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延安市延川县《山花》文艺小报创刊于1972年，其"前史"却可以追溯至1970年由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创作组编选的工农兵业余作者诗选《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作为"文革"后期的重要文学现象，《山花》无疑带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所刊发之作品，应和不同时期意识形态诉求的占据主导地位，但因历史和地域文化原因，这些作品也有着浓厚的陕北民歌的艺术特征，较之单纯口号、标语式写作，多一层民间的鲜活气息。也因此，作为工农兵写作在"文革"后期实践的重要代表，《山花》具有沟通"十七年"文学及民间传统，并表征意识形态的文学实践及其可能的文学史意义。

高晓声观察并分析了从集体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转型对于经济先发地区农民的辐射性影响，留下了学术研究与历史记载所难以触及的细枝末节，尽管其人物形象塑造略显单薄，并且缺乏展望未来的愿望和高度，但对于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与现实运行条分缕析的分析足以让他成为在公与私、个人追求与国家关照、社会关怀与审美自足之间颇具特色的存在。考察高晓声的个案，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社会主义中国初期以公代私举措对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的组织、动员和调控，到改革开放时代公私兼顾对于不符合经济实践的计划体制的调适和溢出于僵化制度的生产力的解放，再到市场经济全面到来之际暴露出来的个体化和私己观念对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面貌的负面影响。"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当下攸关利害的重大问题，重新返观高晓声及其创作，汲取其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未来文学书写农业、农村和农民辅以镜鉴，为勾勒与想象"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形象和价值提供参考。

鲁迅小说的故乡书写并非真实再现，而是启蒙主义的叙事再造。这是一种关于故乡的"他者化"建构，通过第一人称、风景丑化、乡民病态、时空展开、文本语言等一系列叙事手段完成的，但是乡民的经济诉求解构了启蒙主体的文化诉求，最终形成了启蒙客体、主体和实践三重"失语"的困境。由此反映了五四思想革命的限度，它将"启蒙"转化成了"启蒙叙事"，在揭出病苦时遮蔽了乡村乡民的政治经济革命欲求，陷入了文化内因论和教育救国论，只能局部回应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问题，最终导致了启蒙的自我瓦解。而启蒙也只有承认自己的叙事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才能在当代中国复生。

如何概括和评价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倾向与问题，本文认为不宜单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将其归纳为"史学化"，因为"史学化"只是"历史化"思潮的诸面向之一。发生于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化"思潮既借鉴了福柯思想中对于传统哲学、美学诸问题、概念的本体论怀疑与解构，表现出反本质主义、反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研究的认识论倾向，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引发对1980年代纯文学观以及启蒙主义所主导的文学史观的普遍反思与重构。与此同时，"历史化"在方法论上更是对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是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主要策略和有效方法，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不同侧重的学术面向。

"自由人"论争事件表面上是一场文艺论争，但在事实与本质上，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自由人"胡秋原的主要政治资源是十九路军。"王明中央"时期，党对十九路军的舆论策略非常特殊。在党的"白区"工作制度下，左联顺应中共中央的这些特殊政策，与胡秋原展开了形态特殊的论争。可以说，党争既是"自由人"论争的动机，也是其动力。党争—文争的关系框架，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左翼文学论争提供了一种角度和思路。

在"百花时代"前后，曾有一批青年创作者，以"群体"的面貌、以文学"新生力量"的身份，异军突起。这一文学现象往往湮没于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少数几个青年作家的关注之下。本文从投稿及其相关问题切入，可以看到青年创作者群体在"百花时代"经历的一条不同于"老知识分子""老作家"，也不同于"工农兵作家"的发展路线。这一问题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力、后备军的重要尝试，以及新中国文学制度、作家培养制度的建设。

本文乃周氏兄弟为人为文的对读，从其人生道路选择之异同，进入对其散文以"思乡""生活的艺术"等主题为中心的写作之异同的关注，凸显现代散文的本质，揭示现代散文两大不同写作路径"杂文"和"小品"的来去缘由。

通过对英美两国媒体在《解密》英文版上市一年内发表的英文书评，进行分类梳理和核心内容述评，考察《解密》在英美的评价和接受情况。对《解密》的正面评价主要涉及作品主题、故事情节、叙事方式、作者背景与小说主题及情节的契合、与西方类型小说的关联、中国元素等，同时也有负面的评价和有关翻译的评价。《解密》能够吸引西方读者主要归因于它具有的世界性和本土性特征，同时有赖于文学输出的规模、图书市场的推介力度以及全球化的程度等"外力"。

过往的王安忆研究无一例外都把她当成上海人，而不去注意她内含在其中的另一种身份"军转二代"。这种身份影响到她的生活经验，也影响到她看上海的独特方式。论文称之为"住在淮海中路的外省人"，也试图从此角度重新进入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自然从创作方面看，上述因素往往是潜在的、隐形的、甚至是暧昧的，然而因为如此，才别有一番风味，有值得继续探究的空白点。

