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赋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路径探析
杨怡1 赵超军2 黄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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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怡1 赵超军2 黄璨3,.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赋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路径探析[J]. 中国经济,2024.1. DOI:10.12721/ccn.2024.157323.
摘要:
数字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本文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并基于目前数字经济在我国发展面临的制约,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数字经济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
DOI:10.12721/ccn.2024.157323
基金资助:

1.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驱动着我国经济完成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转换,即完成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反映了我国要完成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必须正确对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数字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数字经济给全世界带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变化(赵星,2016),作为世界各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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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

2.理论逻辑与文献综述

本文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主要采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提出的: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并将数字经济分为四个部分,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

经济增长理论以20世纪40年代为界,主要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时期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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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从内在驱动力上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从外在表现上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李晓华,2019),针对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形成统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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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贾晖等(2020)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在后疫情时代下,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网络消费新模式开辟了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也将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赵新宇等(2020)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探究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在供给侧,数字经济主要在重构生产要素体系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提供助力;在需求侧,数字经济主要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加快对外贸易升级提质方面提供助力。\杜冰心等(2021)基于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相关性较强,数字经济正在改变我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数字化智能化政府加快了新旧动能的转化;我国通过数字研发、数字化设施建设的不断深化,掌握了数字经济的主导权,数字经济能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动力。

3.基于“三观”视角的赋能路径探析

3.1基于宏观视角

宏观层面新旧动能转换主要指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转换。消费、投资、进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依照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外需为旧动能,内需为新动能,在内需中,投资为旧动能,而消费为新动能(崔俊富,202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双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实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数字经济能够直接创造数字化消费需求,在后疫情时代居民消费潜力爆发的情况下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信息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又一新型消费,能够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从而在我国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购买信息服务能够相对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生活的便利程度,从应用网站会员,到外卖、网约车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的兴起,再到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新一轮信息消费的出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消费的迭代升级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创造新的消费场景的基础上,还能够进一步扩大消费群体。随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普及率的增加,农村的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依托于“直播带货”等新兴网络销售模式,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促进农村消费进一步提升。在大数据的精准测算下,企业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及能力进行精准测算,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提高消费体验,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

同时,数字经济能够加速我国对外贸易的提质升级。跨境电商平台的建立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削减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我国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在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贸易份额不断提高,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产品逐渐在多个国家投入使用,从而为我国对外贸易资金流转提供更多便利

3.2基于中观视角

中观层面的动能转换主要指产业结构的升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行业普遍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中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受到较为显著的影响,制造业开工不足也制约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却呈现出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办公等新业态加速发展,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仍保持高危增长,成为支撑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各地区、各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数字产业化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数字技术知识的流动以及衍生数字产品的创新,在过在各领域打造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我国产品业态的进一步革新,从而对传统业态进行降维打击,实现“弯道超车”。在产业数字化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各产业领域的深入应用能够促进产业格局的重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完成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数字化转变,提高各行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实现数量优先向质量优先的质的飞跃。

3.3基于微观视角

微观层面的新旧动能转换主要指生产要素的转换,包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多个方面。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组织方式,主要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的基础。作为一种特殊资源,数据具有非竞争性、非稀缺性、共享性、可复制性等多个特征,能够容许多个主体同时对其进行使用且不会耗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从创造到流通再到被利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价值。通过与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融合联动,将传统要素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产要素边际贡献率由负向正的转化,进一步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数字经济同样催化了多种新职业的产生,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后,国家统计局先后三次向社会发布了40个新职业信息,包括数字化管理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师等多个与数字经济相关联的新职业。这表明这些职业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职业技能。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重构,能够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最优匹配,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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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约因素

4.1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根据吴晓怡等(2020)的测算,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排名在全球28位,与我国数字经济水平全球第二的排名有着较大差距。在我国内部仍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少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智能设备普及不足,各省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较大。

4.2数字产业市场化水平有待提高

数据本身具有非竞争性,但目前我国的绝大部分数据仍掌握在政府部门以及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少数大型企业的手中。这些数据由于缺乏有效的开放和利用,其价值也难以被最大化挖掘(田杰棠,2020)。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缺乏市场监管和制度保障。在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方面,大量传统企业对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的价值认识不足,无法负担数字化转型的高成本和长周期,同时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难以大规模进行数字化改造,从而没有大规模形成融合发展的新业态。

4.3核心技术仍面临“卡脖子病”

在我国超大互联网网民数量和市场规模的支撑下,我国近年来互联网相关发展迅猛,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新兴业态不断显现,在许多细分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但在半导体芯片的生产以及底层核心技术研发等领域我国仍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面临“卡脖子”难题。例如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向华为出售基础及产品,短时间内华为的生产经营活动遭到了严重打击。

5.政策建议

5.1加快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数字基础设施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物质基础,其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的高度。通过扩大千兆宽带覆盖范围,推动移动网络扩容升级,加强偏远地区的基站建设,为基于高速网络的应用创新和推广提供基础网络保障,推动消费需求的迭代升级。

5.2加快数字经济市场化建设

搭建好数据交易平台,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体系建设,消除政府“数据孤岛”,推动可公开数据向社会的免费开放。提高监管能力,完善和制度保障,完善数据确权制度。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制定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引导数字企业集群化发展。

5.3促进技术创新,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给予创新企业税收优惠以及政策补贴,引导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部门间进行合作,打造“产学研”平台,提高数字经济相关学科、课题的占比,切实培养掌握数字知识、技能、创新能力强的专业人才,注重核心领域人才的培养,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并给予政策扶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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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2017,38(12):93-101.

[3]杨蕙馨,焦勇.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判[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7):16-28.

[4]余东华.以“创”促“转”:新常态下如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J].天津社会科学,2018(1):105-111.

[5]王金胜.山东省经济绿色发展新动能的培育理路[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3):36-40.

[6]董彦岭.全面深刻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J].科学与管理,2018,38(1):48-49.

第一作者:杨怡(1983.6-),女,汉族,四川乐山人,研究生,中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方向:投融资管理

第二作者:赵超军(1981.4-),男,汉族,湖北荆州人,研究生,中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国际工程公司,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第三作者:黄璨(1988.7-),女,汉族,四川达州人,研究生,中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方向:融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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