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数据时代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基本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和村（社区）创建“六零”工作的取得一些成效，但与大数据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对群众愈加个性化、愈加差异化的需求掌握不精准，在思想认知、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体制和干部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多突出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具体内容等还没有精准把握。近年来，洞口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洞口县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暨六项重点工作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洞办字[2022]5号）文件，既为我县推进社会治理现代试点工作和村（社区）“六零”（零事故、零发案、零违建、零非访、零污染、零疫情）创建工作提供政策保障，又教育引导全县党员群众进一步知晓“六零”创建活动的重要意义、方法举措和具体内容。从县级领导和党员干部层面而言，99.9%以上都能精准掌握，思想认知高，工作效果好。从县属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来说，领导干部和党员职工能够贯彻落实县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参与我县社会治理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并结合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突出特色亮点取得阶段性成效。就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群众来讲，在我县大力推行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三个3”新模式过程中，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能够发挥自身潜能，工作落实到位，但是，由于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年轻村（居）民外出经商务工，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增多，加之这两类人群的文化素质较低，导致他们对我县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政治思想认知不足，参与“六零”创建工作的活动不多、难度较大，这给平安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建设带来诸多困难，尽管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凝心聚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对推进平安洞口建设方面的规定要求把握不太精准，具体内容不能清楚。
（二）党建引领村（社区）治理的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较为滞后，要理顺好各部门的管理权责问题。推进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发挥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采取“智慧党建+”“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网络科技，结合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网格化管理实际，落实好网格化治理的体制机制。目前，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仍不完善，没有明确网格员的工作职责，考核办法、绩效评价。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利用“互联网+党建”“大数据+”等方面还有短板、弱项，且无功能完备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在村（社区）开展“六零”创建工作中，网格员所采集的治理问题、信息资料、统计数据等方面，仍沿用传统方式上报，全县范围内的数据资源不能及时整合共享，数据壁垒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我县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的仍然未按要求搞好规范化建设。县级、乡镇（街道）有的综治中心服务功能没有健全、上下联动工作对接不力。县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乡镇（街道）等有关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通过积极探索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方法，虽然化解过一些涉及信访维稳、人居环境整治、山林权属争议和农村宅基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力量未能整合到位、信息资源没有完全共享，多元化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又因无专业化工作队伍，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作用很难有效发挥。
（四）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中精准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质量水平不高。目前，我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没有利用好现有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来为民办实事、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些村（社区）“两委”干部的工作能力、综合素质不一，作用发挥不力，仍靠传统的治理模式和村（社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广大群众参与村（社区）社会志愿服务和自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较少，有的村（社区）“支部+协会”只写进文件、喊在嘴上，成了摆设，“支部+协会”的作用还没在“六零”创建工作中发挥有效作用，传统守旧的协商途径与办法已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村（社区）“三治”（自治、法治、德治）新要求，“共建共商共享共治”的“四共”新模式急待形成。当今，我县村（社区）“三社联动”有待扎实推进，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投入应由政府承担，同时村（社区）项目建设要有延续性。村（社区）“三治”良性互动有待加强，自治、法治水平亟待提升。要想使村（社区）社会工作者用心服务、用情感人、用力尽责、把心留住，只有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激励保障机制，才能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二、我县推进社会治理和“六零”创建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过去，我县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社会治理，采取分部门、分层级的方法，坚持以“管理”为主体，以“管控”为手段，因此，我县社会治理面临以下六个难题和三种挑战。
