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对高专利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绿色生态转型问题的忽视,运用改进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测算了中国13个高专利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绩效,并探讨了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驱动作用。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我国高专利密集度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并没有达到相应匹配水平,且行业异质性特征明显。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的排名最高,是生产前沿面上绿色技术创新最佳实践行业;医药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排名最低,还没有发挥相应的低污染、低能耗效应;环境规制对高专利密集度制造业绿色技术绩效起到抑制效应,企业规模要素、资本深化、市场竞争和外资引进均显著促进了产业绿色技术绩效的提升,而技术引进配置结构对绿色技术绩效的驱动作用不明显。

环境扫描和创新是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国内外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研究构建了环境扫描、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与战略柔性的理论框架。基于404家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扫描与利用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与探索式创新有正向线性关系,与双元创新交互平衡呈正U型关系,与双元创新差异不平衡呈倒U型关系;战略柔性调节了环境扫描与探索式创新、双元创新交互平衡和双元创新差异不平衡之间的关系;然而,战略柔性对环境扫描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倒U型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丰富了现有文献对环境扫描和双元创新的理解,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我国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预算管理在这种影响中的行为整合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在年龄和任期方面的异质性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相关,在学历和性别方面的异质性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预算管理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中起到了积极的行为整合作用。进一步区分公司产权性质之后发现,高管团队在年龄和任期上的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加显著;在性别上的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加显著;在学历上的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在国有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没有差异;预算管理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行为整合作用在非国有公司中更加显著。

基于自我验证和社会交换理论,运用纵向研究设计对两批共227份配对问卷进行实证研究,全面探析新生代工作价值观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新生代工作价值观对角色内和角色外绩效具有正向作用,而内在动机在此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同时,竞争导向和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分别对新生代工作价值观与角色内和角色外绩效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这不仅丰富和延伸了价值观理论和动机理论,还为组织管理者如何提高新生代员工的绩效水平提供了决策方向。

除了工作态度与工作绩效外,职场友谊是否对其他工作结果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从个体微观视角,考察职场友谊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探讨团队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以及司龄、学历的调节作用。以山东、河北、北京3省/市的407名员工为被试,分析结果表明:职场友谊对团队成员交换、建言行为有正向影响;团队成员交换对建言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团队成员交换在职场友谊与建言行为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员工司龄正向调节了"职场友谊—团队成员交换—建言行为"路径的后半径,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即对于司龄长的员工,团队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越强。本研究拓展了职场友谊影响效果的研究,进一步澄清了职场友谊对建言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与边界条件,对企业员工建言行为激发有一定启示。

近年来,网络口碑研究日益推进,其中以网络口碑离散度尤甚。然而,已有文献多从聚合层面围绕网络口碑离散度与销量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缺乏对网络口碑离散度明确的概念界定,忽略了内生性问题在离散度特征上的讨论。本文围绕"网络口碑离散度"这一核心概念,引入变异系数对样本间离散程度差异进行讨论,并基于同一品类下产品属性及发布时间视角构建特征分析模型。之后,通过亚马逊(中国)网真实的消费者星级数据进行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网络口碑星级分布以一种常态化的"J"型非正态分布存在,即使是同一产品类别口碑离散度变异系数也存在明显差异,内生性因素对结果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享乐属性产品较之实用属性产品拥有较高的口碑离散度变异系数,产品发布时间与口碑离散度变异系数呈正向变化关系。实证结果丰富了网络口碑离散度的理论研究,也为后续口碑离散度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

董事会成员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影响董事会会议决策、资源管理等,但需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鼓励他们。CEO负责公司的资源配置及战略决策,且强势CEO与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可能对公司战略决策质量造成重大影响。由于CEO权力与董事会资本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引起不同的资源供应模式,继而影响研发投资决策,因此,董事会资本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必须考虑到CEO权力这一因素。针对已有研究仅关注董事会资本与公司创新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CEO权力与董事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论现实,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着重研究董事会资本影响研发投入的内在机制,深入探讨CEO权力对董事会资本与公司创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和董事会社会资本对公司创新具有显著影响,CEO权力具有调节作用。上述研究对资源依赖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改进,提供了对董事会资本和公司创新之间关系更为全面的理解。

