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版《中央日报》刊发有两篇穆旦集外文，一为1942年4月6日与4月10日连载的《光荣的远征》，一为1943年3月1日刊发的《国军在印度》，均署名"查良铮"，可填补穆旦缅印从军经历空白，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又以《中国健儿在印度》为题在《声报》刊出。两篇集外文与李煜哲整理的《苦难的旅程》合在一起，已勾勒出穆旦从军经历的完整线索，可以丰富对穆旦其人及其经历与思想的理解，加深对诗人穆旦及其诗歌创作与表达的体悟。

穆旦是一位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现代中国最勤于修改的作者之列。对于穆旦诗歌所展开的编年汇校工作，应和了日益兴盛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和作家作品校勘，特别是汇校层面的工作实践。通过审定穆旦前期诗歌的编年问题，对其中繁复的异文进行细致校读，穆旦的个人写作史、文本演变史以及个人写作与时代语境的复杂关联均能得到充分的呈现。藉此，也可以见出作品编年与汇校所具有的效应远非仅仅止于一般层面的文献校勘，它能全面触及文献整理层面的一系列内容，也完全可能容纳更广泛的研究内涵，现代文学文献学本身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以文献学的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能带动文本整理的精确化，亦将带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更新。

"戏剧性独白"体诗创作，是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艺术贡献。本文集中论述闻一多"戏剧性独白"体诗创作，及其对1930年代卞之琳的直接影响和对1940年代袁可嘉等年轻诗人的间接影响，揭示闻一多"戏剧性独白"体诗创作的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钱玄同承接清末章太炎"黜经为史"的思路，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认识孔子、孔学，批判了康有为等发起的孔教运动。同时他将章氏的"黜经为史"转化为"黜经为史料"。从"史"降为"史料"，"六经"的纲领地位不复存在。这些成为"史料"的"六经"被钱玄同按不同性质，归属于文史哲等学科，终使经学"土崩瓦解"。钱玄同对"六经"的定义，从内部瓦解孔学，让旧道德、旧伦理丧失立足之基，促进了五四思想革命的生长，可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还值得商榷。

追究早期"朦胧诗"诗人怎样一步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不能不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来翻译资源(公开出版的译诗集、内部发行图书和《译文》等外国文学译介杂志)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和启发。本文力图在文学史梳理和诗人创作演变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早期"朦胧诗"诗人的艺术接受和风格转变过程，确切把握早期"朦胧诗"产生、发展的脉络，呈现这一诗潮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创会伊始将"大众化"视作其工作的重心，作为国共合作下的文化组织，"文协"对"大众化"问题的重视凸显了"大众"在国家政治当中的重要位置。而国共两党对"大众化"洽释和实践的迥异不仅牵连着国共两党对于"文协"乃至1940年代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同时也折射了两党在重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在抗战的背景下，文艺的"大众化"不仅牵涉了文学的形式问题，而且还涉及政党在进行"大众化"的文化实践时，如何在强化"文化控制"与拓展"文化参与"之间保持辩证统一关系的问题。

"川版"《原野》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但曹禺依照的是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史评价来对"文化生活版"《原野》进行修改，体现出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反向书写，表明1950年代的文学规范仍对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经典构成持久改造。而作家主动与之对号的心态，也包含着值得反思的文学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等重要问题。

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到1 941年3月抵达延安之间，一幅幅战时"中国风景"出现在艾青的诗笔下。其中，艾青在湖南西南山区的诗歌写作，通过对"中国风景"的"观看""静听""体味"与"分担"，"中国化"程度明显加深。与此同时，艾青将其富有现代感的艺术探索与国家实际情况、个人情感历程等融为一炉，使得诗歌中个人的"中国风景"与集体的"中国风景"达到了较高程度的融合，印证了诗人的自我说明——"我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着"。

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通过对"至贞至洁"的品行与五伦观念的嵌入，改写了原作中的宗教内涵与翻译归化过程中的情节矛盾。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双重接受表明了林纾既致力于"伦理"对"情"的收编，又不取消"情"的意义的调和状态。对儒家规范的恪守与"泛情"的情感观念使得林纾的情爱观具有了过渡时期的特殊性。

《奔月》是处在精神困境中的鲁迅以自我疗救为目的而展开的文学追忆之作，有着繁复的心理背景与文本勾连。从心理背景上说，"个人情感""职业生涯""社会活动"三层面的危机所形成的精神困境，是推动鲁迅写作《奔月》的重要诱因。从文本勾连上说，同时进行着的追忆之作《坟》《朝花夕拾》，也为《奔月》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文本支撑。这就意味着《奔月》既具有个人层面上的自我疏解、自我反思的意义也具有民族共同体层面上的精神解构式发扬的价值。