（一）传统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1.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认识仍守旧。近年来，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扎实推进“六零”创建工作，在综治安全宣传、社会信访维稳、新冠疫情防控、环境污染治理、拆除农村危房、遏制违法犯罪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仍持“治理等于管理，治理等于管控”的守旧思维，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治理方法创新欠缺，致使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未被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群所认知。村（社区）“两委”干部只注重抓村级经济建设，月月想着谈招商、搞引资、请“老板”，天天进城找领导、跑关系、争项目，没考虑抓自治、重法治、讲德治就是谋发展、抓经济、创效益，没精准把握和分析研判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难题新矛盾，甚至毫无处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领域中复杂矛盾纠纷的应急预案、方法举措和对策建议。
2.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建设薄弱。县属有些职能部门领导因求稳怕乱、怕担责，总想把“六零”创建工作中的责任重担或环境污染、信访维稳等方面的“老大难”问题直接分派给基层组织，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因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重任，忽视“三治”功能的有效发挥，导致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群众参与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渠道受阻、载体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作用很难发挥，对基层组织社会治理的满意度、认可度大打折扣。这样我县平安村（社区）建设、平安乡镇（街道）建设、平安洞口建设和“六零”创建工作等会遇到诸多困难，只有平常加大政策宣讲力度，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才能提高他们的关注度、认可度和满意度，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困难就能迎刃而解。
3.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机制创新欠缺。随着我县24个乡镇（街道）机构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乡镇（街道）综治机构不再单设，乡镇（街道）综治办职责并入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管理，综治联动机制的有效衔接遇到新情况，社会治理仍属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仍欠缺，系统化管理、全局性联动滞后，很难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工作的整体推进。例如：患有严重精神障碍者的管理服务对象涉及公安、民政和卫生部门，各部门间对此类患者的鉴定标准、统计方法各异，且共享信息资源较缓慢，工作实效受影响。有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不能为识别弱势群体提供精准化管理与精细化服务，尤其是不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科技来分析研判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工作。在劳动教养、吸（贩）毒、电信网络诈骗、刑满释放人员和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管理方面，过去一段时期，尽管我县以前对这些特殊人群采集了人员信息，录入了信息系统，但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来进行信息分析研判和指导管理服务方面的机制尚需完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对各类信息化系统掌握不多，开发利用太少。村（社区）社会治理和“六零”创建工作仍停留在“不是大事岂可怕，反正天不会塌下”的侥幸心理，个别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对辖区内的信访“专业户”、不务正业者、“两劳”释放人员管理不闻不问，对一些农村宅基地矛盾、山林权属纠纷和经常打架斗殴等问题不理不睬，事前忽视预防化解矛盾，事后处置造成社会影响，至今有些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还信奉“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你就有能力和水平”，甚至仍想通过“花钱买平安”的粗暴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问题，这些只能激发社会矛盾，对我县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增添困难。
4.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干部能力不一。从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结构来看，从事综治执法、信访维稳、行政管理和法律服务等基层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不多，就连乡镇派出所警力都已青黄不接，平时接处警等事务一般由辅（协）警完成，因此类人员的综合素质较差、业务能力不强，导致接处警的质量不高，群众对他们的工作难以满意。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网格员队伍流动大，没有相对固定的专职网格员，专职网格员的福利待遇跟不上，兼职网格员一心多用，年龄结构和业务能力没有优势，平时都以应付工作为主，至于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精准化的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无从谈起。
5.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体验效果欠佳。由于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在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要想满足所有群众的具体化、个性化、差异化需求是很难实现的；因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中，支持与鼓励社会化组织相对较少，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尚未成熟。这对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造成一些“诟病”；社会服务覆盖率不高、社会政策支撑不够完善、实施人性化社会管理很难。 因此，不利于融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在我县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群众关系，尽管以前类似医院等非政府机构偶尔到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开展了卫生健康讲座、免费测量血压等为民服务活动，但其形式单一，覆盖面不广，效果也不佳。