本文基于竞争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经验数据,考察了董事会结构变化对产品市场竞争和盈余管理两者关系的当期及滞后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信息观下的掠夺风险效应会诱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且盈余管理程度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引入"董事会结构变化"这一调节变量后,则发现其对产品市场竞争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该抑制作用能够跨期持续,彰显了董事会治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研究表明,有效的董事会治理、不断完善的董事会结构以及有序的外部市场竞争,对于提高公司的盈余报告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将年长员工(俗称老员工)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转移给年轻员工(俗称新员工)这样一种代际知识转移,既能防止组织遗忘,又能实现新知识的创造。本文基于传承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以121名组织员工(年龄在35岁以上、工作年限在3年以上的员工)为对象,对"印记感"、形象期望及人生发展阶段与员工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成年中期阶段,"印记感"、形象期望与员工的代际知识转移意愿正相关,形象期望正向调节了"印记感"与员工代际知识转移意愿之间的关系。在成年后期阶段,"印记感"对员工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作用不显著,年长员工更加关心的是形象期望;形象期望对成年后期阶段员工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成年中期阶段员工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代际知识转移理论,拓展了传承理论的应用及内涵。另外,也为代际知识转移的实践工作提供了一定指导。

本文首次将媒体公信力引入媒体研究的分析框架,分析媒体报道和媒体公信力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以及媒体公信力在媒体报道与债务成本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数量与债务成本显著负相关,正面报道能够降低企业债务成本,负面报道则会增加债务成本。企业债务成本随着新闻转载量的增加而下降,报道中含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会导致债务成本上升,但国有和官方媒体对债务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信力的提升能强化正、负面报道对债务成本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拓展了信息中介影响债务成本的研究,对于加快媒体融合,更好发挥信息中介的公司治理作用,促进资源配置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以中国某商业银行1814个小型工业企业贷款客户数据为样本,根据指标对违约状态鉴别精度的影响程度进行第一次筛选,保证遴选出的指标对违约状态鉴别能力都有显著影响;根据准则内相关分析进行第二次筛选,避免遴选出的指标反映信息重复,构建了一套能显著区分小型工业企业违约状态的评级体系。本文的创新与特色:一是根据有、无特定指标两种状态下、Fisher判别对违约状态鉴别精度的提高或降低,反映特定指标对违约状态的影响程度,剔除对违约状态的判别精度没有影响或有降低影响的指标,保留可以显著提高违约状态判别精度的指标,完善了现有研究遴选指标的标准与违约状态无关的不足。二是在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两个指标中,根据对Fisher判别精度影响程度越大、这个指标区分违约状态能力越强的思路剔除对Fisher判别精度影响程度较小的指标,避免了现有研究在剔除冗余指标时、对违约状态影响大的指标可能被误删的不足。

