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浙江剧场的基本类型主要有神庙剧场、茶园剧场和现代剧场三大类。其中,茶园剧场的存在时间较短、分布范围有限,神庙剧场和现代剧场是更具普遍意义和系统支撑作用的类型。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剧场,神庙剧场虽然在20世纪中后期完全丢失了城市的领地,但却一直屹立在浙江的广阔乡村里,为浙江农村演出市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载体。作为舶来品的西式剧场,浙江现代剧场从主要城市一步步扩展到集镇乡村,为浙江城乡的舞台艺术演出提供了舒适便利的物质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

节奏缓慢是昆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这在其唱腔与表演上均有所体现。这种"缓慢"表现出了一种"绵延性",即对于细节与时间的连续的、精细的把握与体验。这造成了昆曲艺术效果的丰富性。就昆曲的唱与演而言,二者的"慢"是互为因果的。作为叙事手法,"绵延"与表现时空大幅跨越的"渡越"相对立。形成昆曲绵延效果的原因,与昆曲的文人化有关。文人参与了昆曲制作并将自己的时间观带入其中。另外,昆曲也会赋予观众一种"体验"式的欣赏效果,既投入又有距离感,并为反抗日常生活的庸常化提供了一种渠道。

在传统文化逐渐式微和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萌文化、宅文化日益由亚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成为对萌宠需求的推动因素,并最终造就了真人版奇幻仙侠影视剧中CG萌宠的集中出现。CG萌宠角色在影视中的出现,既有我国当前的文化因素,也有消费者心理诉求的原因,本质上是对当下影视剧受众群体的心理镜像体现。当CG萌宠运用到我国真人版奇幻仙侠剧中时,不仅体现出类型化的特征,而且也是对CG动画本土化应用的突围。《捉妖记2》的得失恰恰说明,只有将传统剧作与数字特效进行无缝融合,才能塑造出深入人心的CG萌宠形象。

当代欧美电影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动物形象。已有的研究仅仅将动物视为一种影视生产题材,及当前生态危机的客观反映,这掩盖了这一文艺现象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更妨碍了对其背后的动物与动物性、主体与主体性、欲望生产与生态伦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首先,在视觉奇观主导生产的后现代电影中,动物作为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的象征,是人们"挣脱理性的牢笼"的重要视觉对象。第二,当代欧美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呈现出"动物的人化"和"人的动物化"的倾向,人与动物不再界限分明,人类的动物性和动物的主体性得到了肯定。第三,当代欧美电影展现了一幅人、动物和机器互融共生的美好景观,体现了现代人"重回万物一体之境"的生态理想,但它们也是一种技术的魅影与资本的幻术,其视觉生产只是不断地满足人们的感官欲望,而这恰恰是违背生态伦理的。

与20世纪以来"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的两种审美及价值取向不同,香格里拉、冈仁波齐等"圣地乌托邦"既承接西方对圣地乌托邦的想象脉络,也释放出中国市场化以来城市中产集反思现代化、追寻文化身份与消费身份于一体的避世想象。作为"圣地乌托邦"的冈仁波齐在体现其历史性与社会性之外,以极致化的"圣地"符号成为商业成功的标签。在历史性与社会性、商业性的综合属性中,"圣地乌托邦"既与现代性反思有关,也与城市中产的矛盾性身份追寻有关。

旨在表现都市白领工作、生活状态的都市职场剧成了近年来大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励志到腹黑的都市职场剧,不仅折射出青年文化的变迁,更凸显出中国社会十年间价值伦理的转变。科层

国产青春爱情电影创作在近几年出现井喷现象。以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与情感波澜为主题的国产电影逐步蔓延银幕。同类型、同质化的电影使其在主题与手法上都出现了短时间内无法突破创新的尴尬境况。国产青春爱情电影的书写困境也反映出当下电影文化的某种惯性和缺失。

政府奖是中国戏曲评价机制的组成部分,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国有专业院团的体制密切相关。当前,大多数地方戏的演出市场不景气,部分剧种甚至濒临消亡,专业院团基本是在主流评价维度的作用下进行艺术生产。其从业人员的职称晋升、收入多少也与评奖活动紧密关联。因此,政府奖及其运作机制固然是导致如今戏曲评价维度单一化的重要原因,削减奖项也可以防止腐败因素滋生,促进剧目创作多样化,但在评价机制尚不健全、戏曲市场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策的推进必须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否则矫枉过正的改革将加剧艺术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传统戏曲的保护和振兴。

戏曲碑刻作为重要的民间戏曲文献,很多时候可以补充正史文献对戏曲信息记载之不足。在对遗存于台湾中南部部分市县618通清代碑刻爬梳之后,共获得25通涉及戏曲信息的民间史料。这些碑刻信息中记载的戏曲活动很多曾对移民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国维对元杂剧的类型划分和品评准则,深受西方思想家叔本华意志哲学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得以发生的前提,正是基于王氏自身的"性复忧郁"和对人生意义问题的苦苦思索。王氏最终否定并抛弃了叔本华拒绝生活意志、以求获得解放的主张,而陷入到了彻底的悲剧人生论。这正是王氏推崇"以死殉道"的《窦娥冤》《赵氏孤儿》,列其为"世界级悲剧"的根本原因。此外,对于王国维自身来说,对叔本华悲观哲学的汲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命运的悲剧。