6.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群众很少参与社会治理。从我县基层社会治理情况看，一是群众的参与度来讲，社会治理主体还是以乡镇（街道）、非政府机构、村（社区）“两委”干部为主,除一些退休妇女能主动参与外，大多数居民群众被动应付。尽管有些村（社区）专业人士的素质较高，但他们只是在村（社区）“两委”组织召开“院落会、屋场会、板凳会”或上门走访时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二是从服务形式来看，主要是开展文化娱乐和义务帮扶。随着我县城市化程度加快，城乡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急剧增加、流动人口增多，且这些群体素质能力难以适应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新要求；三是从社会治理环境而言，仍受“大政府、小社会”环境制约，由于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付出了不少时间、精力，但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两委”干部很难及时有效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因此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难免受到影响。
（二）传统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1.治理理念挑战。由于政府主导下的传统的权本位治理理念仍旧存在，大数据时代，假如社会其他主体受制于政府“管控”之中，既会对政府公信力存在一些质疑，还增加了其管控社会公共事务时的行政成本、影响了治理效率，妨碍了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因此，只有政府主体与社会其他主体开展合作与协商，扭转过去那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才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2.治理主体的挑战。如果政府作为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一方面，势必影响其对社会治理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掌握和利用。在传统型的治理模式下，因大量的社会资源被社会其他主体所掌握，但在政府作为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时，社会其他主体较难参与到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也许会浪费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资源，从而影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效果与体制机制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往往会采用相应的行政强制手段来实施，达不到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效果，社会矛盾将会因此一触激发，难以凝聚社会治理共识；再者，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主体与社会其他主体手中所掌握的社会治理的信息和数据资源很难均等，因此，除政府单一的主体直接进行社会治理外，社会其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情与动力谈不上与政府主体形成协同效应。
3.治理方式的挑战。我县推进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是关乎洞口90万群众的一项普惠的民生工程、系统工程和建设工程，我县坚持“人民生命安全放首位、人民群众利益排第一”的原则。如果凭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无法对社会其他主体的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精准把握，而政府主体的行政手段和力量终究有限，过去，政府大多是以抽样调查、局部数据和社会经验为基准，因此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思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成为必然。因此，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只有共享多元化的社会信息和数据，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近年来，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转变了社会治理方式，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道路交安全顽瘴痼疾整治、儿童防溺水事故和疫情科学防控等方面实行县级领导下村联点、乡镇干部负责包片、村“两委"干部包干到组、村民组长具体包户、社区干部包楼栋和党员同志结对到人的社会治理“治理网”，我县各级党员干部在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中，采取了“带着板凳入户宣讲、走访摸排各类隐患、制定风险化解预案”的过硬举措，做到了“三管”齐下，“六网”同撒，群众呼应。
三、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和村“六零”创建工作的主要作法与成效
(一)采用积分换项目，真金白银促进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过去以来，在我县364个村（社区）中，有些“两委”主要干部，一心只想为发展壮大村（社区）级集体经济，彰显其为民办实事、求实效的政绩，对有的村民在宅基地矛盾、老信访问题、耕地抛荒和安全隐患等方面关注得少，平时注重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和心事进城找领导、跑关系、要项目、争投资，时间花费多、心事耗费大、开销一大把，然而项目没着落、金钱河中抛、实事未办好，成效看不到，群众有牢骚等现象存在。对此，自2021年以来，我县委、县政府领导把人民群众举得高，改善民生当首要，综治维稳必抓好，因此，要求全县所有村（社区）“两委干部”想方设法扎实搞好“六零”创建工作，一心一意抓社会治理，聚精会神促乡村振兴，坚持因村（社区）制宜，采取务实管用的方法举措，正确引导村（居）民积极参与儿童防溺水、村级环境治理、道路交通安全、新冠疫情防控、综治信访维稳、清理农村违建、推进乡村振兴和树倡乡风文明等重点工作，着重推行“积分换项目，真金白银促治理"的实招硬招，县委、县政府结合2021年底全县346个村（社区）积分考核排名情况，于今年3月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暨六项重点工作攻坚行动督战会上，县委从县财政拿出1000余万元，对102个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成效显著的兑现“积分换项目”奖励，分别奖励1至5万元工作经费和3至18万元项目资金。目前，全县村(社区)“两委”干部过去那种“托人拉关系、争项没眉目”局面不复存在，现在都集中精力抓社会治理，促乡村振兴，为群众造福。我县该典型经验作法已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多家新媒体上予以宣传报道，且取得了良好社会治理效果。
（二）大力推行我县乡村（社区）社会治理“三个3”新模式
大数据时代，推进我县村（社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要运用党建+、支部+协会、微信工作群、抖音和“村村响”把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非法越级上访等利弊关系讲清楚、道明白，提高群众对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思想认知和行动自觉，让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助推我县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今年来，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群众凡操办红白喜事，一律采取婚事简办、寿宴少办、丧事概由该村（社区）红白喜事会3名理事主持，操办时间3天，花费开支3万元。这种乡村（社区）社会治理“三个3”新模式现已成我县群众移风易俗新时尚，乡村文明新风蔚然形成，该模式已在全省乃至全国予以推介经验。
（三）强化组织功能，锻造我县参与村（社区）社会治理过硬队伍