分类问题是商业模式研究的难点,但又是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因为只有对商业模式进行科学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区分不同商业模式的特征,从而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分析基础。本文基于"价值创造"视角,从"企业的功能角色"和"价值创造环节"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商业模式"九宫格"分类法。该分类法认为:焦点企业在其商业模式中扮演了三种角色:从事专业化经营的"产品(服务)生产者"、引入关联第三方的"伙伴引入者"和充当独立第三方的"平台提供者";商业模式可以从三大环节创造价值:研发生产环节、营销交易环节和服务体验环节;"角色"与"环节"的组合产生了九种商业模式基本类型。通过"九宫格"分类法,可以把现实中繁杂的商业模式拆解成一个或多个基本类型构成的"互补性组合",从而清晰地区分不同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逻辑。结合三个典型案例,本文讨论了"九宫格"分类法在现实中的具体分类应用,指出了样本企业商业模式升级与创新的可选择路径,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体面劳动的提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鸣,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也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本文借鉴自我决定理论,探讨体面劳动感知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尤其是研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和中国情境下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通过对367名上市公司员工及其直接领导的配对调查,研究发现:(1)体面劳动对员工创造力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2)创新自我效能在体面劳动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中国情境下的组织文化显著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对体面劳动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其中,外倾型组织文化与团队型组织文化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层级型组织文化抑制创新自我效能对体面劳动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领导方式是预测员工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辱虐领导作为消极领导行为的典型代表,对员工破坏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多焦点视角,员工破坏行为的实施对象包括组织、领导、同事多个主体,在辱虐领导情境下,员工针对哪个主体实施破坏行为的倾向更强,尚无定论。通过48篇实证文献的94个效应值,运用元分析技术研究辱虐领导与多焦点破坏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辱虐领导对破坏行为、组织导向破坏行为、领导导向破坏行为、同事导向破坏行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辱虐领导对领导导向破坏行为的影响强于组织导向破坏行为。文化情境(东方、西方)、评价方式(自评、他评)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辱虐领导对自评破坏行为、自评领导导向破坏行为的影响更强;辱虐领导与领导导向破坏行为的相关性在东方情境下比西方情境下更弱。

如何促进员工建言一直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来自不同行业的752位员工的问卷调查,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考察了员工工作卷入在领导的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建言的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情绪智力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领导的发展性反馈与其员工建言的行为正向相关;(2)员工的工作卷入部分中介了领导的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建言行为的正向关系;(3)员工的情绪智力调节了领导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工作卷入的影响,即员工的情绪智力越高,领导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工作卷入的正向关系越强,反之越弱;(4)员工情绪智力调节了员工工作卷入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即情绪智力感越高,工作卷入对员工的建言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弱,反之越强。最后讨论了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首次从领导者反馈视角出发探索了员工建言行为的诱发机制和影响因素,对于增强企业内部交流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技术如何在众多共存的同质性技术中突出重围、被广泛采用,不仅取决于作为其扩散载体的创新网络的小世界效应,还取决于其自身的技术创新特性和网络主体的感知。基于创新网络的小世界效应与新技术的扩散效率之间关系的论述,引入技术重叠度的构念以描述新技术的技术创新特性,提出转换成本的操作性定义以衡量潜在用户对新技术的感知与转换,进一步塑造创新网络的小世界效应对突围性技术扩散的作用模型并探讨各构念间相互关系。通过对吉林省新能源汽车创新网络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上述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小世界效应与创新网络中新技术的扩散效率在技术重叠度的参与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重叠度对小世界效应与扩散效率之间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转换成本对小世界效应与扩散效率之间、技术重叠度与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了2003到2016年间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银行借款水平会显著下降。高预期通货膨胀会加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银行关联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对于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产业政策不支持的行业,处于周期性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银行借款水平的减少程度更加显著。

基于二次多项式回归的响应面分析方法是个人-环境匹配研究中重要的分析方法,但目前并未得到足够的应用(尤其是国内)。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响应面的基本特征,讨论了三类假设的检验方法及其原理,并使用实例作了详细的说明,最后总结了在匹配研究中使用响应面分析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推动该方法在国内相关领域的应用。

医疗卫生人员需求预测对于我国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深入推进医药卫生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本文通过建立GM(1,1)、ARIMA和VAR模型,分别对我国执业(助理)医师需求量进行了建模预测,基于集成方法的思想,将上述三个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集成分析,有效地提高了预测精度。集成预测模型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需求量恰与同期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吻合,但2030年规划目标值低于居民的需求。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扩大规模、稳定队伍、拓宽渠道、节约利用"为思路的若干政策建议,可供国家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影响世界的视角,采用2003-2013年64个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效应。本文首先定义了五维度的基础设施水平指数,衡量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逐渐完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其后,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1%,约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高0.006%。在样本期的2003-2013年,中国投资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改善的贡献率约为12%。该促进效应在经济"顺梯度"的投资中有所减弱,但政治"顺梯度"并不影响该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