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唐时期“太原文学圈”的历史依据
太原，是我国北方的文明古城。殷商时太原为古国北唐”。鲁昭公元年(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晋国荀吴率兵北征，大败占据今太原一带地区的无终及赤狄别族咎如，太原地区始入于晋国版图。春秋末期，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显赫于世的晋阳古城问世于汾河晋水之畔，迄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晋阳古城在战国初期，曾做过赵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设置太原郡，郡治晋阳。汉代全国设十三州，并州刺吏部设治晋阳，这也是太原称“并州”之始，太原简称“并”来源于此。南北朝时，晋阳又是东魏和北齐的别都，始终保持着“霸府”的地位，高欢、高洋父子坐镇太原、遥控朝政。隋代，太原（当时称之为并州），长安并列全国两大城市。李渊，李世民驻守太原，因晋阳古有唐国之称，李渊父子定都长安后，遂以“唐”为国号。因此，唐文化部分理应是发源于太原的。唐朝的几位帝王曾数次扩建晋阳城，并相继封其为“北都”、“北京”，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三京”。先唐历史上的许多大事都与“并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汉末年宦官专政，朝官谋诛宦官，司徒、太原祁人王允引并州牧董卓入京诛杀宦官。董卓诛宦官，废少帝，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自任太尉，专横跋扈。王允与仆射士孙瑞引并州五原人吕布诛杀董卓。东汉末年，袁绍据并州与曹操对抗，建安五年（200）在官度之战中为曹操所败。曹魏末年，并州人孙资在明皇帝曹叡前力保曹爽和司马懿辅政，试图重振并州雄风。司马懿诛曹爽，大权独揽，其子司马昭被封为晋公，后司马昭依靠并州势力建立西晋。十六国时期，刘渊、石勒并州分别建立了前赵、后赵政权，前秦、前燕、西燕、后燕在并州进行过多次战争……可见并州这块土地上上演了多少幕你争我夺、弱肉强食、流血漂橹的战争，孕育了多少英勇善战的枭雄。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同时这里还也诞生了许多文人雅士，《山西通志》记载并州“人物辈出，代不乏人，皆有文武全才”。
二、先唐时期“太原文学圈”的自然地理条件
今太原（古并州）依山临河，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言，“得此者昌，失此者蹙，先至者胜，后至者覆。匪直人谋，实势之便然也”。其所处地理位置一直在黄河流域附近，东有太行之高，西、南有黄河之险，北有长城和雁门关之固，为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顾祖禹先生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道：“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栗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门，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取于山西也。”特殊的地理条件，赋予了并州在先唐历史上重要的意义。太原在全国气候区划中，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光能热量比较丰富，气候干燥，降雨偏少，昼夜温差大，表现出较强的大陆性气候特点。冬季干冷漫长，夏季湿热多雨，春季升温急剧，秋季降温迅速，春秋两季短暂多风，干湿季节分明的特点。太原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形态，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气候区域，既表现出清晰的垂直变化，又具有一定的水平差异。
三、先唐时期“太原文学圈”的风俗人情
太原民风淳朴，“有尧舜遗风”。太原人勤俭善贾，敬重鬼神，乡里多佛殿神祠。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四时节庆，相互往来乃至于民间艺术，花样百出，讲究繁多，原始纯朴，回味无穷，它们共同构成了太原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最具魅力的一部分。但从人文环境来说，太原自古处于华夏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和冲突的中心地带。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或缘于仿效，或缘于抵御外敌，保家立国，太原一带“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如杜佑在《通典》中说的“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形成了尚武，强悍、侠义的民风。综观先唐的并州历史，跃入眼帘的是像卫青、霍去病、常惠、张辽、王浚、王茂、莫含、尒朱荣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军。另外，这里不仅出将，而且是文人荟萃之地，令狐德棻《隋书》载“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正是这些文雅之士，以其创作促进了先唐山西文学的繁荣。
四、先唐时期“太原文学圈”中以王氏为代表的家族文学及其他文学作品
（一）王氏为代表的家族文学及文学作品
