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是中国古代的外交策略之一,汉唐和亲久负盛名,宋朝"无和亲"说广泛流传。北宋末年的"帝姬和亲"事件在靖康之难的政治生态下具有特殊的政治内涵,是北宋王朝在应对亡国危机时的无奈选择。宋钦宗企图以此来化解危局,应对灾难,实现赓续王朝的目的。金廷受其内部政治纠葛的影响,解决策略从"帝姬和亲"转变为"废立异姓""。帝姬和亲"作为赓续王朝世系的决策被推向前台,承载着宋金两朝处理靖康事件的政治考量。

20世纪中期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对于当时和其后中国的历史走向与社会发展影响至深且远,而对于精英与庶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页历史的回忆与书写引爆了在历史记忆场域的"诸神之争"。如何记忆、阐释和重构1945—1949年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成为当代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心智生命形成分歧的关键点,而回溯真相与寻求共识,应该成为史学界直面这一议题、为公共文化与历史记忆做出贡献的题中应有之义。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自东向西逐步沦陷。应时局所需,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民族的英雄祖先成吉思汗初步建构其身份象征。全面抗战爆发后,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国共两党一致的期许与希冀,建构较为成熟的成吉思汗身份象征是凝聚蒙古民族共御日本的助推器与催化剂。1939年,为保护承载着蒙古民族至高精神寄托的成吉思汗陵寝免遭日本攫夺破坏,国共两党与蒙汉各族民众通力合作完成西迁,并在此后继续以各种形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典礼与仪式操演,完备成吉思汗"中华民族英雄"身份象征的政治展演。国共两党通过仪式政治的演绎、宏大场景的塑造与纪念话语的造势,一面阐释、宣传民族主义,帮助蒙古族人民初步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保持蒙古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演进;另一面展开政治竞争,在宣示权威的同时争夺蒙古族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有效整合蒙古民族,形塑政权正统性。

"北伐"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共两党有共同历史记忆的重大事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以北伐记忆的方式加以重叙,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历史资源。北伐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共阐述联合抗战、军民协作、重建"党军体制"的有力号召;国共"分裂"的历史记忆,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合作的抗战策略提供了历史借鉴,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党形象;"三大政策"的记忆,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理论基础,打击了投降派和取消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世纪中前期在美国先后出现了两本英文中国史学史专著,分别是贾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华裔学者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贾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堪为汉学研究之入门工具,除了介绍中国传统史籍的分类以及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史,也比较了中西史学观念和编撰方式,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批评。韩著稍晚于贾著,在美国汉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补贾著之不足,其篇幅更长,材料上也有较大增补,对中国史籍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分类更为细致,还列出了大量术语的翻译以及"二十六史"的表格。韩著虽然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肯定,但也从九个方面展开了批评。两部书因其开拓意义及入门工具价值依然值得今日之研究者关注。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首次集中报道中日钓鱼岛争端,其报道主题主要涉及:日本觊觎并侵犯中国钓鱼岛主权权益、美国政府的钓鱼岛政策、中国政府及海外华人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活动、1978年"钓鱼岛事件"等。早期《纽约时报》涉钓报道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依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偏见源于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冷战思维。《纽约时报》涉钓舆论立场与美国同时期钓鱼岛政策是相一致的,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这一特征一直延续至今。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国军表现虽有亮点,但大部分时间却令人失望。虽有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力等客观差距,但是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主观因素亦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掣肘。无论是官兵健康及后勤保障,抑或者军事训练质量,还有国统区民众应征,种种问题症结都一再体现了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决策层在备战阶段、开战以后对其治下国情、军情、民情等应掌握信息的不对称,甚至是明显的偏差,同理可溯的还有国民政府持久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抗日战争时期,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奉行片面抗战路线,民众抗战热情有待提高为背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动员理论与抗战实际结合,并以以往政治动员实践经验为基础,创造出动员儿童团的独特方式和技巧。政治动员下的儿童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慰问战士、支援前线等系列活动,显示作为民族一份子的少年儿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其行为对全民族抗战起到巨大激励作用。中共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的努力,不仅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思想和群众要件,且稳步提高于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壮大了中共组织和军事力量,扩大了其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为战后领导人民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政治前景奠定了基础。

《旅行杂志》是近代中国第一本旅行类刊物,本文以其自创刊至抗战前的10年间(1927—1936)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基本史料,通过游记作者的自我书写从主体视角把握旅行动机的产生及其促发因素,借以从一个侧面理解民国中期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内心状态。休闲旅行对于近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而言,既是对城市环境和喧嚣生活被动地逃离与暂避形式,也是在工作苦役之外主动寻求身心愉悦的休闲活动,两者虽在主体的短期情绪波动间彼此抵消,但在此过程中,休闲旅行对于城市知识群体而言,实现了补偿与疗愈的"再造身心"功能,生成了一种现代性的身体话语书写方式。

