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大量西夏文献陆续现世,现代西夏学在多国兴起。中国学人以罗振玉父子为代表率先参与其中。陈寅恪先生留学期间曾研习比较语言学和包括西夏文在内的多种东方古语文,归国任教后为朱希祖等人提供西夏学国际研究动态。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巨款抢救大批西夏文献,陈氏参与审查藏品,进行初步研究,并发表两篇论文。虽然此后他未继续有关研究,但其视野与方法有开风气、示正轨的意义。此外,陈氏还培养学生王静如投身新兴的西夏学研究,同国际学界对话。王氏荣获世界汉学至高荣誉,并为国内现代西夏学奠定基础。陈寅恪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其学术史的贡献与意涵尚未获得充分的梳理及阐发。

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战争是罗马史研究最为经典的论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扩张性帝国理论成为学界主流,立足于经济利益和军事文化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对外战争的性质和作用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悄然改变,罗马和平在意大利和个别行省逐步实现,军事性社会向民事社会转变。地中海东部希腊化世界的无序状态酝酿出竞争激烈的国际系统,希腊化王国间的兵戈扰攘、王朝统治者的霸权意识都为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战争做出生动的说明。

从现代国家的视角来看,美国联邦司法机构的存在和扩张是理所当然的。在实践中日益完善的全国性法律体系能够满足国家的各种需求,维护法治与公平正义。这一历史进程就是"进步"与"发展",值得称赞。但实际的历史演变却存在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批准宪法时期的辩论开始,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就怀疑联邦司法机构。他们相信联邦法院会不断推动权力的集中。况且普通公民很难完全理解法律语言,最高法院法官又不受人民的直接控制,人民的权利和州的主权都将受到联邦法院的危害。这一时期,反对者有着普遍的担忧与恐惧,他们却没能阻止联邦司法机构的建立。此后,州政府抵制联邦法院的判决成为新的斗争形式。通过研究反对者的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美国早期的联邦司法机构。

约翰逊政府时期,随着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及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美国担心印度可能会因为安全压力而走上发展核武器道路。为阻止印度获得核武器,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解决印度的安全保证问题从而消除它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但是,由于政府内部的分歧,美国逐渐搁置了向印度提供单边安全保证的构想。此后,对于印度试图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美苏联合安全保证的设想,美国也并未予以支持。因此,约翰逊政府最终未能解决印度的安全保证问题,而印度则以自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为借口,正式走上了发展核武器道路。

太平洋战争后期,由日本中国史学者宫崎市定等人起稿、东亚研究所编撰的《异族统治中国史》出版问世。日本军政当局通过东亚研究所对东方文化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的课题委托,将日本中国史学界的青年精英集体吸纳入军国体制之中,学者们的研究获得充裕的经费支持,其成果则"以史喻今",为日本制定"国策"提供历史借鉴与依据。这种特殊的课题委托关系,依靠军、政、学界之间的人际脉络、学者师承关系形成的集团属性而确立,构建了战时日本知识精英与军国体制之间的互动模式。对于梳理并反思近代以来日本中国史学界的学术脉络而言,青年学者们的这段学术经历不应被选择性忽视。

畲族文书包括畲民制作、保存的契约、账簿、税单、执照、证件、日用杂字、谱牒、科仪书、唱词戏本等多种文类。浙江目前发现的畲族文书已逾万件,存世总数可能达10万件以上。早期学者多利用畲族谱牒讨论其族源、祖先崇拜等问题。最近十余年,随着多种类型的畲族文书,尤其是大量契约、账簿等经济类文书被发现和公布,研究领域正不断拓宽。不只是畲族社会经济史诸问题得以更加深入地讨论,同时也为更好地在区域社会史,乃至全国性"整体史"脉络中考察畲族历史提供了可能。

