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改革逐渐深入下，高中教学应该以核心素养为学科教学目标。在历史教学当中，家国情怀是核心素养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历史课程内容当中富含与家国情怀相关的信息，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要求，需要教师对学生家国情怀加以培养。本文主要针对新时代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结果仅供相关人士参考。

几乎与罗马帝国同时兴起的基督教在传布过程中,因受希腊和拉丁两大文化的影响,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基因",进而形成了统一基督教王国中的希腊和拉丁两大教会共同体,即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方教会。随着帝国的东、西分治,以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国家的兴起,东、西方教会也处于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双方渐行渐远。同时,罗马教宗对普世教会至高权威地位的坚持必然会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的上升产生冲突,于是,对普世教会至高权威地位的争夺成为东、西方教会冲突的焦点与"死结"。1054年,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强硬个性的碰撞、以及教义和礼拜仪式方面的争执,成为教会大分裂的导火索。1054年教会大分裂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艺领域持续推进。戏曲由于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从而成为新政权构建新的文艺政策的重心。政府希望通过对戏曲的改造,以加强对全国剧团及艺人的领导和管理,进而规范戏曲领域的自由市场。不过,政府的这一目标却在温州遇到了阻力。新中国初期温州各级文化部门对剧团的管理过程,既展示了受限于文化市场的持续存在,国家在基层的文化政策目标始终难以实现的困境,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治理基层社会的一种常态——放养式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为进一步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国家主导下,山东农村托儿组织广泛地建立起来。此后十几年间,农村托儿组织的主要职责逐渐从"安全育儿"转变为"卫生育儿"。这个转变不仅体现了儿童培育工作的进展,也反映了国家将现代卫生观念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议程的努力。尽管农村托儿组织于1961年在形式上退出历史舞台,但国家所提倡的以注重卫生保健为特点的现代育儿方法,却逐渐改变了农村家庭传统的育儿方式。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宣传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等政治主张。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群众》周刊大力宣传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以巩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承认并维护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借助其个人威望推动国共合作;严格遵守国民政府规定的报刊送审制度,并对敏感政治事件保持缄默,以适度让步谋合作大局;对不利团结的妥协投降行为和不彻底的抗战言行进行正面揭露与批判,以维护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工作策略,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展示了中共在抗战的复杂背景下妥善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技巧和艺术。

咸同之际江南乡镇战时秩序的形成处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中。随着战乱中上层士绅的逃亡、下层士绅出现分化以及枪船、土匪等势力的兴起,传统"官员-士绅"的二元权力结构被打破,地方团练及太平军乡官等在地强人群体轮番掌控着战时地方权力。各方在地强人手握权力,本应成为秩序的维护者,却又都演变成为了秩序的破坏者。这种暴力社会下秩序控制的矛盾性,呈现出咸同之际江南乡镇面貌的多面与复杂。这种由于政治秩序变动所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有着深远影响。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鸦片出产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产的鸦片平均每年占据国际市场鸦片供应量的75%以上。罂粟种植和毒品加工及走私成为阿富汗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毒品问题也成为阿富汗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与其历史因素相关,也与大国的政策息息相关。目前,毒品问题不仅严重阻碍阿富汗实现和平与稳定,而且,也给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5型截击机凭借高超音速飞行性能震动西方。美国对苏常规军力的夸张研判,助推着同期美苏"缓和"的构建。1976年9月,苏军中尉别连科驾驶米格-25叛逃日本,通过拆解、研究这架米格-25,美国认为西方高估了苏联军事航空工业的实力,开始重估苏联的真实技术实力及国家发展模式效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攻美守"的被动态势下,美国鹰派就此增强了制苏战略信心,对苏强硬派决意抛弃"缓和"而重归对苏施压,这开启了摧垮苏联的"新冷战"的决策逻辑与战略演绎。

威尔逊时期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是巴勒斯坦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动摇到支持的转变。美国政策的转变恰恰发生在标榜奉行理想主义外交的威尔逊总统时期。作为倡导理想主义外交的威尔逊总统,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竟然违背了理想主义,选择了维护美国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只不过是美国实现自己政策的工具。至于运用哪种工具,一切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19世纪英国低收入群体储蓄需求的增长以及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推动了英国信托储蓄银行数量的显著增长。储蓄银行的创办初衷是鼓励工人阶层养成节俭、储蓄的良好习惯,最终实现"自助"的目标,减轻政府救济负担。但随着存款数额的增长,这笔积少成多的资金也开始流入资本市场寻求更高收益。从早期统一购买国债到19世纪下半叶投资渠道的放宽,储蓄银行从对低收入群体的单向"输血",发展为连接低收入群体与资本市场的双向通道,其慈善性质的淡化实际上反映出英国社会各阶层在19世纪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受益趋势。

