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书画购藏推动了文人画学在徽州的传播,为本地画家的成长营造了浓郁的画学氛围,引领着徽州画坛的风格取向。弘仁绘画风格的形塑过程与徽商关系密切,徽商为弘仁师法古人、追慕倪瓒提供了便利渠道,他们的书斋园林和生活情境启发了弘仁的创作灵感。基于相近的审美观念,徽商成为弘仁作品的主要购藏群体,奠定了弘仁在新安画派中的标杆地位,成为明清之际画商关系的一个特殊案例。

长久以来,画框往往被当作是艺术作品挂墙的支撑物。艺术史界也习惯将画框研究视为文化史研究的补充,缺乏对画框本体论的深入探讨。实际上,画框既是支撑绘画作品的实物,也是一种标识边界的视觉符号,赋予了艺术作品"内"与"外"之间的隐喻关系。正是因为有这种内与外的区分,画框暂时中断了观者的日常生活意识,审美静观才得以发生。更为根本的是,画框可被视为一种"框架过程",即通过设立边界,来限制客体的阐释需要。画框将认同原则与分化原则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遵循伦理原则的内在秩序。

物质材料本身的特质及动作设计的可能性是动画片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数字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却对这种传统的、"守拙"的艺术表现出强烈的概念化认知冲动。然而,概念化认知并不必然导向认知性概念。相反,随之而来的概念增殖现象犹如击鼓传花,语词游戏的狂欢、文化传承的焦虑纵横交织,成为遮蔽认知的观念之网,亟待美学层面的化约。此类作品具有一种"感知"与"想象"、时间与空间并重的审美认知结构,相对于西方词汇的各种翻译,"偶动画"这一根植于中国本土语境的定义更加符合理想的"认知性"概念的标准。

调腔是流行于浙东一带的高腔剧种,曲牌遗存丰富。作为调腔曲牌音乐研究的基本材料,《调腔曲牌集》《调腔乐府》在曲牌处理、唱腔符号分析等方面有不少疑误,导致包括《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在内的相关研究存在一些失误。借助调腔抄本等资料,对《调腔曲牌集》《调腔乐府》和相关研究的失误加以考辨,能为今后的调腔曲牌研究提供考订思路、扫除部分障碍。

浙东渔歌的衬词衬腔基于吴语方言的发音特点,以富有生活气息的语气词、感叹词、象声词加强语气,衬托歌腔,活跃气氛,加深思想感情的表达。浙东渔歌衬词衬腔十分丰富,几乎达到首首皆有衬词、曲曲皆有衬腔的程度,形成了一定的地域特色。衬词衬腔的运用,加强了歌曲的语感和韵味,深化了歌曲的腔词关系,赋予歌曲浓厚的生活气息,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不仅是非遗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注重交互和多种形式信息交流的技术,在非遗保护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根据技术与非遗的结合程度,可以将虚拟现实技术对于非遗的保护模式分为"玩具""镜子"和"艺术"模式。三种模式在适用范围和介入方式上各有特点,对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非遗在当代的生存状态研究主要包括历时性的传承状况和共时性的流变状况两个方面,共时性流变研究对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自古以来便是多种文明、多个民族交汇融合之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呈现明显的多元民族文化特性,同时也受到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通过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尼勒克县、特克斯县等地多个门类非遗项目的实地走访,以期概括这些非遗项目的当代流变特征,同时观察其对非遗资源的存续及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艺术表演团体一直是国家财政补贴的对象,补贴近年增长迅速,但是财政补贴的效率却不高,观众人次和演出场次一度下降得非常厉害。为此,2005年中国政府对包括艺术表演在内的文化部门发起了增量(非公有制资本准入)和存量(国有院团事业单位改企业单位)改革。本文使用1985—2017年艺术表演团体的财政补贴和演出收入、观众人次等中断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评估。研究发现:2005年政策干预前,艺术表演院团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逐年边际递减;干预后,财政补贴效率提高显著。但提高几乎悉数来自增量改革而非存量改革,这在经济效率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同时,不同体制的院团财政补贴效率不同,非公有制院团的补贴远远少于国有院团,但财政效率却明显高于国有院团。

清末洪兴曹记刻本川剧《义妖传雷峰塔》全本,在继承白蛇故事主要叙事模式的同时,根据川剧自身的创演需要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动。具体表现为:用转折、插叙及细节描写等手法浓缩剧情、突出重点;着意于刻画青狐身份的小丑王道灵,体现川剧"三小"特色;采用四川方言俗语,融入蜀人之宽容精神,呈现浓郁的川剧特色。此剧本的独特之处使其成为研究白蛇故事的珍贵材料,对清末川剧的创演活动及四川风俗民情的研究具有文献价值。

李卓吾《琵琶记》评点之伦理观念体现在忠孝和情性两方面。其"乃人常情"之忠孝观,以百姓利益为重,将侍亲置于忠君之上。其情性观对男女之情欲予以肯定,将夫妇之人伦与"行吾孝"并提。李卓吾之"孝"与"情"皆发于"率性之真",肯定了晚明百姓对私欲的追求。