身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波兰,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残存在东西强邻的夹缝之中,始终无法摆脱大国博弈和被瓜分的命运,形成了一种极强的不安全感。长久以来,波兰国家经历了数次沦亡,但波兰民族却始终没有泯灭,历史的悲情锻造了波兰人不屈的独立抗争意志,残暴的外国统治促使波兰人在天主教的信仰里寻求民族认同与慰藉以及波兰-立陶宛联邦鼎盛时期的大国荣光与尊严并一直激发着波兰大国雄心的复苏。因此,要理解当前波兰的政治取向和社会生态,其民族性不可忽视。本文从历史维度出发,探究并揭示出久经风雨吹打之后波兰民族性的精神内核。

墨西哥革命小说是一个以1910年墨西哥革命及其后果为研究主题的文学流派。促使该流派形成的因素包括墨西哥大革命及革命后墨西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西哥开启的文化本土主义运动;墨西哥革命政府对革命小说的引导和推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墨西哥的传播等等。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突出,对旧制度遗产和大革命成败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将描写对象从上层精英转向了"在底层的人们",体现了民族主义情感和精神,将小说与新闻巧妙地结合,具有自传体和史诗性等。墨西哥革命小说是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容之一,与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共同丰富了革命后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的内涵,推动了墨西哥社会的向前发展。

卡波耶拉是在奴隶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巴西黑人奴隶中形成的集音乐、舞蹈、杂技、格斗术于一身的独特艺术形式,其核心形式和基本动作要领源自非洲。19世纪受种族观念和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卡波耶拉在巴西的传承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由于宾巴大师对卡波耶拉进行了现代化革新,加之此后巴西政府的大力推广,卡波耶拉逐渐在巴西得到普及,并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卡波耶拉作为巴西黑人文化的重要代表,已成为巴西民族文化的象征。

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政体,意为城邦的职能组织,其核心是城邦最高统治权力的执行者所组成的公民团体,不同政体有不同的权力安排方式。城邦常常是富室少而穷人多。政体可分为王制、贵族和共和正宗政体,以及偏离正宗政体的变态政体:僭主、寡头和平民政体。僭主政体依据专制的原则,即以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处理其城邦的公务,寡头政体是有产者们执掌最高统治权,平民政体则是由无产的贫民群众执掌最高统治权。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政体,如果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平民政体。最为正宗的政体就是最为公正的政体,应该不偏于少数富室,不偏于多数平民,而以全邦公民利益为依归。

自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以来,欧洲古典文化在新大陆生根发芽,美国的建国者深受其影响,在美国革命时期频频利用古典文化资源来推动独立之进程。其中,古代罗马的历史尤为受到重视。建国者受到循环史观和治权转移等观念的影响,以古代罗马的历史为参照思考当下的局势。在这个过程中,建国者将不列颠视为罗马帝国的化身,自己则声称是高尚的罗马共和价值理念的追随者。建国者利用古代罗马历史合理化革命事业,塑造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影响殖民地居民的情感和观念。并且,罗马历史文化资源有助于美国日后国族构建的进程。

早自1746年,狄德罗就开始参与《百科全书》的出版计划,而这部作品竟直到1772年方告完工,前后历经20余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百科全书》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而狄德罗对它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翻译计划出发,狄德罗逐渐萌生出编写一部内容更丰富、更全面的辞书的想法,并希望借它来革新认识论,推进启蒙运动;随着《百科全书》的编写渐近尾声,狄德罗反而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担心动乱和纷争会摧毁文明,因此希望《百科全书》能成为庇护知识的方舟。由此可见《百科全书》多重的意义和多元的价值。

马克斯·伦茨是德意志帝国兰克学派代表,他运用兰克史观对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创建史进行了研究。在伦茨的解读下,俾斯麦控制了民族运动而将德意志民族国家置于欧洲国家体系之中。伦茨论断19世纪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以制宪的方式而是参照列强政治角逐。在既有的德意志邦联的框架中,普奥之间的竞逐是无法避免的。在19世纪50到60年代发生的邦联改革争议是普奥战争缘由,争议的责任在于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制定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依据其处理德意志邦联改革争议考虑。他以联邦制民族国家的形式构建帝国符合兰克学派对德意志问题的解读。总体而言,俾斯麦转化政治革命中的民族主权原则以服膺于普鲁士的欧洲列强政策,在这一意义上,他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外交行动而建立起德意志帝国。

