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姚莹（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晚号展和、幸翁，师事从祖姚鼐，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并称为“姚门四杰”，工诗，文章善陈时事利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任台湾兵备道，坚持抗英，战功显赫，南京条约签订后，被诬下刑部狱，不久后降为同知知州衔被贬四川补用，继之又罚以藏差。分别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先后两次取道打箭炉入藏处理乍雅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处之恬如，途中诵读，吟咏不辍。”[1]期间以随行杂记的方式留存诗歌84首，收录于《后湘续集》中。其诗在桐城文脉中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一面，在姚莹众多作品中独树一帜，堪称一绝。
一、《后湘续集》概况
姚莹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卸蓬州知州事后回归桐城故里，始着手生平各类文集编撰。《后湘续集》（七卷）约编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将好友张际亮于道光二十三年所写序置于卷首。《后湘续集》共存诗328首，录载了姚莹受诬离开台湾至书成期间的诗歌，时间跨度约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其中两次入藏所作诗歌主要集中在卷三、卷四。姚莹一生所撰诗歌逾千首，分别收录于《后湘诗集》（九卷）、《后湘二集》（五卷）、《后湘续集》（七卷），后姚莹将其诗文汇编成《中复堂全集》，道光庚戌年（1850年）刻于金陵。咸丰二年（1853年）十二月姚莹病逝后不久，太平军攻占桐城，书版被毁。此后，次子姚濬昌于同治六年（1867年）将姚莹生前所撰诗文、奏稿、杂著等凡十五种汇而成编，为《中复堂全集》，共计九十八卷（含附录，不含年谱）。
姚莹从成都往返康藏期间，将沿途所见所闻撰成一部笔记本游记，名之《康輶纪行》，其《自叙》中将该书内容分为六类，其六即“沿途感触杂譔诗文，或得之佛寺碉楼，或得之雪桥冰岭。”[2]1其中对随行创作诗歌进行了录载，但所载与《后湘续集》有一定差异。其中，《吊韩昭》一首《康輶纪行》中有而《后湘续集》未收录，《雪中口占》、《道光乙巳二月五日展少陵先生及放翁之祀于草堂有感》、《成之和吴春帆韵见示颇切归思依韵奉答》（二首）、《蕃男女踏歌诗》、《将至中渡麻格宗道中》、《还度飞越岭大雪》、《二月十八日行自化林坪以东，沿途桃李盛开》、《还成都寓舍》等9首收录于《后湘续集》第四卷，而《康輶纪行》中无。除个别文字传抄讹误外，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文稿整理时间不同导致遗漏。姚莹奉使乍雅在道光甲辰年末至丙午年初，即诗作记录于1844年至1846年年间，为随行札记，而姚莹整理《康輶纪行》时大致在两年之后。根据叶棠为《康輶纪行》所作的跋语云：“戊申夏，退还龙眠，重加缮写，厘为十六卷；列图于卷末，命余绘成；复出全部，命余校正讹误，并属作记。”[2]521“戊申夏”即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夏，姚莹辞官返回桐城故里后方着手加以整理，《康輶纪行》约成书于道光二十年（1848年），而《后湘续集》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姚莹也曾自嘲“晚岁健忘，不能无纪也。然皆逐日杂记，本非著书，故卷帙粗分，更不区其门类。既以日久，所积遂多，有一事前后互见者，有一类前后纪载不同者，殊不便检寻。”[2]1对于六十余岁的老者而言，在誊录整理的过程中，又重分卷帙，遗漏在所难免。
二是前后整理者不同致使信息不对称。姚莹于咸丰二年（1853年）十二月病逝，不久太平军攻占桐城，曾作为镇压太平军的官员，其自编的《中复堂全集》书版被毁，后其子浚昌委托姚莹内侄方复恒校对和绘图，于同治六年（1867年）重刊，《康輶纪行》在此次重刊之列。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同治六年姚浚昌安福县署刊本中唯独将《后湘续集》标为“嗣出”，并未与《中复堂全集》一同刊出，应为后续补刊，其整理与校对则另有其人。今之所见《后湘诗集·序》署名鄱阳陈方海作，姚莹另一本著名的边疆史地作品《识小录》即是委托其代为编校的。书版被毁之后可能出现部分的缺失，不同整理者掌握信息不对称，致使诗篇出现差异。
