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的庚子事变以来，以"赛金花"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绵延不绝，成为文艺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1930年代中后期，夏衍《赛金花》和熊佛西《赛金花》先后问世，名噪一时，但在1937年3月两剧同时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先前还有一部京剧《赛金花》在1934年被禁演。这些戏剧的禁演既和国民党的戏剧审查政策有关，又和德国大使馆的干预密不可分。国民党政府在查禁过程中，既要宣传民族精神，又因国力羸弱而受制于列强，处于一个被动、尴尬的境地。

民国时期"国文成绩"(即学生作文选)的编辑、出版是一重要且特别现象，数量大、范围广，兼具教育、商业、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及影响。这些以文言文为主的习作对于我们的写作教育可能缺少足够的直接借鉴价值，但作为历史资料却可以深化我们对民国教育事业及思想文化的认识。

鲁迅的杂文笔法有很多套，本文解读鲁迅《"题未定"草》系列杂文，大概识别了其中一套，即遵循弱者正义的话语法则。本文认为，鲁迅以此将一己之个性浸润杂文，于复杂的文学生产关系中形成其"社会批评"的"笔"与"相"，像刺客一样勘破现代中国语词背后的话语秩序，写下现代中国的"诗史"，打破"作品"的自足自治，吁请读者的情感相与，询唤读者的抗争意识。

鲁迅的"声音"不在特定形态的文本所呈现的形象、思想、概念之中，而在以主体、语境、文本微观形态、传播能力、功能诉求等为形构要素的杂文话语中，它和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它才是我们把握鲁迅"声音"的渠道。因此，以杂文话语为对象的鲁迅研究，可以打通鲁迅著译文字的文体差异，形成另一种整体观，在一种超越性的"无"的维度上把握作为"暗内容"的鲁迅整体。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地区相继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周作人在平津地区的报刊曾发表大量文章与言论。笔者经年搜求，寻获在此期间周氏"佚文"十五篇，以及相关史料若干，均为尚未公开披露或编入周氏文集者。为此，笔者对这些新见"佚文"及史料做初步整理与简要评述，谨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抗战时期，老舍作为"文协"的代表参加了北路慰劳团到西北慰劳抗战将士，并沿途开展了一系列文艺活动。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到目前为止老舍的"西北之行"并没有完整呈现出来，而且充满了太多错讹。本文借助新发现的老舍佚文《抗战与戏剧》及其他文献力图还原老舍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大后方的两次演讲，展现老舍的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战时文学理念。

本文从"怎么写"的视角重新审视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了什么"，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精心建构的"文学起源神话"，其中蕴藏着鲁迅最基本的文学模式与精神结构，并反映了他"立象以尽意"的写作观念与技术。鲁迅惯有的校雠式思维使他在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大量使用对比手法，从而在《藤野先生》中构成了多重维度的对照批判。鲁迅的作品常在文体上出现"越轨的笔致"，他从来不拘泥于文体，不惮于游走在各种规范之外，《藤野先生》是小说还是散文的争论反映了我们对鲁迅的文体观念认识不足。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我们习惯于在周扬和胡风的对峙间寻找其位置。然而，鲁迅介入论争，是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的。对于他来说，战前的上海文坛代表着革命特别的一种形态:危机中的革命。在左联之外，与傅东华、郑振铎、茅盾等"《文学》社"同人的关系，是鲁迅形成这一判断的重要前提。对此加以钩沉，将使我们得以理解鲁迅最后一年间的种种选择，并把握鲁迅眼中那不会在"联合"中解除的革命危机。

本文以高长虹与鲁迅之间在1920年代的争论为线索，以两者在争论前后的心态变化以及争论后的差异性的反思情况为视角，探究在1920年代知识青年与青年导师之间由"你的就是我的"到"打杀"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不仅促使鲁迅重新审视了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知识青年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其促使一批知识青年完全重构了自己的思想意识、社会身份以及自己的人生道路。

1927年，国家已经名义上统一，但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后"大革命"语境对重新认识亭子间文化人而言十分重要。本文从后"大革命"语境出发重新考察，发现他们远远大于左翼文化人的范畴，还包括托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是中国第三代激进主义者。亭子间文化人承载着大革命余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书业繁荣有直接关系。

本文尝试以空间移动为视角解读鲁迅小说《孤独者》。从喻示家族伦理的本家厅堂到虚构"悬置"的客居之厅，《孤独者》在处理两个"纠缠的自我"之间的张力时，是借"客厅"这一重要的空间因素得以实现鲁迅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建立以及行动的差异的展示。魏连殳的客厅不仅仅作为叙事空间参与着小说的情节结构，同时也在象征诗学的意义上烛照了1925年鲁迅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自新。最终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走出魏连殳的客厅，鲁迅以穿越了不同空间的"声音"的"回响"传递了作为内面自我的孤独者主体的谱系继承与历史选择。