自东汉始，并州辖地的先唐山西太原文学最有特色之处当属家族文学，一般由于家族有深厚的习文之风故耳濡目染，代代传承。其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是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太原温氏、太原孙氏四大家族，以下将以王氏家族的文学传承为脉络，了解太原特色的家族文学传承。太原王氏为文学家族，始于东汉的王允，许多文人文学成就颇高。王允从小就非常喜好儒学，自他之后至唐前，太原王氏见于史籍所载者60余人，多以文学见长，历代子孙继承了王允的立身之道，以儒学持家，儒学成为他们的家学渊源。《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其中有诗文集9种44卷，其他文学著作15种305卷。由此可见其家族文学繁荣之盛。太原王氏王昶以儒学显，文学成就亦不可小觑，《三国志》本传载王昶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隋书·经籍志》录有《王昶集》五卷，梁有录一卷，则到梁时《王昶集》亦散佚殆尽。今存文七篇，除《家诫》外，均为奏疏。他在《家诫》中谆谆告诫后辈云：“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在乱世中仍以儒学立身，极为难得可贵。誉为西晋名士，“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东晋名士王坦之在《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坦之集》七卷，到梁时仅存五卷，今存文六篇。但作品无论在意义深远，如针砭时弊的散文《废庄论》：“夫独构之唱，唱虚而莫和；无感之作，义偏而用寡。……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文章既有对庄子思想之“劣质性”的挞伐，更有对时俗士风之沦丧的痛心疾首。在持守儒家道义立场的王坦之看来，“其言诡谲，其义恢诞”的庄子之学乃是败坏世道人心的罪魁祸首，故毫无疑问应将其“废掉”。王叡亦恪守儒学，“臣闻忠于事君者，节义著于临终；孝于奉亲者，淳诚表于垂没……虽则庸昧，敢忘景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念念不忘忠君、节义等儒学观念。
（二）其他有影响力的文人及文学作品
除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学传统之外，先唐并州辖区的许多官员也留下不少传世之作，虽在文学性上不足，但其政治、对时局的理解上深刻而尖锐。如西汉胡建是一位难得的吏政官员，官至渭城令。其文虽仅存《奏弹监军御史》一篇，但我们从中尤可见作者的一身正气。“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再如汉代著名的大将军、丞相霍光，前后秉政20余年。其文今仅存《病笃上宣帝书谢恩》、《责过魏相》两篇。“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言辞尖锐，一针见血，政治家的风范一览无余。作为官员身份的作品往往政治色彩浓厚，而文学性相对不足。而在先唐文学中真正成就较高的是释慧远、斛律金等人。释慧远，本姓贾氏，初学儒、道，斛律金字阿六敦，初仕北魏官至镇南大将军，后仕北齐官至左丞相。斛律金是北朝著名的将领，是一位靠武力起家的英雄。斛律金是北朝罕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家，相传曾写下了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乐府民歌咋一看好像只是描写草原风光景物的一首好的写景诗歌。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写景诗，而且还倾注了作者浓烈的爱国感情，是一首情景并茂，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它流传久远，被历代人民竞相传颂。元好问以“天然”评论此诗，明人胡应麟则评价：“（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无意发之，所以浑朴苍茫，暗合前古”，此诗之妙正在于武将写出文人之所不能道。
五、先唐时期“太原文学圈”的文学图景微探
综上，笔者认为，先唐山西太原文学已呈现出繁荣之势。其文学形态形成与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其无比优越而又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这里一度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或许这也正是“天将降大任与太原”的代价。在“大任”的驱使之下，一批批英勇的武将与才华横溢的文人涌现，且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文武双全”的境界，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多呈现豪迈、直率之气，而武将往往竟也可以挥毫作文，谱写秀美的大好河山；第二，先唐地处于中原的太原宗族观念，典型表现为“家族文学”。以王氏、郭氏、温氏和孙氏为代表的并州四姓的文学创作,促使了先唐山西文学的繁荣；第三，自汉至隋的700余年间，先唐太原的文学几乎被“儒学”所统治，传世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可以表现出“儒家”思想，现了许多著名的儒学家兼文学家。先唐太原文学也许没有江南那么的儒雅风流蕴藉，但更多的是铮铮铁骨、飒飒豪气、猎猎侠风以及金戈铁马和古道驼铃，是一种混杂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民风、民气、民俗与民性的文化，是一种具有海纳百川、顽强进取、刚健有为、多元开放、勤俭务实特色的文学。
参考文献：
[1]并州的建置与先唐山西文学的繁荣[J].柏俊才.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2]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J].王洪军.齐鲁学刊.2008(06)
[3]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J].范兆飞.学术月刊.2011(03)
[4]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曹道衡.文学遗产. 2003(05)
作者简介：蔺杰（1993—），女，汉族，山西临汾市人，学历：研究生在读，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