二、《后湘续集》“入藏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姚莹将两次奉使入藏所见所闻撰为《康輶纪行》十六卷，在舆地考据的同时，也以实录的笔法记载了大量藏地的民风民俗和逸闻轶事，其诗作为重要的佐证，发挥着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功能。《康輶纪行·卷四·蕃人礼佛》条，对藏地百姓礼佛的风俗、喇嘛念经进行了描述，反映了藏地百姓对喇嘛教的崇奉，其《左担道》诗云：“赦手人如堵，涂酥曝作医。天中冰雪岭，屋角鬼神旗。”言敬信大喇嘛与胡图克图（活佛），对其顶礼膜拜，认为喇嘛手摩其顶可消灾驱邪，赐予吉祥，生病时不知服药，而以牛羊酥乳油涂体，在烈日中暴晒，蕃僧施以咒语即可除病；诗中还对藏地特有的风马旗进行了描述，言藏中人家多在房屋之四角插竿悬挂书写有符咒的风马旗以敬鬼神。《康輶纪行》中也记载了藏地的饮食习俗，如卷二《青稞糌粑》条载：“蕃地多寒瘠，不宜五谷，惟赖青稞，亦麦之类也。山谷稍平则种之，熟时刈归，于屋上击取其实，如中土之打麦者，以无地可场，而屋皆平顶，故以为场矣。尝宿蛮寨中，见小蕃女四五打青稞于屋上，群歌相和，与相杵无异。打毕舂之，炒熟磨粉贮之，男妇行，皆以二三升自随。复携酥油成块，及茶叶少许，佩一木碗，饥则熬茶，取青稞粉，以酥油茶调拌，手揝而食之，谓之糌粑。”[2]57记载了藏地种植青稞、打青稞、磨青稞粉、食糌粑的饮食习惯。姚莹的《赠渔童》《蕃酒鸦头》等诗也作了反映，《赠渔童》作于驻察木多处理两胡图克图纠纷时，诗云：“两三土屋傍河干，十五儿童解钓竿。卖去素鳞欢阿母，糌粑几日足朝餐。”诗中记载了藏地人民以糌粑为主食，不食鱼腥，故鲜有卖鱼者的习俗。《蕃酒鸦头》篇中，载诗两首，其《蕃酒诗》对藏地酿青稞酒的风俗作了记载，“曾闻九醖自宜城，留得微酸亦有情。绝域逢人休道恶，须知薄醉胜清明。”而《鸦头诗》则对察木多地区酒家以蕃女“冲房”的习俗作了记载。“鸦头三十曳氍毹，解唱夷歌不见夫。佛子健儿同一醉，不知何以舞巴渝。”卖酒的蕃女穿着粗毛织成的氍毹，唱着藏族的歌谣，三十仍无夫，喇嘛与戍卒杂聚在酒家一起饮酒买醉。《后湘续集》（卷四）载：“蕃女多无夫，父母不问，听自为生，与妓无异。不知妆饰，衣氍毹，栉发洗面而已。察木多酒家数十，皆以蕃女当炉，谓之冲房，冲读如铳。戍兵、剌麻杂遝歌饮其中，秽陋可悯，女无少长，皆曰鸦头，似汉人教之也。”[3]此类诗歌是对丰富多彩的藏文化的诗意表达。
同时，其诗还反映了藏地民生民瘼，给予了对藏地贫苦百姓的同情，对他们生产生活给予了关注。如在《阿娘坝晓发》一诗中，受同行仆从的感染，“蕃儿嬉笑红日煖，负戴踏冰行且歌。”思考着应该怎样治理藏地淳朴的百姓，对过度迷信喇嘛教给予了批评，发出“孔孟不到政教缺，慈悲导化烦维摩”的感慨，希望能发挥孔孟之道与佛教的优势治理边疆。其《乌拉行》诗云：“蕃儿蛮户畜牛马，刍豆无须惟放野。冬十一月草根枯，牛瘦马羸脊如瓦。土官连日下令符，十头百头供使者。使者王程逾数千，糌粑难厌盘蔬寡。备载糇粮赢半岁，橐装毡裹谁能舍。天寒山高冰雪坚，百步十蹶蹄踠扯。鞭箠横乱噤无声，谁怜倒毙阴厓下。我谓蕃儿行且休，停车三日吾宽假。艰难聊作乌拉行，牛乎马乎泪盈把。”以史传笔法记载藏地乌拉的苦难遭遇与艰辛生活，叙写了藏地贫苦百姓所遭受的沉重徭役和残酷剥削。
三、《后湘续集》“入藏诗”的文学价值
姚莹沿途随行创作的84首诗歌，贯穿于两次入藏行程始终，几乎每行一处，皆有吟咏，律诗、绝句、古风兼而有之，五言、七言、杂言兼而有之。
其诗状写川藏沿途奇绝险峻的自然风光，浑灏壮美，展现了迥异于中原的藏地图景。至小关山，有“严霜草冻石棱顽，峻岭云横雪树斑”的奇景；至大相岭作《题丞相岭庙壁》，有“参差林礀挂冰条，岭日晴烘积雪消”之冬日晴阳；至飞越岭，有“天心不隔华夷界，地险何须虎豹关。霁雪冻含云黯黯，阴崖愁见日闲闲”之险峻与阴霾；至泸定桥，有“俄水真如激矢行，砰訇终古不平鸣。九龙铁绠腾空势，万马洪流动地声”的震撼；临近打箭炉，作七言绝句《头道水》：“苍藤万仞两绝壁，瀑布一帘杳霭间。走雪飞花三十里，始知银汉在深山。”峭壁之高耸险峻，苍藤缠绕更显山势之险要，如白练垂挂的瀑布，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飞溅的水花如飘雪纷飞，又如天上银河，既写出山势之险，又描绘了深山瀑布的壮阔气势，作者揽物抒怀，描绘了一个神奇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的审美世界。