霍布豪斯对自由的理解承袭密尔和格林等前辈思想家的转向,同时结合了19—20世纪之交英国社会改革的实践,推动了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渡,深化和发展了自由概念的内涵。他对自由的阐释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是将自由概念具体化为一组基于和谐原则的社会权利体系;其二是将自由定位于精神发展成长的目标、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三是从社会权利的意义对自由的"积极"与"消极"进行了综合,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层面推进了对自由概念的理解。

85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出版了《论自由》一书。此书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03年,在距离欧洲遥远的中国也出版了《论自由》的中文版,由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马君武翻译出版。那么,当密尔的"论自由"在翻译成为中文,即在跨文化的迁变过程中,不同文化空间所形成的思想表达是否能够为另外一种文化空间人们所理解?本文即以马君武对密尔《论自由》的翻译为个案展开考察,试图揭示,在中国,马君武在对文本翻译过程中,由于翻译者的主观意图的原因,带来了很多"误读"。而正是这种"误读"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本。

澳大利亚"转向美国"不仅有防卫战略方面的原因,而且有种族主义因素的驱动。澳大利亚和宗主国英国的关系曾非常紧密。澳大利亚人视自己为盎格鲁-萨克逊一员,拥戴"种族爱国主义"。但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在种族主义相关的移民问题上存在日趋激烈的矛盾。同时,在英日同盟建立后,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张的威胁,澳大利亚无法获得英国的保护,因此逐渐转向与其"同宗共祖"的美国寻求保护,并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二战时,日本试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具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并将澳大利亚纳入其中。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即宣布防卫战略"转向美国"。

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一直有着井灌的传统,但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水利推广事业一直未得到学界关注。水利推进社最初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县一级成立的水利推广机构,待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开始自上而下地经营水车贷放和水井开凿业务。与此前一般性的农业贷款不同,水利推进社的贷款具有专项性质。同时,其加工订货业务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经验。在水利推进社的参与和促动下,华北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掀起了群众性的水利灌溉运动。1953年后,水利推进社或者并进各级供销合作社,或者纳入农业管理机构,而退出历史舞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处理和应对沦陷区问题,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研究沦陷区》一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毛泽东认为,研究沦陷区问题,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论",根据"调查",正面直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收集有关沦陷区的各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战策略和史实,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干了什么和即将干什么",研究沦陷区存在的"亡国论"及其具体表现,研究有关沦陷区苦难和抗争的舆论等。从学术史角度看,该文提出的理论指导、研究路径、基本内容等,建构起中共有关沦陷区研究的基本范式。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城市在社会转型中普遍因经济动力不足而衰落,部分城市依靠行政权力的推动作用而焕发生机。晚清民初是保定城市近代化快速发展时期,北洋集团凭借政治军事权力为保定近代转型提供了动力,然而伴随着其政治上式微,城市亦渐衰落。本文以保定为例,探究"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及其动因。

早在秦汉时期,便出现了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开。一直以来,财政分开与专制皇权的发展相呼应,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产物,也是专制皇权发展程度的表征。以满族征服为特征的清朝开国,从财政上来看,则是一个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对税收的控制,公库与汗库不断分离的过程。起先,军事首领的个人财富为后金早期军事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保障。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官僚体系的发展,处理军国开支的公库的形成,公库与君主私库的分开逐渐形成。1644年清廷入关成为全国性政权;1653年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局面形成,又经过了康熙初年内务府的制度化,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正式分开。与同时期的西欧相较,清朝帝室与国家财政的分开非但没有限制皇权,反倒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作为游猎政权起家的清廷,在中央财政这一根本制度上仍延续了前代中央集权王朝的政治传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初满族政权"汉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