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简称《分析》）中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试图为革命党指引正确的斗争方向。因此，他开始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2]”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前途等问题。《分析》通过“辨明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3]”，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萌芽之作。《分析》的发表是他“深刻洞察党内外思想动态[4]”，纠正共产党内部的错误倾向，吸取历来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重要成果。
1.创作背景
1.1.时代背景：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大革命风雨欲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国内大小军阀斗争不断，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在此期间，对外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地压迫和掠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利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对内反动势力依然强大，各地军阀、地主和买办阶级残酷剥削人民，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民族危机和阶级压迫的加剧，使得广大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而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以及农民运动的发展，则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轰轰烈烈的抗争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随着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国民党内部“暗流涌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而中国共产党在力量上相对弱小，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复杂，各阶级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一，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城乡资本主义的代表，其政治主张和革命态度充满矛盾，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为革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对各阶级进行深入的分析，“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5]”，亟需分清“敌、我、友”，纠正错误思潮，为中国革命扫清思想迷雾，为之后的革命斗争指明方向，也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毛泽东撰写《分析》，既是对国内矛盾尖锐、大革命风雨欲来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映，也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
1.2.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分析》的创作过程中，尤其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运用过程与中国实际国情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理论。毛泽东深刻理解并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他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着手，分析不同阶级所持有的政治态度、革命倾向，揭示出阶级关系的本质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成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毛泽东没有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而是将其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他深知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阶级构成等实际情况展开分析考察。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察，揭示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不同作用和前途。毛泽东还结合对中国国情的实践认识，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独创性地使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概念，如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新概念，同时也对这些阶级的特点和倾向作了细致分析。毛泽东通过对《分析》的创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1.3.现实需要：反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明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为什么要撰写《分析》这篇文章？是为了“要分辨真正的敌友[6]”，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告诫我们“能否分清敌友，是关系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7]”，在这个问题上含糊不得，只有分清中国革命中的敌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开始共同领导全国大革命，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迎来了高潮，工农运动也蓬勃发展，而革命的进程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阻力。面对国内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对于在革命中各阶级的“敌友关系”，即使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认识也不尽相同。党内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其错误倾向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外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其错误倾向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8]”。第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认识运用不足，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具体状况了解不足，在思想领域坚持“二次革命论”，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大革命中有力量担任领导阶级的重任，同时也忽视了无产阶级同盟军农民的地位作用，将革命的领导权放弃，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使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误导了党内不少人。第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虽然注重组织发动工人，但是却高估了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能够发挥的力量，而对于存在于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不够重视，也同样没有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重要的同盟军作用。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席卷中华大地的伟大时刻，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两种错误倾向，在结合历代革命与自身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分析》，为纠正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策略上的偏差和错误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2.理论价值
2.1.科学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
《分析》不仅是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深入系统地分析，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文章开篇就分析了“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9]”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认清革命需要团结的对象和斗争的敌人，因此革命党往往领错路而导致革命失败。革命党为了“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10]”，就必然要分清革命路上的敌友，进而联合真正的革命力量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就要求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有系统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着手分析，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国情，明确区分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多个阶级和阶层，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科学工具，也为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在揭示阶级结构时，还对各阶级的特点和革命趋势进行了概括分析。例如，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代理人，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是革命的极端反对者；中产阶级，代表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待革命的态度取决于能否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待革命有两面性；小资产阶级整体上不反对革命，甚至在革命大潮时有参与革命的意愿；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最底层受到沉重压迫的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分析》中，毛泽东以卓越的智慧和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结构和各阶级的特点，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2.2.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南
《分析》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理论分析，更是为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分析各阶级结构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为革命实践指明了方向。首先，毛泽东认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11]”，严重压制了中国近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方向，只有消灭这两个阶级，才能扫清压制革命的障碍。其次，毛泽东强调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工人阶级具有“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12]”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低下[13]”，备受阶级压迫，组织战斗力强。因此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此外，对于中国革命可以联合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在遭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14]”，当广大无产阶级参与革命威胁到其地位时，“他们又怀疑革命[15]”，所以要积极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走向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面临革命浪潮时“也只得附和着革命[16]”，所以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重要的联合对象。半无产阶级，即“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17]”，他们的生活普遍较差，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分析》通过明确斗争对象、领导阶级、同盟军及团结对象，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挥核心作用，巩固工农联盟，积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南，“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和光明前途，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18]”
2.3.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范例
首先，《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在中国具体环境下的灵活运用。该著作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为依据，分析其政治态度及对革命的影响，并独创性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应用，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其次，《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始终兼顾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他注重对中国社会展开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论特征。最后，这篇文章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价值。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强调了联合争取农民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重要性，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3.当代启示
3.1.坚持阶级分析，把握社会结构变迁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深入的阶级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农民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新行业的细分与新业态的增长使得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工人—农民”两大传统阶级也逐渐呈现出多层级特征，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19]”，并且不断产生并壮大，社会阶层更加分化复杂。面对这一形势，党和政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一方面要对社会阶层结构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要注意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公正合理的政策。走进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党和政府要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来区分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入了解社会不同阶层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诉求，寻找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化解社会次要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3.2.进行伟大斗争，提高斗争本领
毛泽东在《分析》中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敌人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和团结其他阶级，这启示我们要注重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敌人，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所总结出来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党历久弥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灰犀牛”、“黑天鹅”、“大白鲨”等事件层出不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只有进行伟大斗争才能实现伟大梦想。在国际上，我国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制裁打压，以及国外反华势力的渗透干涉。在国内，我国正处于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产生与暴露的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要提升自身斗争本领，能够科学预判发展中存在的隐患，及时解决出现的矛盾，把握好社会发展规律。在国际国内的各种重大斗争中，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审时度势做好战略规划，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在具体工作中注重方式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3.3.把握领导权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分析》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思想不仅揭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内在规律，更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要求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日常工作中，党必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确保各项政策决策都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其次，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包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21]”等方面的工作，使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最后，中国共产党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处理国内国际事务时，中国共产党要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与各方开展合作。在国内，党要积极推动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国际上，党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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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当代党员,2022,(Z2):13-30.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理论学习,2017(12):4-25.
作者简介：
位正旺(1999.05—），男，河北保定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