高晓声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心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往往让细节与细节相互映照、相得益彰，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高晓声不仅把李顺大、陈奂生这类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塑造得好，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艺术光彩的乡村流氓、无赖形象；高晓声小说中，议论性的成分是很多的，但这些议论并不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相反，总是妙趣横生，就因为高晓声议论所表达的观念、智慧，总能超越小说的具体情境而具有普遍性意义；高晓声还有些小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例如《周华英求职》《太平无事》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1991年高晓声重续"陈奂生系列"，并以1988年访美经历为本事创作终篇《陈奂生出国》。本文聚焦高晓声1981年、1988年两次访美对域外经验和中国问题的认识转变，探讨其重续陈奂生系列的形式考虑与思想根源，反思右派作家新时期"归来"后创作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典化造成的局限。从高晓声海外游记、演讲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国民性主题突显，承载了反思历史与促进现代化的现实焦虑，确立了观察与启蒙农民的叙事结构；但另一方面，单一的国民性批判与对农民性的审视，又越来越不能回应1980年代中后期农村改革出现的新问题，也不能充实启蒙者自身遭遇的精神危机。高晓声访美归来后的小说创作正是要从形式上寻找克服危机的可能:一方面，促进陈奂生性格中的能动性、理想性因素来回应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回顾右派改造经历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间的关系，反思"归来者"在新时期确立的位置。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曾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久的诗歌运动，处于东方战场的中国抗战诗坛，很快并入其中。诗人在诗歌内外、以不同方式声援西班牙内战，并将其"拿来"用作中国抗战诗歌实践、群众动员的场域或策略，大致呈现出两条路径:以胡乔木、力扬、田间、白薇等为代表的新兴左翼诗人，通过创作的方式，以期实现"声援战时中国"乃至"声援革命文学理念"的组织目的；而以戴望舒为中心的文学同人，则选择以译介的方式，探入抗战诗歌的跨国活动及其张力。两者所扭结的"诗史"与"心史"层面上的复杂争辩，不仅使得中、西对话双方获得了深层共鸣，中国诗坛在抗战时期转轨或展开的复杂图景与趋向，也借由国际战争视野得以显现。

本文通过考察周作人《古诗今译》采用的翻译底本，得出周氏当时所见的仅有安特路朗不含希英对照的英译本。他对该诗的理解、误译、选译完全来自朗氏的影响。而转译此举相当于舍弃了与古希腊原文的对等可能，则题记所说"不及原文"本就理所宜然。但周氏当时不提转译，后又倾向于淡化自己未见古希腊原作的事实，似有意维持一个"信"的译者形象。而由于撰写题记时未曾见到原文，所谓只能用口语译就缺乏依据，只能理解为对"言文一致"的响应。

通过梳理《故事新编》的写作过程，本文考察了"油滑"产生的起因和过程，这背后有鲁迅两次绝望中思想与写作的复杂转换。源于绝望，由荒诞到"虚妄"，"油滑"潜滋暗长。"油滑"基于"虚妄"意识的形成，"虚妄"超越绝望中的一系列悖论，表现在创作中，"油滑"油然而生。"油滑"在《故事新编》中具有"润滑剂"的功能，让所有矛盾的对立项消除了界限，达到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多维思想与艺术境界，《故事新编》的奥秘，就在这一情怀和境界中。

本文以章太炎持论本乎名家的主张为视角，来探究鲁迅杂感文的论式与修辞。在彰显鲁迅的文理与伦理的同时，试图指出，借鉴章太炎的名家论式与梁启超式的纵横论锋的鲁迅，是一个具有"理性的诚实"的更加清白的生成性的现代书写主体，不仅祛除了前现代的魅影，还对"我思"本身有更多反思。

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是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一改此前谈论鲁迅的克制，由对1923年之前鲁迅的写作完成了"鲁迅"文学图谱的最后一环，同时借鲁迅重谈草木虫鱼，风土人情。不过，周氏叙述流连于"鲁迅"的"周边"，以自己的方式"放逐"了"主流"的左翼"鲁迅"，这也是周1949年前观点的延续。排斥"鲁迅"、左翼等的原因之一是周作人对反理性狂热的否定，其背后可能隐含了一种极为激进的追求。

钱玄同在"五四"时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目前学界大多从"无政府主义思潮"、"进化论"等方面对其进行解释，而其汉字论可提供新的路径来认识此主张。钱玄同认为孔学"捣乱"了中国文字，使汉代之后"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并且汉字已沦为"孔学之符号"。他主张采用"拼音文字"来替代，因为汉字在实际应用时早已"主音不主形"，只要猛进一步，改为"拼音"，便可顺应文字的进化规律。他的这一思想，代表了五四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章太炎对于《诗经》和"夏音"的讲究和执著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文化观念。章太炎认为诗本来有很多，可孔子和毛氏的删编导致了诗歌概念的混乱。因此，他重新梳理诗歌概念，并追溯到《周礼》那里探讨诗的渊源。他把《诗经》的价值放在"发乎性情"，而且认为《诗经》和楚文化有联系，并产生了各地文化。章太炎对"方言"和《齐物论》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跟其革命思想之诉求有联系，而且也呈现了他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学问上的讲究。

林纾翻译哈葛德小说，如《埃及金塔剖尸记》《三千年艳尸记》等，均涉及西方"尤物"形象。在翻译这种异质女性时，林纾使用如其所是的策略，履行忠实的翻译；而其能在中文语境落地，有赖于中西社会共同的性别话语，包括伦理观、历史观上的男性主导。虽然林译的前提是为了加强礼教统治，重复"劝惩"的文脉系统；但"尤物"也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女性形象和文本形式，并牵连着欧洲当时出现的"新女性"观念。

1920年代中后期"平民主义"与政党革命的兴起也使青年知识分子远离了政治活动。这一时期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怀揣着新文化的理想走进了文化界。然而，他们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反倒变成了游走于知识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游离者"。他们既不认可知识精英的做法，又不满意平民的觉悟，他们独自寻觅自我与文化社会的变革途径。"游离者"形态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是"五四"后知识青年的一种特殊形态，又是深入理解1920年代中后期知识青年处境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