随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能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境遇。现有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女子教育、生育育儿、国家干预和文化建构四个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能够推动新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但目前缺乏将母亲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零散状态并且存在研究意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教科书是形塑和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作为日本侵华暴行的典型,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即被写入中国教科书并延续至今。80年多来,不同时期中国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在抗战动员、审判日本战犯、揭露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日、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或淡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以及国家公祭等不同语境中,被重新整合与诠释,其书写内容、角度和方式均有所变化。这并非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发生了改变,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不断深化。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新时代中国教科书南京大屠杀历史书写的使命。

18世纪初,随着大量的茶、咖啡和糖被荷兰、英国进口和分销到西欧市场,欧洲全球大众消费便拉开序幕。在整个18世纪,茶和咖啡的价格迅速下跌使平民能够消费这些商品。因此,18世纪下半叶,茶、咖啡和可可成为欧洲人,尤其是市民的普通饮品。当时有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当18世纪末曼彻斯特的一名工人在享用"跨越大陆的一杯茶"的时候,他从中获得四大洲的能量。这杯茶包括中国或锡兰的茶、荷兰或英格兰的代尔夫特瓷茶杯、非洲奴隶生产的南美糖。糖的热量和茶、咖啡的咖啡因能够为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工人提供所需能量和兴奋剂,它们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18世纪末欧洲工业革命进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环保冲突。众多环保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反对垦务局在恐龙国家纪念地的回声公园附近建造大坝,塞拉俱乐部也积极参与其中。塞拉俱乐部在专业领域质疑垦务局的蒸发数据和大坝规划,建议用其他方案来代替回声公园大坝;并广泛宣传回声公园的美丽景致,号召民众保护西部荒野。最终,战后环保运动取得了第一次胜利。通过反对回声公园筑坝,塞拉俱乐部既保护了国家公园和西部荒野,又发展壮大了环保组织的力量,在战后美国环保运动中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朝鲜半岛对日本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5年4月,在印度支那革命迅速发展之际,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这引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日本主要担心朝鲜和平统一半岛的政策若发生变化,势必对日本安全造成重大影响。而日本盟友美国亦十分重视关乎日本安全的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一方面评论日本对金日成访华的认知,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日本探寻金日成访华的详情。而且,美国驻日使馆还从第三方外交机构收集有关金日成访华的信息。在获得大量信息的基础上,美国驻日使馆的评估为福特政府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判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并为美国维持对朝鲜半岛政策现状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品"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较为复杂的结构性范式。在风格性层面,"品"的审美偏向于事实维度上的品味定论;在现象性层面",品"的审美偏向于精神维度上的品质定论;在等级性层面,"品"的审美偏向于价值维度上的品格定论。中国古代绘画品评的结构性范式始终处于"位移"与不断"转向"之中。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探讨中国古代绘画中"品"的问题,分析了不同品评标准背后的成因及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重庆国民政府为应对日伪对南洋华侨的蛊惑性宣传,同时为给政府各部门在南洋和华侨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方案和依据,于1942年设立南洋研究所,开展南洋和华侨诸问题的研究。研究所制定了庞大的研究纲领,但是主事者安插亲信、内部矛盾尖锐、研究条件有限等因素,导致整体成效不佳,开办三年后被撤销。研究所出版《新南洋季刊》两期,刊载研究南洋的理论方法、介绍南洋史地、民族研究、华侨研究、经济研究等论文,对普及南洋知识、推动南洋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揭露日本侵略南洋图谋和行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柱上方的浮雕中,太阳神端坐于宝座上,手持两件看似圆环和木杖的物品;国王汉穆拉比以祈祷的姿势站立在他对面。国内教科书通常把上述两件物品描绘为两河流域王权的象征物,但它们最初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是作为测量工具出现的。到汉穆拉比的时代,这对物品才开始与掌管司法的太阳神形象相结合。它们最终演变为王权的标志物则是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

从日本1938年4月生效的"特别志愿兵"制度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抗日战争期间共有10余万朝鲜人参加日军,其中有将近3万名加入了日本侵华部队。这些朝鲜人入伍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普遍在部队里受到日本官兵的歧视。另一方面,中国抗日军民和媒体也密切关注着敌军中的朝鲜籍士兵。部分报道反映出当时许多中国人不太了解朝鲜籍日军,有些误会甚至保留至今。

乌克兰独立以来,族群冲突与分离长期存在。通过对乌克兰族群结构最为复杂的敖德萨地区族群历史变迁和当前族群结构分析发现,敖德萨地区族群冲突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俄帝国和苏联因领土和文化的扩张对敖德萨产生的影响至今存在;而乌克兰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和治理失效等因素使少数族群对乌克兰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族群对乌克兰政府的认同,在此背景下,任何动荡都有可能成为族群冲突的诱因。

在德国占领胶澳租借地之初,驻军不断受到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胶澳总督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德国军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进行医疗实践,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些活动有效地改善了士兵的健康状况,丰富了德国学界的医学研究;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殖民者和当地中国居民相互接触和联系的空间。在这个交往中,中西方的医学文化发生了碰撞:一方面,当地中国居民对西方现代医疗体系的态度有所转变,尽管传统的中医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德国军医也观察和了解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并将关于中国医学的信息传播到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