切实推进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但要创新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治理方法举措和治理体制机制，还要强化我县364个村（社区）自治的组织功能，因此，就必须锻造好县派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乡镇公安交（辅）警、包片（村）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和村（社区）辅警作为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五支队伍”。
1.县派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伍。推进我县乡村振兴发展，构建村（社区）社会治理新格局，对维护我县基层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县对364个村（社区）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明确要求他们与村（社区）“两委”干部一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抓实“六零”工作创建，严守驻村纪律，密切群众关系，扎实干事创业，严守驻村纪律，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形成“同心心协力一起干，快迈步伐往前赶”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2.乡镇公安交（辅）警队伍。当地乡镇公安交（辅）警担负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神圣使命，只有这支队伍忠诚可靠、作风过硬，才能依法打击辖区内违法犯罪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保驾护航，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村（社区）和谐稳定。
3.包片（村）干部工作队伍。我县24个乡镇（街道）党委、政府注重加强对所辖村（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采取乡镇（街道）干部驻村包片协管辖区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真正与群众想在一块，干在一起，解好难题。
4.村（社区）“两委”干部队伍。“当地群众富不富，关键在于村支部”。一个好村（社区）支部就是一支带领村（居）民致富的“领头羊”，也是一座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堡垒”，决定着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质效。
5.建强一村一辅警队伍。我县在村（社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六零”创建工作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村民纠纷，毕竟驻村（社区）乡村振兴工作队、乡镇包片（村）干部队伍等力量有限，且不具有执法权，因此，建强一村一辅警队伍，有利于维护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正常社会治理秩序，助力我县村（社区）“六零”创建和社会治理取得实效。
四、大数据时代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与建议
（一）利用大数据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
1.转变治理理念和主体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首先，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妨碍了体制机制创新。只有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政府权本位理念转变，才能推动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创新。一要实行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大数据时代，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要作为平等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坚持以合作与协商为主，以管理与管控为辅；二要实行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政府主体要始终认识到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于服务社会治理，力戒滥用权力；三要实行官本位向为人民转变。官本位思想在政府本位理念中所滋生，大数据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建设法治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官本位理念必须转变。因为无论哪个政府都无法对社会所有资源全程掌控。政府主体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要有民本思想，为民情怀，围绕群众合法利益去做工作、办好事、解难题，实行好政府主体与社会其他主体间平等关系，推进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变。其次，政府治理主体必须转向多元性。当今政府管理与管控意识必须转变，复杂多样的社会事务给政府治理主体带来麻烦，只有让社会其他主体自觉遵循“自治、法治、德治”原则，在各自权责范围和管理体制下建立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数据共享关系。一是社会治理格局实行全面共建共享。共享是大数据的基本要求，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中，任何社会主体只有保障群众的参与度，才能实行共享与共建，从而确保各个主体的职能发挥；二是平等合作关系确保构建多元主体。大数据时代，既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鼓励社会其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通过各社会治理主体间实行平等对话合作，达到数据与信息共建共享，从而推进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形成强大合力。
2.探索创新我县治理方式和体制机制势在必行。一方面，传统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满足“复杂社会”发展要求。只有运用大数据来进行科学化、精准化社会治理决策，才能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一要构建信息数据开放治理机制。政府和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所掌握的全面而精准的信息数据应要向全社会及时公开，利用好大数据技术构建共建共享的治理机制；二要构建依法综合治理机制。要坚持全民依法依规治理社会，做到多元社会治理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建立法治框架、依法保障各主体间平等关系，进行科学合理分工合作，各社会主体务必依法履职尽责，依靠大数据技术和综合运用法律、思政、道德和教育等手段，实现我县社会综合治理和治理体制创新。另一方面，推进我县社会治理体制由散碎化到整体化转变。大数据时代，实行多元主体社会治理时，既要考虑系统性的整体，又要兼顾各主体间平等性的关系。因此，只有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建设壁垒，才能推进综合治理与协同治理的有机融合。各社会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要求同存异，加强信息数据共享，强化社会综治共识。政府主体与社会其他主体要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等方式，构建起共建共享共治的信息数据平台，从而推进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3.提升村（社区）“六零”创建的信息化水平。