《美洲华侨日报》"新生"副刊从1940年创刊起每年10月19日鲁迅忌日大都出版鲁迅纪念专辑，直至1957年。所发文章除少部分转载国内外，其余均为美国华侨所写，表达了他们对鲁迅这位精神导师的崇仰与学习的决心。作为鲁迅纪念活动的主要推动人梅参天与鲁迅有精神上的契合，更以杂文写作实践推动鲁迅精神在华侨社会的传播和弘扬。《美洲华侨日报》的鲁迅纪念专辑提供了一条研究鲁迅海外传播的路径，值得深入拓展。

鲁迅有不少偏至的观点是不易理解的，比如"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汉字不灭，中华必亡"，等等。鲁迅对中国历史的透底性批判，因其偏至而引起的震撼度或许并不亚于上述两种观点；然而，我们倘若能够抓住其中的一对修辞学范畴，其偏至与深刻的转换或许并不难达成。这一对修辞学范畴便是——整数和约数，它们是鲁迅的批判修辞法。

在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中，"逃离"这个经典主题再次焕发光彩，体现了作家对当下都市现实的敏感捕捉，融入了作家本人的人生体验和对生命意识的思考，表现了作家在平凡中超越现实、在残缺中追寻圆满的执着书写。

刘恒是当代文坛中颇富思想深度的作家。但刘恒研究中却存在某些浮浅现象、轻率态度、草率结论。笔者力求以求实的姿态，在反复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与既成观点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透过刘恒之"论"论刘恒。

创伤叙事是张翎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她最有力的叙事方式之一。从创伤发生机制来说，创伤使受创者的自我解体，于存在中制造破洞，具有延迟的效应。创伤症候在张翎小说中的表现是多样化的，创伤叙事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呈现，而在于治疗。将不堪回首的过往、充满羞耻感的历史放在阳光下曝晒，张翎小说的主人公通过直面现实，正视自我，完成了创伤治疗。在灾难和绝境面前，人性所发生的变化和逆转，正是受创者重建自我，形塑未来的过程，这也是创伤叙事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范稳用"拒绝遗忘"和"发现抗战"的叙述方式完成了个人化的抗战历史书写，写出了以"中国远征军"为核心故事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2014)和以"重庆大轰炸"为故事线索的长篇小说《重庆之眼》(2017)。两部小说通过"抗战"故事与"后抗日"行动的交织叙述，既思考战争遗忘与记忆的问题、战争追责与索赔的问题，也聚焦战争对个体生命冲击的问题，在追溯历史中完成了一次战争创伤的文学救赎。

"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的精神开掘愈发深邃。对人的精神隐微的细致思考和精致展现一定程度上建构起独具个性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从初遇革命的迷蒙、懵懂，到义无反顾地追寻理想的生活，再到在现实的种种颓败景象中幻灭。革命者在幻觉、记忆、分裂、疯癫的精神演进中，完成了对乌托邦幻梦的告别。

"九一八"之后，鲁迅便经常或直接或间接地谈论抗日救亡问题。鲁迅预感到日本必不会仅仅以侵占东北为满足，必定欲将整个中国置于其铁蹄之下.；而鲁迅同时预感到，日本人侵占中国后，必定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以达到在精神上愚弄、麻醉中国人的目的，而中国人的奴性则将进一步加剧。鲁迅为此忧虑不已。鲁迅晚年时时谈及金元和"满清"这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的情形，就是为了警醒国人。鲁迅晚年更有一种"明末情结"，因而谈及明末的文字特别多。这是因为在鲁迅看来，明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和剿杀清流，正是导致亡国于"满清"的根本原因，而现实又与明末极其相似。总之，"九一八"之后，鲁迅是十分关注日本侵华问题的，是时刻顾念着国家的安危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后，旋即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本文从其巨大的影响力入手，探讨为何是数学家陈景润这一距离传统英雄形象最远的人物引发了时代最普遍的激动。通过梳理书写陈景润的文本序列，本文发掘出同时期秦牧的《探访"科学怪人"陈景润》一文作为参照，凸显《哥德巴赫猜想》以"爱"与"美"为主轴的主体抒情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为"知识分子英雄"的诞生提供了必备的共情基础。在书写知识分子之美的同时，徐迟还借助仙鹤意象巧妙地解构了此前一个历史时期奉行的"又红又专"的政治意涵。而陈景润之"专"，又在徐迟笔下被具象化为一个成功登顶的过程，因而被许多读者视为励志型读本，兼具个体解放与成功学的因子。对"专"的极致追求，在产生"解放"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响至今的社会后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经历了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转变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语化风格。《异秉》作为汪曾祺1980年代重写1940年代旧作的一个篇目，极为清晰地呈现了这种转变。但既往的研究并未明确考察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通过比较《异秉》重写前后的文本差异，并且从"向群众学习"这一思想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效果，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角度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对汪曾祺重写《异秉》及其在整个1980年代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重视语言的群众性、善于以具体化的描写塑造典型等。因此，有必要把汪曾祺放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环境中，重新探索那个年代和汪曾祺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