《荆钗记》是川剧高腔的传统经典剧目,先后有四种本子,它们皆是根据艺人的抄本整理的演出本。改编者都结合舞台演出的实际,对南戏原作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以及音乐体制等作了改编,在艺术形式上融入了川剧高腔的艺术特征。而在对南戏原作加以改编时,由于出自不同的艺人和改编者之手,故各种本子有着不同的特色。

日本当代动画作品选择性地继承了日本文化中古老高雅的"幽玄"美。日本动画的幽玄之美主要从四个角度得到呈现:幽玄美学强调适度表达真诚充沛的感情,这形成了自然简约的艺术风貌；幽玄美学强调主体体物的深邃,这导致对角色心灵世界的精细刻画；幽玄是一种高度关注超越性、精神性的美学,所以向死而生的死亡描写成为日本动画一大特色；幽玄美学中的贵族崇拜也为当代动画所继承,但融入了时代的新变,产生了一种外表高贵而内心稚嫩的新形象。

随着计算机、信息、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到由数字技术建构的映射大脑意识的镜像空间,即赛博空间。数字时代的人类早已不再满足于身体的解放,而转向如何扩展对大脑的延伸,赛博空间正是这一延伸的结果。通过电脑屏幕,身体所处的物理空间和大脑进入的赛博空间达成了无缝衔接,构成了现代人类的后现代生存景观。电影《黑客帝国》系列正是对这一人类生存景观的宏大而彻底的超验性模拟实验。本文通过重读该文本,探究其中的虚拟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二元对立命题,重新思考人与机器、人与科技的深层关系。

"史诗性"长篇小说,往往故事庞大、叙事话语复杂,并且在主题上有严肃、厚重、多元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当下电影创作所处的"消费语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然而,在文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史诗性"长篇小说也很容易被当作素材而被电影工业所利用。电影创作者在对这一类长篇小说进行改编时不可避免地要消解、重构原著的话语、故事与意蕴,这些方面都直接关系到改编影片能否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就目前的现实来说,张艺谋对于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所采用的一系列策略是较为成功的,可以当作这一类小说改编的成功范本;而王全安对于《白鹿原》的改编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就比较失败,也可视为这一类小说改编失败的典型。

相比生态学的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两种范式,电影产业也是一个生态环境,其中各个环节都有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必备条件,彼此之间相辅相成方能形成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影产业经过14年的飞速发展,从2016年开始放缓,迎来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全新部署和调整。在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和发展之际,充分认识电影深层生态的变化与特质,方能在整体上做出调试与配合,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平衡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电影的"中国梦"。

作为乡镇社会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苏州评弹填充着近代江南乡民的日常休闲空间。这一极富江南地域特征的吴侬软语不仅在一词一句之间吐纳着人生百态,满足着江南乡民的精神享受,并以绵延四季的持续展演与江南乡民的生活形成一种特殊的"律动"。对于田夫地客而言,评弹说书绝非仅是农闲时期兴盛一时的年档欢腾,更是与其日常生活"合鸣"的"平行世界"。评弹艺人以即时即地的表演和应时应景的演出内容,与乡村四季的岁时变换相衔尾,使江南乡民的精神生活呈现出狂欢与日常交织的态势。正因此,流连于书台周围的江南民众,在经年累月的艺术熏陶中,日渐融入了评弹艺术所"规限"的时间与空间,最终陶铸成与小桥流水相映衬的慢板化生活节奏,这已然构成了观察传统江南乡村闲暇生活的另一种视角。

2017年的中国曲艺发展态势比较复杂。整个业界的交流展演活动依然比较活跃,但新秀和佳作不是很多。"过场多"但"落实少","活动多"而"效果弱",表面的热闹难掩内在的贫弱。同时,创演观念时见偏颇,改革创新多有盲目；学术研究正常推进,学术情怀比较热切；教育培训虽有起色,存在问题却也不少；艺术传承成绩突出,文化传播备受关切；政策条件日益向好,业态生态仍不乐观。大力培养专业人才,强力推出精品力作,科学优化顶层设计,恢复完善行业伦理,依然是未来发展的核心议题。

章回鼓书《古城暗战》作为中国传统曲艺的一个创新性编排表演的剧目,一经推出便收获了不小的成功与不少的好评。作为中国传统曲艺的传承与创新结合的实验剧目,《古城暗战》给曲艺发展与曲艺教学提供了不少经验与思路。本文从分析评价章回鼓书《古城暗战》开始,具体分析《古城暗战》是如何坚守传统与进行形式上的创新,并从中总结出其对当下的曲艺教学发展带来的经验与思路。

苏州评弹存在着三个终极问题:苏州评弹是谁?苏州评弹从哪里来?苏州评弹往哪里去?苏州评弹的基本特征、艺术规律是在苏州评弹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苏州评弹的艺术特征、艺术规律又规定并制约着苏州评弹往哪里去。周良对评弹往那里去的思考,为我们继承、发展苏州评弹指明了方向。周良的理论探索还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迪。

电影《山河故人》中出现了大量的符号隐喻,文峰塔既是一个地方的位址,它也与周边建筑组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资本和权力交织的空间。地方与空间的张力,权力与资本空间的压迫,对远方与生俱来的渴望,现代空间的流动性等诸多因素,促使张晋生和儿子远赴国外,却又进入了一个焦虑与抵抗的异质空间,而选择坚守的赵涛也处在失落之中。文峰塔隐含了处在地方与空间紧张关系中人的焦虑以及从中国传统"寄居"的思想中寻求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