开展平安洞口建设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作支撑，强化对道路交通安全、禁毒、反电信诈骗、儿童防溺水、信访维稳和疫情防控等六项社会治理重点工作的立体化、信息化和科技化社会防控体系建设。结合洞口大力推进“三区一中心”建设、“一十百千万”工程和创建省级森林城市，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微信微博等建立全县便民信息服务平台。一是凡涉及县级、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综合治理、“平安洞口”建设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有关内容、图文资料和各类数据等信息资源等在各部门间进行整合共享，实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思路创新，载体创新；二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要实现精准化、精细化社会治理就是改变传统的信息数据统计与分析问题，守旧的统计模式只能得到各类散率的、片面的数据，对提升我县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帮助甚微。比如精准扶贫，假如只凭独立的单个年份收入作为衡量依据，而不考虑其教育水平、信贷资金的流动性、就业再就业的特殊性等一些表面数字进行分析研判，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进行各类数据的综合分析，就无法获准有效信息数据；三是要及时对各类信息资源的发布进行预警，强化舆情风险和社会治理防控，提高治理的预警处置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政府和社会其他治理主体提供信息数据安全保障；四是要健全完善平安洞口、平安乡镇（街道）、平安国有林场、平安住宅小区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平安洞口创建、平安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准化水平。
4.搞好顶层设计，高标准规划我县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我县要主动对标中央、省委、市委有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暨六项重点工作的指示精神和规定要求，要结合我县开展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实际，强化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顶层设计，我县24个乡镇（街道、管理区）、364个村（社区）1个罗溪国家森林公园、1个平溪江国家湿地公园、2个省级森林公园和5大国有林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暨六项重点工作攻坚行动督战会议精神，坚持高起点地切实规划设计好本单位的《“六零”工作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既要通过我县各级党组织的理论中心组学习、分层次进行干部轮训等举措，切实提高我县各级领导、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对洞口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认知和行为自觉，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又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彰显亮点地打造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创建“六零”工作样板，我县林业系统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整治县内采石、采砂场的环境污染、大力开展“植增绿护绿利绿活绿”行动，“义务植树”“四旁植树”和安排900余名生态护林员，积极协助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抓实落细社会治理和乡风文明的工作成效显著，森林康养基地示范建设在湖南领先，我县各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履职尽责、各显其能，先进典型比比皆是。比如，竹市镇安南村用好“支部+协会”治理模式，构筑起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取得的社会治理成效显著。
（二）创新我县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的合理化建议意见
1.坚持党建引领，利用“三会一课”等载体创新我县社会治理。大数据时代，我县上下要坚持以党的领导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要通过探索联系服务人民群众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载体，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架起基层党建与公共服务、信访维稳和平安建设等社会治理桥梁，利用村（社区）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和“四议两公开”等方法载体，正确引导人民群众投身我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同时要因人而异地维护好、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合法诉求，用党建引领我县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有序有力落地见效。
2.实行资源整合，完善我县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多元化预调机制。我县村（社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预警机制要随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来加以完善，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用“自治、法治、德治”方式进行社会治理的能动作用，要利用现有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规民约”和“村规民约”实打实开展群防群治，及时发现信访维稳、反电信诈骗、安全生产等风险隐患。一要提高信访维稳工作信息化水平，打造好网络信访合法诉求平台。加强我县乡镇（街道）的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乡镇（街道）社会事务服务综合中心、村（社区）“两委”和“五个协会”共同参与我县市域社会治理实战功能；二要大力整合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力量，健全完善我县乡村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有机衔接、协调互补、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比如，又兰镇瓜铺村在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时，由于占用当地村民的山林土地和耕地农田，有时一天矛盾10余起，但该村“两委”干部和党员组长俯下身子、耐心细致地宣讲政策，讲清道理，做到了小事情不出组，较大问题化解在村，大矛盾纠纷不交县，实现了“零”上访，为我县后进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和“六零”创建工作树立了榜样；三要压实政府部门购买社会心理服务的责任，让社会心理服务专业队伍用心用力用情去做好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助推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打造洞口样板。
