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是由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每个民族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和民族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基石，而民族是乡土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一、乡村振兴为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提供机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不断受到人们关注。以保留乡村特色文化为目标，促进乡村发展，同时也为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机会。
1.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唤醒民族文化传统
场域通过塑造惯习来塑造主体，惯习则穿过了悟的领域。文化习惯是根据传统习俗的概念，与文化遗产领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有研究者将文化习惯定义为根据同一地域、血缘、家族而构建的个性化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体现在个体的性格、心理以及情感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在农村，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呈现片面化趋势。民族成员对文化遗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鉴于少数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内在意义的认识存在误解，传统的文化习俗没有生成新的形式，相反，即将面临消失的尴尬境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使各民族从被动传承走向主动传承，文化习俗正在逐渐被唤醒，文化场景发生了无声的重塑。
2.乡村振兴战略助力链接文化主体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打造美丽山水、减少城乡差距、推进乡村信息化。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源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保障政策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且，这些政策也为重塑民族文化传承领域提供了有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主张吸引人才，借助家庭、农村社区、学校的联合优势，培养内生人才，推动乡村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乡村人、村落社区和企业能够意识到乡村的潜力，进而实现传承主体之间的合作。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借助引进人才，推动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增强农村职工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这不仅为乡村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同时，还借助人力资源改善家庭、乡村社区、学校结构，从而加强调整民族文化遗产场域结构。正是由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回流”和“人才引进”政策，成功解决了乡村文化传承领域中人才短缺的难题，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文化传承与经济进步发展，为不同传承实体之间的互动创造了优良条件。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难题
在内外合作的推动下，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衰弱，其所依托的文化空间受到不断挤压。乡村民族文化传承的领域不断缩小，变得碎片化。这导致了民族文化传承领域中主体关系的模糊，话语权力的失衡以及民族文化传承所依靠的主要领域的渐弱等挑战。
1.民族文化传承领域中主体关系不清晰
在构建或重建一个领域的过程中，主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民族文化遗产领域是为了能够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而提出的，该学科在民族文化遗产领域的建立或重建中非常具有价值。民族文化遗产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涵盖被认为是决策主体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被认为是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度假等相关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此外，还有被认为是行动者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从主体分布和构成来看，构建民族文化传承场域时主体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但是，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传承场域中的各个主体存在着不一致的价值取向，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模糊，这使得很难在各个场域主体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以形成共同的合力。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鉴于决策相关机构在总体规划上没有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和行为者在处理民族地区事务时很难合理执行政策。
（2）在政府统筹整合下，利益相关者在安排民族地区工作时，将经济效益被认为是首要考虑，忽视了各主体互动协作逐步形成的整体效益。
（3）行动者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只注重决策的执行和落实，大多缺少将政策与当地实际相结合的理念和策略，从而致使建设中未能逐步形成决策主体、利益主体和行动者的民族文化遗产。协同效应造成民族文化传承领域的重要功能不能合理发挥。
2.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话语权力不平衡
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建构旨在继承和延续不同民族的文化，而它不仅是用来保护少数民族或主流文化，更是为了能够创造传承空间，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与预想不同的是，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场域中，不同民族、城乡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衡，从而致使了话语权的不平等。强势话语常常压制同一体系内相对弱势话语的权利，导致弱势话语的发展受限，多元共生的理想状态是无法做到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乡村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话语权逐渐被削弱。话语权弱的主体没有充分认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未意识到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或者是过分关注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开发经济的利益，而盲目追求短期效益，未能统筹做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长远利益，从而致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度开发，忽视了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与生态、经济、社会紧密结合的关键。最终造成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慢慢消失。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现象明显，乡村地区的人才不断涌向城市，这给乡村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适应现代快速发展的压力。同时，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乡村民族地区面临着失去自身特色的尴尬局面。
3.民族文化传承的场域衰弱
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家庭、村落社区和学校这些传承民族文化的场域正面临着消失的问题。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1）家庭场域中民族文化传承日益减弱
随着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大部分成年人不再满足于农耕或传统手工艺的谋生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外出务工来改善贫困生活的状况。这导致在家留守的年长者和幼童所占比例增多，取代了传统的老少同堂家庭结构，从而导致了民族文化代际传承的断裂；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孩子已然成为留守儿童，或者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部分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城市学校读书。这意味着父母和孩子放弃了民族文化自然传承的环境，接触民族文化的机会逐渐变少，导致民族文化在家庭中逐渐弱化，甚至逐渐消失。
（2）村落社区场域降低民族文化传承
信息时代迅速发展为农村社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涉及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然而，鉴于全球化文化的效果，传统农村社区的生活方式、思维和行为发生了变化。民族文化遗产原有的传承模式被破坏，各种传承方式和渠道变得独特。
（3）孤立的民族文化传承学校场域
一方面，学校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过于注重其规律性和系统性，而忽视了民族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对学校教育的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意义。另一方面，学校传承的民族文化内容与学科课程融合较少，无法激发传承者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在整理、组织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注重学校内部的优化和整合，忽视了家庭教育和乡村社区教育在遗产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学校传承环境与家庭和社区之间缺乏联系和互动，无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民族文化在学校传承中相对孤立。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域的重建之路