关公崇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本身并不是以个人的历史功绩来阐述其文化内涵的,而是一种通过社会信仰、民间习俗、文艺作品等形式来传承的文化形态,戏曲表演更是传播、发展关公信俗的重要载体。山西作为关羽的故乡所在地保留了大量祭祀演剧的资料,这些文字(或文物)直观地反映出当地关公崇拜的活动内涵,对关公信俗的形成与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戏曲负载了中华文化族群关于戏曲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它体现在内容上的题材、主题特色,形式上由脚色行当、声腔、程式、服饰、道具等各种因素融合而成的表意符号整体,精神上的文化信仰和民族尊严等方面,这是戏曲现代化可参照的基础、可依恃的手段,以及不得不面对的评价体系。戏曲的承续、变革和创新若以保持戏曲传统精神为宗旨,就必须尊重传统戏曲所负载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其间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过去与现代的关系、编创与观众的关系,由此以体现传统戏曲培植起来的整体融合的韵美和表意元素间相互照应、粘连的和谐。

"美,是舞蹈艺术最本质的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命题,今天虽已不再提,然而,对部分舞蹈编导、教师甚至个别理论工作者而言,它仍如幽灵一般纠缠着他们。无论是在舞蹈创作实践、舞蹈教育教学中,还是在美育工作中,对舞蹈本质认识的模糊致使滥用"唯美"和"美育"概念,将美和美育仅仅停留在外在形式和人为美的修饰上。这不但会把舞蹈实践、舞蹈教育引向歧路,也使舞蹈美学蒙受误解。事实上,在有些创作者理直气壮地谈着浮浅的"唯美"时,实际否定了思想性的重要;而停留在浮浅的外在美的所谓"美育",偏离了美育轨道,人们对此却没有察觉。因此,今天如何认识舞蹈的本质特征仍是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破冰行动》是近年新主流电视剧的典型代表。它改编自真实的缉毒案件,在直面公安系统中出现的腐败等问题的同时,又坚定了邪不压正的信念,表达了国家对贩毒行为的"零容忍"的态度。《破冰行动》在叙事上借鉴了美剧"纵横字谜"式的叙事方式,悬念营造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了剧情和观众的互动;在传播上,作为首部分别在电视和网络播放不同的剪辑版本的国产剧,开创了国产剧网台差异化布局营销的先河。

电视剧《小欢喜》以高考为切入点展开叙事,反映当代社会的教育观和亲子观,正视敏感话题和生活的痛楚,通过语言设计强化了生活的真实感,对当代社会的应试文化和亲子矛盾进行真实的呈现和深刻的反思。剧作以轻喜剧的艺术风格,拓展了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路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献礼剧在题材开掘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探索,诸如外交题材、"特赦"题材、"政治建军"题材等;现实主义剧作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个体命运,网剧则试图满足互联网时代分众化、多元化的审美趣味。与此同时,网台互动已成为中国电视剧新的传播方式。

日据初期的台湾戏曲是近代戏曲史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岛内的戏曲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在当时台湾发行的日人报纸中找寻相关资料深入挖掘,或可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其戏曲发展的真实风貌。从大众传媒所能提供的独特视野中,日本殖民当局对于戏曲演出的管制情况、台湾本土的艺旦女戏、专门演出中国戏曲的新式剧场的建设及经营、大陆来台戏班与日据初期台湾剧坛的交流互动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这无疑为深入认识戏曲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真实生存状况进一步积累了文献基础,是在两岸间为同源共通的审美认同寻求史实依据的有益尝试。

20世纪初,坤角作为表演者开始登上京剧舞台。1912年,北京正式解除女伶演剧之禁,标志着京剧坤伶在全国范围之崛起。坤伶的兴盛与女旦的走红,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社会习俗的变迁与都市观众审美心理趋势,也折射了近代社会传统性别权利结构的变迁。女旦在都市赢得了广泛市场,推动了1930年北平男女合演制度的确认与实施。男女合演不仅有利于净化戏曲舞台,扩展京剧表演性别美的展示,开创京剧美学新风貌,而且进一步改变了旦行的演艺生态。女旦的技艺进步、经济收入与社会评价显著提升,其优势获得前所未有的全面发挥,她们以平等的姿态和男旦分庭抗礼,促进了旦行艺术的发展与隆盛,甚至在竞争中独领风骚,预示这之后女旦一枝独秀的潮流先声。

20世纪20—40年代,装饰艺术(Art Deco)在西方引领风潮,影响了平面美术和设计、建筑、服饰与织物等艺术领域。本文考察了装饰艺术图案的产生和演变,考察这一时期的流行趋势、艺术风格、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解读了装饰艺术图案的文化内涵。装饰艺术图案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激励了20世纪的装饰艺术运动,"装饰"了那个短暂和平的年代,并且影响了现当代的设计艺术。

美术组织的建构形式除了受到艺术观念的影响,还受到政治因素、地理文化等多重影响。从晚清至当代百年来的演变历程看,中国现代美术组织的建构形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雅集,社团,协会、团体、高校画院三位一体。不同时期美术组织形式的差异也折射到同期画家诗人的诗词创作中,从其诗词创作中可以窥探出画家诗人在不同美术组织形式下的心态变化。从诗词的角度考察现代美术组织的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现代美术制度建设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