英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犯罪问题。乡绅出身的治安法官成为近代早期英国治理犯罪问题的中坚力量,而作为制度的治安法官则体现了近代早期英国治理犯罪问题的制度创新。治安法官灵活运用调解、仲裁、具结担保、囚禁入狱等简易判决方式,并通过影响陪审团的司法裁决,在综合考虑法、理、情的基础上展开犯罪治理。治安法官的犯罪治理具有个体性、灵活性与合作性的特点,形塑了英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合作的司法治理模式,从而有效凝聚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提供保障。

上海大学创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虽然只存在了5年的时间,但这所富有活力的学府以趋重社会、知行合一的新方法和新精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为中共的"干部储蓄部",同时也创造性地对干部教育培养的方式和机制进行了探索。"上海大学育人机制"之所以富有成效,是国民革命的政治和持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互动的结果,彰显了一种"活生生的坚忍不拔"的"上海大学精神"。

以氐族为统治族群的前秦在建国和灭燕中,吸收了大量慕容鲜卑和羌族,并予以重用。此举造成朝中敌视两族的言论甚嚣尘上,反映了族际关系的紧张状态。在苻坚伐晋一事上,支持者与反对者存在明显的族群分野;在随后伐晋的军事进攻方向上,长江上、中、下游军力亦存在族群分野,反映了前秦内部族际政治对淝水之战的重大影响。

蒙古国是中国北方重要邻国,而对蒙古国的历史教科书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蒙古国现行6—8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介绍了从夏朝到清朝的中国古代历史。总体上看,蒙古国现行历史教科书展现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且作为定居的农业文明中心存在的文明古国。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国历史教科书在记述古代中国的历史时尤为重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对元朝的历史定位、清朝在外蒙古地区的政策的负面评价等,显然是蒙古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对于蒙古国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形成对中国的认知会产生根本性的持久影响。中蒙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考虑到历史教科书对青少年形成他国认知的深刻影响,展开有关历史教科书的交流合作,在聚同化异的基础上达到互利共赢。

本文试图对20世纪70年代至今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陈述的特点和变化进行概述,聚焦于当代历史背景下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陈述。本研究选取了近50年的教材(文理中学或初中,每10年5本,9年级和10年级)。除了定量研究外,还强调了教科书中关于中国陈述的代表性特征,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成为法国高中历史教科书聚焦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剖析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法国历史教科书构建起一套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由于教科书直接受法国政府控制和指导,教科书的认识自然表征着法国国家意志对中学生认识中国的导向,折射出法国官方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和局限性的认识。教科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创性理论和实践存在着误读和隔膜,而其资料来源和编纂原则,又反映着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

历史知识的常识化是历史研究同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重要途径之一。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参与了近两代中国人的历史常识建构,书中形成了三大历史观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前两点已经成为了构成现代中国人历史常识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对《纲要》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知识的常识化是学术研究和社会、作者和读者之间互动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而历史知识的情节化及其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在常识化的过程中意义重大。

学界对方东美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曾有争论。根据他思想发展不同阶段,应分为30年代的前期方东美与60年代的后期方东美,其中只有后者才属于港台新儒家。30年代前期,方东美的思想是审美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综合,审美主义是出于反对伦理中心主义,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古典主义是出于反对工具理性,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抗。30年代的方东美是一个后五四的五四反思者。前期方东美主张向外的文化进步和诸文明的调和互补,后期方东美主张向内的人格超升和中国文化的本位凸显,这是方东美哲学的内在冲突。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32年,侯外庐读到了郭沫若的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逐渐在郭沫若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但也提出了对郭沫若史学的批评意见。1941年,侯外庐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正式从经济学转向史学之时,不仅将郭沫若视为学习的对象,更是将之视为超越的对象。侯外庐一生把郭沫若既当成导师又当成论敌,这种符合辩证法的学术态度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学风,促进了其健康发展。

如何批判、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必须面对的一大任务。朱希祖对刘知几《史通》的研究和理论借鉴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在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其对《史通》有关史书体裁体例和史官史馆等论述尤多资取。朱氏不仅有沿袭成说之处,也有以新释旧的探索,从中可见传统史学在近代西学冲击之下,虽丧失了主流地位,但仍保持着血脉延续。深入考察这一范例,不但有助于认识现代史家朱希祖的治史特征,还可从中体察传统史学在近代史学转轨中的价值和近代史学的知识演进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