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然书写自1970年代末发端至今，涌现出一批女性书写者，她们不以感性的私语抒悲遣怀，而是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公民姿态，表现出清晰可辨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显示女性书写由"私人领地"向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拓。本文梳理几位台湾女性自然书写者的创作流变，认为1980年代后期，是台湾生态女性主义创作的转型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创作文体由"社会批评"式报导文学，转向审美意味的"女性智性书写"；二是书写对象由"荒野写作"走向"生活的自然"；三是由"二元对立"社会批判转变为鲜明女性特色的"还魅式书写"。

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学进入台湾以后所引起的自发和自律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深入和延续；另一方面是对抗日本殖民者强制普及的"国语"(日语)教育进程中愈发深重的"汉文危机"而产生的汉语文改造与保存的实践运动。本文试图以东亚的"国语运动"为背景、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入口，将这场论争的复杂面向，还原到当时的殖民统治、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语境下，发掘论争中有关地方语言和文学形式问题所指向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分裂与想象性弥合。

作为一部诞生于加速社会中的城市题材长篇小说，《老实街》聚焦于一个传统基层街区，书写了它独特的空间、历史、文化与道德。小说一方面书写了现代性的交换价值对传统道德的侵蚀，另一方面又呈现了传统道德的问题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无能为力。这种辩证的书写，揭示了传统道德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矛盾，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超越立场，呈现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思考:真正的道德并不是一种地点本质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性的积极的建构。

本文主要从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探讨在新时期铁凝小说风格走向的改变，在《永远有多远》《大浴女》等一系列小说中她对女性生存、命运、精神困境的描写，探索铁凝笔下不同女性角色的个性特征，以及在这些个性特征中潜在的发展脉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女性经验的重建和解构，悲剧意识的反思和升华，哲学思索的叩问和批判。

高晓声创作谈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是谈他对中国农民的认识，这里边的许多话一直以来被视为典型的国民性批判话语而在研究者中反复引用，但是细读高晓声创作谈原文特别是放在上下文中去仔细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却发现高晓声的原意与国民性话语的解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是龃龉。高晓声绝非以往经典评论家所论定的那样一个刻板形象，他与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大力的研究。

阅读汪曾祺小说，尤其是反映民风民俗的小说作品，从其行文即能闻其行云流水般的动人旋律。其作品中的丰富民歌元素，是作家在广域的乡土世界范围里集中捕获的生活体验和深刻认识，同时，民歌也直接参与了故事建构的过程。在事件叙述过程之中，民歌用以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故事情节、营造环境氛围、增强语言特色。通过民歌，汪曾祺小说作品的表现力得到更有力的展示，小说意蕴更为凝厚，其民间意味更突出。

在艺术表现层面上，"典型论"中所强调的人物与环境关系对艺术真实性的把握，使李健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得以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特殊的内在原因，也是其沟通文艺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方法，从而确保了文学批评维持了某种程度的艺术性内容。但政治对文学规律的不断规约，又使得李健吾必须不断协调批评的文艺性内容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小心翼翼地确保文学批评维持在规范之内。而调整的过程又难免暴露出文学规律与政治规约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1942年，茅盾在桂林创作了"雨天杂写"系列杂文。关于这组杂文，很多版本的茅盾全集、选集、年谱、词典在收录或表述中都存在史料错误，包括内容残缺、标题与正文张冠李戴、最初刊载信息混乱等。这些普遍存在的错误导致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在引用"雨天杂写"系列杂文时陷入了史料的混乱。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对"雨天杂写"系列杂文的史料问题作出系统的梳理与考证。

穆旦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抗日，1943年回国后一段时期生活相当不稳定，诗歌创作和发表均陷入停滞期，但却有一系列时论翻译作品发表。本文通过1943—1944年穆旦时论翻译活动的史实补正和佚作钩沉探隐，以期对穆旦早期翻译生涯给出更为完整的勾勒，为理解穆旦作为诗人及翻译者身份的发展建构提供一定的旁证。

笔者新发现林语堂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予宰。林语堂用这一笔名在1940年至1941年间发表了27篇译介文章，所发刊物集中在上海的《天下事》《宇宙风:乙刊》与《国际间》三种。这些译文原著既有英文亦有德文，视野开阔，兴趣宽泛，虽多着眼于世界局势，但在文体上却堪称幽默轻快的小品文。这些译文也秉承了林语堂一贯的意译风格，行文简洁晓畅，实属汉语佳作。鉴于目前林语堂文集或全集被良莠不齐的他人汉译之作(林语堂英文原著)占据了绝大部分卷数的现象，林语堂本人的汉译之作更应受到关注。另外，笔者对林语堂笔名宰予及两篇佚文也略作考释。

