及时报道，也获得不少内地居民的好感，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传播，大公报需要更多这样有温度、有深度、有人情味味，以小见大的新闻报道，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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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春阳. 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D].复旦大学,2005.
[5]赵为学. 论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理论的建构[D].上海大学,2008.
[6]林新.2000-2009年: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研究主题分布图——新闻传播学论文类专业研究10年发展状态与研究偏向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12):204-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