有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入藏道路的艰险，倾吐诗人一路艰辛。《自折多山至提茹道中》诗云：“坚冰乱石两嵯峨，臬兀肩舆任侧颇。树短赤茎无绿叶，山高白雪混银河。蛮荒竟日人烟断，野宿饮茶马粪多。千里裹粮驺仆众，乌拉辛苦莫轻呵。”叙写行至提茹时，行走在山势高峻的一片坚冰乱石之中，所乘坐的轿子飘摇不安，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芜和混入天际的皑皑白雪，此地荒山野岭，寥无人烟，只能以马粪作燃料熬茶小憩。自己带领着众多的仆从，携带着干粮，不远千里来到此地，乌拉辛苦备至，不忍心呵斥责骂他们。在《康輶纪行》中，姚莹描述了行至提茹时的场景“一路荒山漫坡，行乱石中，坚冰铿然有声。”[2]25《后湘续集》（卷四）载：“乍雅西北昂剌山积雪甚厚，一望无际，险峻异常，人马数蹶，作《雪山行》。”诗中有云：“夏至已过生一阴，雪山雪甚愁人心。崔嵬高下浑莫辨，神摇目眩谁则禁。”诗人一路西行，高山连绵，映入眼帘的是翻不尽的雪山，脚下是万丈深渊，在阳光照耀下令人心神不定，眼花缭乱。“马蹄数蹶骨欲折，十人九仆还呻吟。”人马儿屡次跌倒，脚骨骨折，痛苦不堪，足见道路艰险异常。
姚莹在入藏途中还创作了大量缅怀历史人物、评论历史事件的诗歌，借史咏怀，抒发了诗人的忠义与爱国热忱。临行前，友人在成都与诗人饯行，姚莹作《答陈息凡明府》七律酬答：“怪底瑶华惊老眼，相逢鹦鹉托深杯。文章有道宁憎命，山水多情未尽才。万里星轺邛筱近，五更边月帐牙开。康居秃发君休问，雪岭冰天一骑来。”抒写了诗人将要前往被视为蛮荒、苦寒的藏地，万里赴命，诗歌写得苍凉悲寂，颇有烈士暮年之慨。至大相岭丞相祠，谒祠后题一律于壁，其中有“千载英灵丞相节，一官落拓野田匏。重承明诏临荒服，敢惜微躯使不毛。”表达了对诸葛孔明深入不毛，为国鞠躬尽瘁的敬佩之情，表示愿意仿效武侯的气节，来此荒远之地为君分忧。《剌麻寺楼诗》（其二）写在寓居理塘喇嘛寺时，楼室狭小如同囚牢，每日闻着用以烧茶做饭的牛粪马粪的味道十分难受，且停留时间达二十余日，诗人心急如焚，写到“丈室经旬似系囚，炊烟粪味几时休？无端却忆文丞相，燕市三年一小楼。”忽然想起了南宋著名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文天祥，曾押至元大都，囚禁三年有余，以此表达对忠臣志士的仰慕之情。其《出关》诗云：“早年夭梦出阳关，投老西行过雪山。佛国戍屯劳岁币，蕃僧师弟弄刀环。重臣持节多边计，上相陈辞悦圣颜。奉使但期无辱命，白头敢望玷朝班？”表明虽年迈来此蛮荒之地，且世事艰难，但自己持节安边，当以国家重任为务，不计个人名利，但求能不辱使命的志向。
姚莹的“入藏诗”，吟咏藏地山水风物，忧时悯民者有之，抒官宦沉浮者有之，诗作情真意切，清新质朴，风骨遒劲，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其各类诗作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在桐城众多大家之中，姚莹是诗歌创作数量较多者之一，且诗文兼长，有学者认为“诗文本一体，文学观念渗透到诗歌理念中，使得姚莹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感时事之艰，论人才之得失，析事物之理，体现了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4]这84首诗，不仅在于对两次深入康藏之地这段历史的诗意呈现，也是姚莹诗歌创作主张的真实体现。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四十岁的姚莹在《孔蘅浦诗序》中就提出了诗歌抒发真性情，有感而发的主张，“诗为六艺之一，动乎性情，发乎声音，畅乎言辞，中乎节奏。其始也必有所感，感于情者深厚，然后托于辞者婉挚，使人读之不觉其何以油然兴观群怨。”[5]认为古诗之所以跨越千年仍能打动读者就在于“动乎真情，发乎声音”，具有深厚的情感，这是优秀诗歌的基础。姚莹强调真情对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后湘诗集》卷三有《谣变并序》，姚莹在引用《尚书》、《礼记》的话语后指出，“乐则笑，哀则号，悲则泣，忧则叹，怨则吁，情之所动，声发随之，不必有言，闻者心感。”[5]486～487进一步说明真情对诗歌的重要性。因此，姚莹绝不作无病呻吟，不矫揉造作，其笔下描绘的藏地奇特壮丽的风光、远赴察木多往返数千里的艰险、康藏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等等，无不浇灌着诗人以诗明志的豪情，读之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