3.注重多元共治，形成我县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的新格局。我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要坚持“自治是举措、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的思路，积极鼓励社会其他组织力量共同搞好社会治理，要通过民主决策、管理、监督的方式理顺好村（社区）“两委”、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的关系，要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开展社会治理，达到村（社区）多元治理、协同治理、依法治理、共建共享的目的，从而探索构建起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多元治理体系，要加大对村（社区）的实训基地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强对社会服务工作者能力水平培养，业务教育培训，提高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充分发挥村（社区）“三治”（自治、法治、德治）和“支部+协会”共同作用，健全完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扎实推进村（社区）“三个3”治理新模式，让多元共治在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落地生根。
4.推行“社会联调”，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搞好我县社会治理。我县坚持村（社区）创建“六零”创建工作目标的思路，加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综治安全和信访维稳工作，健全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要以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为契机，各级政府综治安监委员会、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各居宅（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支部+协会”等社会组织（团体）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通过整合调解资源力量，采取提前预防、主动介入、同向发力、多措并举的方法，不断推进我县交通安全、禁毒禁赌、电信诈骗、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网络购物、食（药）品安全、物业管理等10个方面的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我县社会其他主体既注重自我治理，又实行“社会联调”，使我县346个村（社区）真正做到“零事故、零发案、零违建、零非访、零污染、零疫情”，我县政法系统特别司法部门要落实落细“专调联调”各项举措，联点县级领导、县派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乡镇公安交（辅）警、包片（村）干部、一村（社区）一辅警等“五支”队伍和人民群众都要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进行社会治理，做到小事解决在村组，较大问题调处在乡镇（街道），大矛盾纠纷不上交县里。
5.构建“智慧政法”，充分利用“政法大数据”服务社会治理实践。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最好社会治理实践，搞好我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离不开政法领域信息网络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创新，因此，我县政法系统干警办案要学会运用“政法大数据”来办理盗窃、抢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毒品等5类刑事案件，打通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的信息数据“孤岛”，实行“一把尺子”办案，运用“一个标准”量刑，做到“一套方法”监督，促进我县司法公平公开公正，提高办案准确率、办案质率和司法公信力。
6.树倡“文明乡风”，发挥好社会主体的智慧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大数据时代，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对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具有重要作用，群众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人翁，也是新时代传承“文明乡风”的参与者，既要考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所需、所盼、所想和合法利益诉求，也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微信工作群、抖音、手机APP和“村村响”等传播社会治理正能量，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村（社区）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一是要用“村村响”经常播放安全生产、儿童防溺水、人居环境整治、信访维稳、美丽乡村建设和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治理内容，鼓励人民群众自编自演的治理宣讲会、朗诵会、广场舞、健身舞，树倡“文明乡风”；二是要将“自治、法治、德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村（社区）入户，从而培育良好的文明乡风和孝老爱亲家风，构建和谐幸福美丽洞口新格局。
五、结 语：大数据所具有的规模性、多样性和价值性特征，为加快推进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信息科技支撑，对创新我县治理理念、主体、方式和体制机制等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县为建设平安和谐幸福新洞口，扎实推进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按照共建共商共治共享的理念，教育全县广大党员群众切实提高对我县村（社区）“六零”创建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全面知晓“六零”创建工作的方法举措和具体内容，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理念、主体、方式的转型和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适应大数据时代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新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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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路径的调查研究》，赵文青—《品牌研究期刊》—2021-12-17。
3、《政府人本管理：本质、模式与实施途径》，於唯—《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7-12-6。
4、《服务类社会组织与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研究》，刘溪-《大学生联合对比库》-2017-11-6。
5、《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马俊-《行政与法期刊》—2020=12-17。
6、《顺民意聚民心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王晶冉-《辽宁行政学院期刊》-2014-11-30。
作者简介：
尹建仁 1967.07 男 湖南洞口 汉 本科 国家开放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高级政工师 洞口县大湾国有林场 研究方向:基层党建、思想政治、乡村振兴和法律援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