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注"是中国古代经学注释的常用方法，律学家们也常用其注释律文。现代学者对辑注作品的关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宏观性研究；另一类是微观性研究。清承明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承袭也决定了清初在立法上对明代法典的继承:明代大量的注律成果为清代"辑注"方法的出现提供可能；清代律学为"辑注"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明清交替，私家注律却没有因此中断。在清朝，私家注律由于被国家认可，私家注律活动开始兴盛。清辑注律学一是通过"辑注"采纳明代精准实用的比附及量刑方案，二是通过"辑注"明确清人和明人在重难点律文解释上的分歧，三是通过"辑注"大力批判明人的注释错误将其方法论的价值推至实践。以清代"辑注"形式为视域，可以呈现出中国传统法律解释的技术方法和精神意蕴。在法律解释的技术方法上，从字词考据、文义疏解再到文理阐释，始终围绕罪与罚的精准性，中国传统的法律解释与传统汉语中的文义解释路径高度契合。

男女平等是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一致要求。长期以来，农村女性土地财产权益平等保障机制频繁失灵，户外侵害屡禁不止，户内侵害不容忽视。侵害的根源在于制度供给不足，表现为身份障碍和权利属性不稳、权利主体不清、权益份额不明，最终导致救济不力。抵御户外侵害关键要消除身份障碍，摒弃身份唯一要求，解决农村女性土地财产权益往往牵涉不同家庭和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问题。在农村土地产权"长期稳定"政策下，土地的社会功能也从保障型向财产型转化，当前改革可从财产法和生产经营角度解释土地承包家庭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土地承包家庭户可被视为经济学上的生产经营单位，有别于婚姻家庭法上的家庭；从财产法角度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区分集体组织的政治成员和经济成员，从宽确认女性经济成员；不排除个体同时成为两个及以上家庭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抵御户内侵害关键是要"确权到人"。试点中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宅基地改革应借鉴、巩固和发展"确权到人"模式，明确个体的权利(权益)主体地位及份额。

作为勾连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智识一技术媒介，案例研究的引入和推广具有范式转型的意义。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观之，案例研究是司法运作中无言之知的转化机制，能够将大量默会的司法知识转化为足以在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可交流、分享的一般性命题，从而对司法实践具有智识指引价值，有助于推进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科学辩证关系的构建。案例研究的知识形态转化功能的顺利运转，丰富了法学人对于真实法律世界的理解，有助于司法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升华为一般性命题，为日趋复杂的司法决策提供了崭新的实证进路。创造激励不足、知识转换成本过高、传布流播渠道有待拓宽导致案例研究的无言之知转化职能出现异化。应当从注重案例典型性、强化理论预设自觉意识、增强最终结论的普遍性、适时引入"他者"视角等层面入手，优化案例研究对于司法无言之知的转化机能，籍此完善法学研究的智识运行。

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来源于成文法的二元效力结构，具体表现为法条文义虽然总是首先发生效力，但是需要法的意义与目的即法律规则的支撑。法条文义是对法律规则的表达，目的性限缩仅在法条文义表达偏离法条意图传达的法律规则时起到修正作用，以恢复二元效力结构的平衡，而非修改法律规则本身。对民法多元价值的考量可能构成目的性限缩的动机，却不能取代法律规则而成为目的性限缩的"目的"本身。

行政规章被现行私法明确排除在合同效力裁判的规范依据之外，民商审判实务20年来亦基本恪守此规则，但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民商事裁判尤其金融领域的商事裁判借助于多条通道使得"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这引发了多重质疑，焦点是如何厘定《合同法》第52条第(四)(五)项之关系，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实为抽象的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具体化。借助"社会公共利益"条款裁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之逻辑，一方面要把握其有别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之处，说理部分更要充分论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类似"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双重限制。行政规章保护的法益与过度抽象的社会公共利益始终有别，为保障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统一性，违反行政规章的商事合同被判无效，需要受到某种统一的严格程序规制。

装饰装修与租赁房屋附合时产生物权法与债权法上的双重效果。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合同责任替代添附规则及不当得利返还规则的适用，导致因附合产生的得利与损失在租赁合同双方之间分配不合理。妥当的做法应当是实现添附规则与合同责任的衔接，在无约定时，适用添附规则由出租人取得附合装饰装修物的所有权。出租人仅可对未经其同意的装饰装修请求恢复原状。对于经同意的装饰装修，承租人得请求出租人在装饰装修带来房屋增值的范围内作出补偿，为避免强迫得利应依主观标准计算补偿范围；对于未经同意的装饰装修，但出租人同意取得其所有权的，承租人可以依不当得利返还规则请求补偿。承租人在获得补偿前有权留置附合装饰装修物。在租赁合同无效或解除的情形，承租人仅能针对依添附与不当得利返还规则未获补偿的费用损失在出租人有过错时请求赔偿。