1.调整乡村民族文化遗产的主体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建立民族文化遗产的事物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由不同的决策主体、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组成。这三类学科不仅有共同的兴趣诉求，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它们既可以相互补充，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各个学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三类纪律涵盖决策纪律、执行纪律和参与者纪律。决策主体是负责对民族文化传承进行整体规划和决策的组织，其职责是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活动提供整体指导。然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与其社会背景和内在逻辑密不可分，并具有跨学科相关性。这与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包含决策者的参与外，还应当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的积极参加。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动力是主体利益。利益相关者的构成非常普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由于参与主体的差异，重建民族文化遗产领域涉及多种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行动者的一致性体现在代表性发展领域与民族文化遗产的统一，以及与民族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和包容。而差异性和冲突则体现在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单一性和时间差异。当以短期和直接利益为重时，忽视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和长远影响，将自身利益与文化遗产发生冲突。行为主体是民族文化遗产实践的基础，即文化传承的实践者。在重建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主题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愿望一定要借助行动者的实践变成现实，并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反馈和创新。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必要重建民族文化遗产场域，化解不同主体因立场与角度、利益与权力、资源与角色而形成的冲突和矛盾。在满足各方利益的条件下，应当改变对单一主体的观点，采取复合主体的观点，明确各主体之间复杂且动态变化的相互关系，以形成有力的合作共同努力。
2.重构多元共生话语的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文化传承领域重构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多元共生话语的重构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应重视创新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话语。政府应制定政策以及保障机制，鼓励乡村少数民族地区参照实际情况发展自身特色文化，同时加强与城市的沟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和继承提供优良环境。
（2）乡村民族地区可以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借助城镇化的机遇，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乡村文化资本的壮大，为多元化重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机会。
（3）民族话语中，体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多元共生。这种多元共生不仅包括各民族语言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也涉及到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交流。而实现各民族的多元共存不仅仅依赖于各自文化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解决城乡间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各主体要加强合作，为民族农村发展予以更加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3.建立包含多元民族文化传承的开放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族文化传承是对“文化惯习”的再塑造。要想培养“文化习惯”，就离不开掌握民族文化遗产。只是在一方面重建文化场域是不够的，不仅仅包含依靠家庭教育、乡村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联动和互动外，还应当需要农村教育部门的领导和乡镇企业各方力量的共同支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当需要构建一体化开放的民族文化遗产机制，主要涵盖遗产体系、遗产内容和遗产环境。农村相关部门要在政府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农村实际，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健全民族文化传承制度，使家庭、村落社区和学校之间的传承形成多方联动整合。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断被同化。因此，家庭、村落社区和学校这三个场域都需要重新思考民族文化的内容。在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家庭和村落社区场域可以通过教育和新技术的结合来优化整合乡村地区的民族文化。学校场域也一定要将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课堂延伸到生活实践，将生活实践充分渗透课堂传承。环境的影响与熏陶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来说至关重要。
4.改变民族文化传承模式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学校教育为主的传承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代乡村民族文化的传承需求。必须更好地满足这一现实需要，原有的民族文化遗产模式应当需要不断更新和变革。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注重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充分利用。生态文化资源保护与民族文化遗产模式更新密切相关。民族文化的传承植根于环境的生态文化。所以，保护和传承生态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遗产模式创新的关键内容。我们能够从改变农村居民民族文化传承观念入手，不再仅限于不受限制地开发和利用生态文化资源。需要进行合理评估，充分挖掘农村生态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发展已然成为各农村的优势。乡村振兴不仅注重各个农村地区的振兴，还关注农村之间的互联互动。参照各地区优势条件，调整偏远农村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借鉴其他地区的模式，使民族文化传承与生活生产紧密结合，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对该传承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了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模式，并充分利用城市的丰富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将城市企业与乡村企业有机结合的方式，推动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对乡村地区的各个领域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效果评估，以不断改进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承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相互促进的目标。
5.培养传承乡村民族文化人员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动力。无论是推动民族文化遗产领域建设，还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贡献。尽管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文化遗产田重建予以了人才支持政策，但仍应当需要家庭教育、乡村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密切配合，发挥人才支持政策的关键作用。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乡村地区存在着无法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问题，导致人力资源匮乏，本土文化遗产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也有待增强。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培养“立体文化人”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三维文化人，一方面是指既机械地接受文化、传承文化，又积极学习、创新、发展的传承人，将文化传承融入自己的生活和实践中，以更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方式延续传统文化。作为具有意识的个体，传承者不仅具备对文化的认知主动性，还具有对文化传承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性。为了降低重复率，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家庭教育的影响，鼓励村落社区教育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作用，通过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参与并不断推进。这种培养的方式包括思想教育、实际操作以及研究探索，通过三个不同领域的教育，可以全面培养并培养乡村文化传承者的理念和行为。这不仅有助于造就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还可以激发乡村文化的内在机制和潜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结语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下，民族地区的村寨和村落逐渐融入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大环境中。这一转变使得民族文化生境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使得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成为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文化复兴，在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只有当民族群众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时，才能为民族地区的乡村全面复兴提供助力。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将创新、发展与保护、传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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