本文将从张爱玲书信的档案学视角及其写作《小团圆》的心路历程，探讨张爱玲如何在自传体小说中展开作家个人自我、身体与情欲的叙事建构。从这本1970年代中期已成书定稿的《小团圆》，可发现张爱玲的女性身体书写已超越那个年代的文化价值观，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叙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小团圆》一书是张爱玲在深具争议性的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建构中，针对爱情毁灭后还能剩下"什么东西"的思考，进行了生命哲学的反思；其所建构的情与欲的身体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女性叙事作品，亦是文学乃至文化的一种叙事建构，为中国现当代女性身体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

张爱玲与《倾城之恋》之间有一种奇特、复杂的关系。她与白流苏、范柳原同样被命运、家庭抛置在中西新旧交错的"夹缝"之中，因而去寻求一个更为完整、成熟的"自我"，既是主观需要，也是客观必然。张爱玲将其本人的"自我"追寻，有意无意地投射在流苏与柳原身上。然而，他们在《倾城之恋》结局中的那种相对的"自我"圆满，张爱玲在现实世界中并未寻到。她太溺爱既定的自己，也太眷恋其所生活的殖民城市、畸形年代，情愿"困囿"于其中。故其"自我"形态中，充满了残缺、矛盾、执拗与虚无，小处精致绚烂，大处支离茫然。

本文对新发现的周作人给于式玉女士写的序文《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做了考释。首先叙述周作人为何给于式玉作序，并探讨了两人之间的交游，再论述该序文的价值及意义，认为序文体现了周作人对中日文化关系的新思考，其中将日本的中国研究分为"支那学者"与"支那通"两种类型，并提出中国的国学研究还要借助外邦的支那学，是"学人之耻"的问题。因此，这篇序文对了解周作人的交游及对中日文化关系的态度，有重要意义。

《评所谓革命文学》是鲁迅著名讲演《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的原初记录，它的发现为研究鲁迅的讲演活动和革命文学观，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考文本，同时，以它为个案，还可进一步研究现代作家讲演记录稿的版本变异和文本生成问题。

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数篇冯至诗论、文论及演讲稿，兼及其他文献史料，重新考察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冯至诗论、文论之成就及问题，认为他这一时期的诗学观念，特别强调真实严肃的创作态度、自由与形式的辩证法，发人深省，同时对象征主义等也不无偏见。

冯至的重要诗论《新诗蠡测》，在深广的历史和诗学背景下来审视新诗的发展，深入反思了既往新诗史的问题，进而对困扰新诗发展的自由与形式、情感与理智、个人与大众(社会)等冲突，提出了恳切的建言。

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作家，穆时英的生平事迹如教育背景、经历等，已有若干研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利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资料，重新探究穆时英在光华附中、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等校的从学经历，对部分疑点再行予以考证、辨析，填补其间的空白之处，并澄清目前研究、叙述中常见的一些问题，以为学界提供关于穆时英教育背景的较为系统、全面、准确的知识。

"孩子"形象既是文学家鲁迅自我表达的一部分，也是思想家鲁迅自我隐喻的一个符号。孩子形象将鲁迅小说中的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孩子"由能救的"孩子"到不能救的民众的变化中，鲁迅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绝望，并将此上升到存在主义意义上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本体性思考。然而，鲁迅并没有至于绝望，他以写作完成对绝望的反抗和自我精神救赎的同时，也走向了行动，从而诞生了鲁迅式的行动哲学。

中国诗歌会后期的主要刊物计有《时调》《五月》《行列》《春草集》《战歌》《诗创作》《中国诗坛》《新诗歌》八种。它们对于聚合该群诗人、推进抗战诗歌和革命诗歌的创作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

1946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同行的还有侯宝璋、张孝骞等五位科学家和漫画家叶浅予。然而，关于此次老舍赴美的背景，学界表述多较为简单。深入分析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开展的中国项目的缘起、具体实施等情况，结合老舍受邀后，国内文艺界的反应和老舍本人对赴美之行的预想，可以发现该项目首次邀请中国文艺界人士赴美的动机和老舍本人赴美之目的之间存在契合。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老舍在美国期间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思想，进一步认识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