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其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以手机为例的“互联网”载体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兴媒体，其传播特点，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影响广泛、传播速度快等系列特征，也使得互联网背景下突发的网络舆情事件越来越多，造成了现实社会中道德价值的冲突，引起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给网络秩序带来负面影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在网络空间上传播的基于突发事件的各种信息，包括情绪、态度、意愿、观点或行为倾向等。”[2]
一、互联网时代下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之间的关系
在互联网环境中，突发事件的发生与网络舆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突发事件如果处置不及时则会引发网络舆情的产生，进而引发网络伦理失范现象；二是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会影响到突发事件的进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网络舆情可以加速了对事件的关注度和信息覆盖率，进而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这类突发事件一般是群众关心的公共突发事件，比如，最近发生的“唐山打人事件”，随着民众的群起愤之，大大加速了唐山事件背后的涉及人员的处置，从巨大的网络舆论转到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办理速度大大超过常规案件的处置效率。二是由网络舆情引发的伦理失范问题进一步助推突发事件的发酵，引发舆情危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带有危害性，重大的网络舆情冲刺着来自网民的不同观点和态度，甚至充斥着各种语言暴力，会对事件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造成心理伤害。网民站在个人道德价值的标准上开始对事件进行评价，观点各自不同，甚至带有激进情绪，而部分不明事件前后发展的民众则会容易被影响，随波逐流。三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网上与网下是有机融合，现实与虚拟相互交错。网络舆情一旦产生，第一时间则反馈到社会民众当中，成为人们茶后饭余谈论的焦点。因此，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并仅仅局限于以网络虚拟的视角去探索其发展的规律，还要拓宽视野从现实层面去思考引发的社会舆论危机，辩证去处置。
二、互联网时代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
伦理是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人在处理与他人，与社会关系时应该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现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在网络社会中失去了实际运用的意义，新的网络伦理体系尚未建立，而传统的伦理又不能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这也导致了传统伦理的适应问题。具有而言这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可以表现为：
（一）网络自由性与网民期待网络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互联网空间，其言论自由度远远超过现实社会，各种互联网平台，微信、微博、论坛、学习网站等等信息的发布与传播的自由度、开放度高，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当突发事件传播，网络信息传播的高度自由和开放性，经常让带有诽谤、造谣、煽动等脱离事件本身事实的信息不断对外传播，影响网络秩序的平衡，甚至影响国家、政府形象，这种过度的信息传播自由将网络舆论转到现实社会增加社会不确定因素，影响社会秩序，增加社会维稳成本。但同时，过度限制网络发展，增加监管，又会影响到网络信息的流通，导致“网络阻滞、削弱网络技术功能并削减网络红利[3]”。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在现实社会中，人的自由即是在法律、道德、伦理规约下的自由。在网络社会中，同样如此，没有秩序的网络社会自由是无序的，随着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和系列网络伦理问题的产生，网络自由则变成是在网络社会秩序下限制的自由。网络自由与网络秩序之间成为天然的矛盾体。
（二）网络开放性与个人信息隐私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网络最根本的特性之一就是其开放性和自由性，这是由因特网建立之猝初，其连接的技术方式就确定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实现了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与资源的无障碍流通和共享。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信息也成为互联网发展中的红利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个人已几乎没有隐私可言，登录或注册任何一个互联网媒体最低门槛是使用自己的电话号码，其次一些网站还需要实名制，必须用身份证信息进行注册登记；购物网站，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捕捉个人爱好、偏好，购物习惯，主动推送各种购物广告等等。网站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与窥探，通过手机等载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在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发生，让事件中人的隐私被曝光在网络舆论之中，被随意地评论、指责，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煽动舆论造成社会问题。以“人肉搜索”为例就对个人信息进行大披露的曝光，让个人隐私受到侵害。在网络世界，时常有人利用信息流通的开放性，站在他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去他人造成隐私权的侵犯，事实上，这也造成了网络社会新的伦理困境。
（三）网络负面信息与网络媒体担当意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当下是流量价值时代，部分媒体，媒体人为了所谓的“流量”，并从流量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达到不法目的。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产生，其中部分大流媒体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突发事件发生时，部分媒体借着自己的身份优势，为博取网民关注，不顾媒体人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发布大量未经证实的负面信息，包括文字、音频、图片等等，给突发事件当事人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有机构单位，发布编造杜撰的新闻信息，引发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稳定。而有些不明事实真相的网民也因一时信息所蒙蔽，转发未经核实信息，助推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和伦理困境。网络的普及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建立了全球信息共享模式，但也引发了对传统伦理的挑战。网络自带的特质让现实社会中的人在网络世界中更加自由和不受限制，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的自由突破的传统伦理的限制，由此产生各种新的伦理问题，亟待加强重视和采取举措。