列夫·托尔斯泰并非如尼采那样内置于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而是作为鲁迅经常与之对话的对象存在着。鲁迅与托尔斯泰展开的对话，并不止于托尔斯泰的思想与文学本身，而且延伸至托尔斯泰影响下的文学传统以及文化学说。本文以鲁迅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为媒介，联系其周边的历史事件，考察鲁迅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托尔斯泰主义"的对话。与以往"影响研究""比较研究"范式相比，本文着重以"对话"介入鲁迅与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外延托尔斯泰主义关系的考察，且在立体化的历史语境下，发掘"托尼学说"深的意味。

鲁哀鸣的《极乐地》是民初政治小说中的杰作，其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引入，《极乐地》把近代政治小说中的理想叙事推到了"主义"化的新阶段；第二，《极乐地》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造了清末政治小说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叙事模式，建立起运用思想理论来处理现实的传统，对后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启示作用；第三，《极乐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充满悖论，既有强烈批判，也有悄然借鉴，这既有别于清末作家的立场，也不同于革命文学家的态度。总体而言，《极乐地》无论叙事模式，还是问题立场，抑或是文化态度，均蚀刻着近代政治小说运行的轨迹，是近代政治小说演进中的一个重要标识物。

在清末民初的西方小说翻译热潮中，侦探小说的输入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发展和早期侦探小说的生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以《九命奇冤》与《霍桑探案》为例，考察从中国公案小说过渡到早期侦探小说的过程中人物类型、文本叙事逻辑和功能价值的推进演变。本文认为，从《九命奇冤》到《霍桑探案》，人物类型发生了"清官侠客"到"侦探助手"模式的转变，叙事逻辑则从断案伸冤转变为破案解谜模式、从因果连贯到因果演绎，叙事功能上则逐步从道德主义向科学主义偏移。

梁启超经由德富芦花《冬宫の怪談》(1898)重译的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1902)，原为英国作家Allen.Upward的短篇小说"The.Ghost.of.the.Winter.Palace"(1896)。在翻译中，德富芦花拆解原作双重第一人称叙述结构，并大量省译；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改写和发挥，建构了"语怪"背后的政治寓言，虽述俄宫1894年之事，实际投射戊戌之后的晚清中国。还原文本旅行中的文化坐标，在小说跨语际之旅中，可以展开对晚清中国翻译文本、思想转型和政治理念的探讨。作为1902年的"政治寓言"，小说在历史回望中对专制制度的反思，也成为呼唤未来的一种力量。

英人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发生在"小说界革命"前数年，是晚清小说理论和创作的重要探索。征文要求和作品实绩体现了中西小说观念的碰撞。该批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孚期望，重要原因之一是傅氏未在中文启事突出对有情节的叙事性作品的期待，彼时中文阅读圈也尚未形成叙事性为"小说"核心属性的共识。但部分应征作品尝试突破传统小说模式，明确提出"章回小说"概念，成为认识晚清大众小说观念的难得实例。

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拓宽了新生代小说的传播路径，为当下的影视改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在主题话语、人物形象及商业元素的通俗性转换上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影视导演在改编中的选材意识、重新调理以及对受众群体的重视，也将影响改编后影视艺术内涵的重塑与升华。

本文认为赵树理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因子，可分解为"故事""圆满""清官""扣子""绰号""可说性"六大元素，正是由于对它们的创造性融汇，赵树理成功地创立了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评书体小说，标志着新文学从"西化"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蝶变。

本文尝试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市民父亲"形象进行分析。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和学校教育体系在城市中逐渐发展，造成"市民父亲"与孩子处于"分离"的生活状态和生存逻辑之中。"市民父亲"不再是家庭中的道德权威和理想模范，对家庭的控制力逐渐减弱。父亲在权力等级秩序中的位置松动，有助于父亲在家庭之中自然天性的情感表达。中国现代小说对"市民父亲"的书写，具有情感化的叙事特征，这与新文化运动用"爱"的情感话语取代"恩孝"的权力话语的现代家庭伦理观念相呼应。

1920年代初，周作人以《散文小诗》为题发表了《巴黎的忧郁》中八篇散文诗的汉译。笔者将原文、汉译与作为底本的英译、德译互相比对，发现译者更为倚重德译本，这暗示着鲁迅的参与。而出现在台前的西蒙士译本，则提示了周作人与欧洲世纪末文学思潮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