以"诉讼请求"要素的规定方式为界分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实际上涉及两种重复起诉形态。其一，在前后两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均相同时，两诉为"实质的一诉"。其二，在前后两诉的当事人与诉讼标的相同，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时，两诉是"不同的诉"，基于避免矛盾裁判的目的，应剥夺后诉的合法性。界定识别要素的内涵是确立识别路径的前提。在适用旧实体法说诉讼标的理论的背景下，应对"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两项客体要素作同义理解，二者均指向具体特定的实体请求权。在识别路径上，通过借助"审判对象"概念的双重功能分别论证两种形态的重复起诉在客观方面具有同一性。在"实质的一诉"形态中，客观方面的同一性体现为前后两诉实体上的审判对象即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及其构成要件相同；在"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形态中，客观方面的同一性体现为前后两诉的生活事实相同，但审判对象即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不同，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同一生活事实作出认定将产生矛盾裁判，故将后诉视为重复起诉。

税收固然具有债之属性，但应否循债法的逻辑理解甚至重构税法，则属另一层次的问题。将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权力关系，实寄寓控权意涵。反倒是"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建立在曲解立法者原意的基础上，主要是为税法的学科独立性张本，其必要性在提倡"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当下大为削弱。与通常认知相左，"债务关系说"对实体税法的制度设计无甚影响，塑造程序税法的能力反较突出。税收征管法吸纳债法规范应进行协调性、实效性评估，做好规范转化工作，破除债法逻辑必较公法逻辑对纳税人更有利的迷思。《税收征管法》的修改应立足征管过程的权力属性，对税务机关赋权与控权并举，强化纳税人权利保护；至于债法规范的植入，则应持谦抑立场。

《监察法》初步确立的公安协助配合监察机制除了未对协助配合内容和程序作细致规定外，对协助配合事项范围的设定也可能存在较为宽泛的问题。这一范围是否适当，事关监察机关的权能完整性以及公安机关的职能负担。学理上多聚焦于协助配合内容具体化和程序机制构建，而对协助配合事项范围这一先决问题没有予以必要关注。对现有协助配合事项合理性加以证成的两种代表学说即"强制力量缺乏说"和"警监分离说"都有不足。前者忽视了监察机关实际应具备但因监察组织构建不完整而未充分表达出来的执行权能；后者则采用有缺陷的警察权概念，误解了我国警察权的分散配置逻辑，过度强调了"决定性权力"和"执行性权力"分离的权力制约功能。问题的根源在于《监察法》似乎在某些方面延续了过去行政监察权的"弱权能"取向，未充分表达出监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致使协助配合事项范围过宽。从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宪法对监察机关的定位来看，监察机关应具备相对完整的执行权能。为此，应对现有协助配合事项范围作限缩性理解，通过设置监察警察逐步回归监察机关本来应有的"强权能"取向。

接种疫苗对于预防传染性疾病具有重要作用，但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疫苗尚无法做到绝对安全。对于预防接种导致的损害，我国现行制度主要通过民事责任和国家责任两个体系共同承担救济义务。其中，国家责任体系又由行政补偿与国家赔偿制度共同构成。但是，由于民事责任与行政补偿制度未能有效衔接，现行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救济漏洞，部分致害既无法获得民事赔偿也无法得到行政补偿。同时，由于国家赔偿制度未能有效运转，其应有的违法抑制功能也并未得到发挥。对此，不应再将"相关各方均无过错"作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构成要件，从而消除救济漏洞。同时，也应当考虑将行政公益诉讼、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嵌入预防接种致害国家责任体系之中，从而强化其违法抑制功能。

作为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法条理论关注正常的和健康的法条，却未曾顾及异常的和病态的法条，即由于逻辑结构和体系构造上存在瑕疵而欠缺适用可能或实益的法条。此类法条可称为"僵尸法条"或"注意规定"。在法条理论上，可将其分为赘文和残缺规定，其中赘文还可细分为雷同型赘文与隶属型赘文、整全赘文与不整全赘文等类别。僵尸法条或注意规定在现行民法中颇为常见，其根源主要在于学术供给不足、立法技术不精、历史惯性、政治影响、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过虑情绪等。其在明确立法者意图、提请司法者和当事人注意等方面乏善可陈，所谓的宣示意义也不无争议，且易引发解释疑义和司法误用。以僵尸法条或注意规定为中心的法条病理学是对传统法条理论的重要补充，其在民法之外的其他领域亦有借鉴或适用余地。

2017年发生在广东的"毒猪肉案"和"假盐案"的不同判决使得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成为近年来消费者保护法理论和实务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可否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追问，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变迁、公益诉讼请求的变化趋势等方面研析，应准许消费者在公益诉讼中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消费者公益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基于威慑预防功能，公益损害以违法所得基准为宜，对惩罚的系数不宜采用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对个人提起惩罚性赔偿金相同的方式——以法定倍数来确定。基于对消费者公益惩罚性赔偿与公法中金钱罚功能相近但互补的认知，两者可以并处，但在违法者承担责任能力有限时，对于纯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公法责任以处罚先后为序，而混合性公益诉讼，则优先满足公益惩罚金赔偿。对于消费者公益和私益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如私益诉讼先于公益诉讼则主张都可处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但公益惩罚性赔偿金中应减去私益惩罚性赔偿金，如私益诉讼是公益诉讼的后续诉讼，则不主张给予个人惩罚性赔偿金。