三、改革突发事件网络伦理秩序的对策分析
网络社会是全民参与的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的社会，因此，其社会主体既包括全体网民、也包括网络主管部门、网络媒体等等，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保障网络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
加强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要依托社会主管部门，包括政府、公安、宣传部等权威部门进行政策引导、制定法律法规制约。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企业、民间组织、公众的自律与监督作用。面对突发事件，通常事件聚焦，事件短，影响大，极其容易引发关注，自媒体时代如果不把控好各互联网平台的监督和管理，随着舆论的发酵，势必会导致舆论导向的偏差，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行为产生。因此，政府既要做好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制定完善互联网和新媒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加强对违法行为、失范行为进行追责和管理，维护好网络秩序，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二）强化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不良信息的搜集和阻滞
运用相对成熟的大数据技术，组织专业机构上下联动加强对突发事件不良网络舆情不良信息的搜集，一方面搜集敏感的舆情信息，并阻断相关关键词延伸的信息传播渠道，避免形成聚焦的舆情。另一方面研判不良信息的来源渠道，事件负责单位把握时机主动出面对不良信息进行澄清，对信息传播渠道，如微信群、微博、论坛、各类社交软件进行分析，找到信息源头，及时遏制，并对信息发展方向进行预判，做好最坏的打算，做最周全的准备，预防舆论危机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避免影响网络伦理秩序。[4]
（三）继续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秩序
在网络社会发展中，网络伦理对不同网络主体的规约是极其有限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对网络伦理秩序的建立提供法制保障，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在网络秩序的改革完善中要注重法律的执行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网络环境的规范，此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等。但是纵观目前的法律规范，还需要不断加强对个体和网络平台或机构的网络言论进行规约，增加网络监管队伍力量，通过普及网络法律知识增强网民和网络媒体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各种法律要求。
（四）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控制是一项系统的工作，既需要网络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应对，媒体管理和网民引导。还要就突发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研究，把握突发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过程，建立突发事件预警工作系统，及时把握突发事件的舆情走向，对突发事件产生的危机程度进行预判，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尽量将舆情控制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具体而言，要提高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要做到：战略上强化，战术上细化，一方面及时跟踪事情的进展，及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事件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及时控制事态的发展，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应对策略。突发事件一旦得到及时处置和应对可以大大降低舆情发酵的程度，延缓网络伦理困境的产生。
（五）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系统
通过网络舆情预警系统是一套具有完善工作流程的系统框架，每一个环节紧密相扣，其包括网络信息收集，人工分析，发现网络舆情，筛选网络舆情，预警，实施方案等。[5]根据现有的舆情等级进行划分，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预备方案，例如当前有四个舆情等级划分，分别以不同的颜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进行表示不同级别的预警级别。网络舆情预警系统应具有预案库和应急资源库，能够灵敏进行应急反应和自动干预。同时还具有应急指挥与处置系统。[6]通过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系统将有助于遏制突发事件舆情危机于萌芽中，稳定网络秩序。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2-8-31.
［2］康伟．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社会网络结构测度与分基于“11．16校车事故”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7)：169-178.
［3］唐凯麟.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与秩序重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49.
［4］张福银.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与建构策略[J].传媒运作，2022（2）:40.
［5］吴绍忠，李淑华．互联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39-42.
［6］曾润喜，徐晓林．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网民行为：一个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0（11）: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