法理思维不仅需要接受法治之理的约束，还包括对逻辑思维规则的尊重和运用。在西法东渐过程中，中国法学研究者吸收了西方法学的知识、原理体系，甚至部分法律价值，然而对于"根据法律的思维"的"法律"，很多人只认同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而不认可法律思维规则(法律方法)也是法律的组成部分。从西方传来的法学思维与传统的整体、辩证、实质思维存在冲突。简单的依法办事、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难以应对复杂变化的社会，因而要求在整体、辩证视野中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这样，就产生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纠葛。为保障法律的权威性，解决思维决策的恰当性问题，就需要在依法办事的思维中介入批判性思维。法理思维所批判的对象是拟制的法律主体、法律行为规范，是要用法治逻辑或法律方法规制人们的思维过程。

新近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在"自动性"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但这些认识都是对德日刑法理论中的"规范判断说"的借鉴，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相比较而言，"主观说"在认定"自动性"的基本方向上是可取的，它符合刑法文本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观说"不存在任何问题。比如，对客观上不能完成犯罪，但行为人自认为能够完成犯罪而停止犯罪的情形，"主观说"认为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如此理解并不符合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证券市场先行赔付是我国实践中创新的机制，已有万福生科等三起案件适用，总体效果良好，有效促进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实现。《证券法》修订稿草案正式确立了先行赔付制度，为其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尚需细化和完善。从法理基础上看，先行赔付是私法主体行为与公法权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私法层面上将先行赔付人的侵权之债转化为合同之债，而在公法层面上发挥了行政和解的功能。在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上，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先行赔付的适用范围可以暂时限定在虚假陈述领域，待以后不断积累经验和时机成熟后再逐渐拓展；应当以自愿作为先行赔付的基础，将对先行赔付人的从轻减轻处罚作为激励机制，并通过对相关时间节点的规定形成制约机制；先行赔付应当以全额赔付为原则，只有在能够事先确定各方责任份额的情况下才可以按份先行赔付；公益性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先行赔付中应当加强统筹协调，以保障先行赔付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由证券监管者主导建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积极股东出现，并获得一系列法定授权，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版图中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这种特殊的股东积极主义有其理论与现实合理性，并有望伴随着《证券法》的修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因各种约束条件而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适当匹配行权议题与手段，是投资者保护机构深化其股东积极主义探索的关键。监管者在助推这类新型股东积极主义的同时，应当对其所难以触及领域的替代性市场机制保持开放态度。

敦煌文书是世界的宝藏，文书中有样文是敦煌文书重要的特征。样文中的契约样文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契约书写的新变化，即书写的样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契约样文化不仅有着不同于以往的书写特征，还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研究表明，敦煌契约样文化书写一方面从形式上推动了中国传统契约书写的定型化或标准化；另一方面，契约样文化也突破了个案书写，取得了立契的一般性，因此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立契时代缔约人的一般性制度遵从及其心理，即蕴含着唐五代时期契约自治精神的沦丧。据此，敦煌契约样文化应为"跃变"而非一般意义的渐变。

近年来，国企高管自定薪酬引发的高管超额薪酬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其不仅影响到普罗大众对分配公平的感受，而且也影响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此，国家不断深化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限薪"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管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仍可发现，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依然存在。面对当前对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规制路径尚存在高管薪酬决定和业绩考核机制失灵、薪酬标准不合理、薪酬信息披露不充分、薪酬追回制度不健全等弊端，可依据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相关理论，结合现行规制路径的不足，以阻断国企高管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压缩内部人控制的空间和强化对国企高管的监督为方向，通过事前防范和事后矫正两条路径，保障薪酬产生的合理性或矫正已产生的不合理薪酬，从而有效地解决国企高管自定薪酬问题在设置相关法律规则时应注意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避免在必要限度之外的介入。

单一制内部存在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和功能的单一正犯体系两种具体类型，二者虽均属单一制，但在定罪阶段是否要对犯罪参与人进行形式上划分的问题上存在争论。从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和处理共同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更符合我国国情。在多人共同参与犯罪的场合，为了继续维持刑法分则条文在确定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行为时的标准作用，刑法总则对其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不仅符合了著名的"犯罪参与二重性理论"、维持了刑法分则条文内涵的确定性和立法模式的稳定性，也使得兼顾刑法总则与分则不同意蕴的"二元的形式单一正犯体系"概念的提出具有合理性，这是对犯罪参与体系问题进行二元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作为兼具保险与信托双重功能的一种新兴金融产品，保险金信托的优势包括可有效弥补保险金再分配灵活性不足与管理短板，利于风险债务隔离、合理避税及实现资产保增值等。保险金信托在信托目的、主导业务模式等方面因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背景、法制环境等差异而存在明显不同。我国大陆的保险金信托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因制度供给不足，其法律构造存在如下问题亟需明晰与解决:保险金请求权可否作为信托财产；信托公司可否作为投保人与保险受益人；投保人可否作为信托委托人；怎样确立受托人的资质与行为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