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后期,经过系列考察论证,美国新闻署提出要开展女性项目,设想以此帮助美国在冷战斗争中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女性的支持。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历经多次不同的尝试和调整,然而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和干扰,从短期实施效果来看,难逃失败的命运。

综合分析新旧资料,舟山瘟疫的爆发,是地理、英、中三方互动的综合结果。衡量三者的比重,气候地理的先天性因素,与英军自身的缺陷,是造成舟山瘟疫的主要因素,而清朝定海军民早期锄奸反抗运动只居次要。流传已久的"定海投毒说"实则经不起推敲。侵华英军并非完全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水土不服"。需要重视的是,侵华英军在应对舟山瘟疫上,采取野战医疗、下乡扫荡、反向侦测气候疫病等,摸清楚了舟山气候疫病特点,增强了适应力,为发动新攻势提供了依据。我们要重视战时进化现象。

内战结束后,美国南方面临着重建的历史任务,除了政治与经济层面的重建,文化重建也不容忽视,教育新获解放的南方黑人成为当务之急。内战爆发后不久,北方教师即跟随联邦军队与北方慈善团体进入南方,开始了教育南方黑人的使命。以新英格兰地区白人女性教师为主体的北方自由民教师将文化知识以及北方的道德、价值观念带进南方,试图提升南方黑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并重塑战后南方的黑白种族秩序。面对南方艰苦的生活、教学条件以及南方社会的敌视,北方自由民教师努力从事教育南方黑人的事业,为南方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区域城市"理念是美国分散性区域城市群发展模式的经典理论。本文利用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对这一理念的学术思想渊源和概念内涵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并试图探讨其理念与美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区域城市"理念强调城市的发展不能以资本和利润的增长为圭臬,而是必须实现人的精神价值;主张在区域均衡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城市、乡村、荒野的密切联系,构建繁荣、正义、优美的区域城市。由于其理念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并挑战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从而带来其在实践中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仇恨犯罪"作为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性难题和社会问题而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仇恨犯罪"虽然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才出现的法律新术语,但作为历史现象在美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美国社会仇恨诱发的暴力行径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抗战胜利后,行总及其分署在主持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过程中,为防范贪腐问题的出现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不大,贪腐问题在行总及其各分署中屡见不鲜,形式包括缺斤少两或克扣工粮、哄抬物价或盗卖物资、挪用或侵吞援助款物、官员任人唯亲等。问题出现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主要有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的黑暗、制度不健全和管理不到位、官员缺乏自律、包庇纵容等。贪腐问题呈现地区范围广、涉案官员多、打击不力等方面的特点。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

近代中日之间的国力悬殊决定了国民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才能抵御日本入侵。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国民参政会正是其因应抗战局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的紧密合作使两党政治形象均得到积极提升;其后,由于国民党既无法满足各政治参与力量的愿景,又无法改变自身顽疾,使国民参政会在形塑国民党政治形象过程中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中共在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一系列诉求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政治形象得到极大提升。国民参政会在国共两党形象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证明了在近代中国,执政者在面临权威与权力双重危机情况下进行变革的困局,也使中共革命胜利的意义更加彰显。

晚清以来,中国妇女的家庭劳力被边缘化,这与"工业""制造""生利"等新词汇在晚清不同历史时期译介和传播有关。这些新词汇、新概念持续不断地为晚清士人建构国族需要的经济"公"观念,把集体和个人的劳力引导到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与整个世界的资本市场循环衔接。这些词汇虽然译介途径不同,但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工业""制造"聚焦于机器工业;"生利"以工业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工业,它将所有的经济活动导向国族,并将个人劳力置于经济"公"观念的审视之下。这些新词汇是促进经济"公"观念兴起的思维工具,却与晚清的历史现实产生一定距离。当探讨晚清的妇女家庭劳力时,"制造""生利"等词汇评价失据,制造了矛盾。

会审公廨谳员是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最重要的常设官僚,兼具司法和行政职能,既与外国陪审会同审理民刑诉讼,又参与租界华人治理。谳员周旋于上海道台、知县、外国陪审和租界当局之间,其事功与起落折射出华洋权力格局的变化。鉴于他们的职衔低微权限不足,加之会审章程并不完备,谳员既要成为华洋当局之间的缓冲带,又要维护清政府在租界的法权,绝非易事。总之,谳员缺乏固定的品秩和行政资源,无力从制度层面制衡西人的擅权,进退失据之中难以维护国权,此乃租界沦为国中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章学诚撰《浙东学术》篇,非为构建与戴震抗衡之学统,其主旨与《朱陆》同,均为消弭当时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章氏以宗主为标尺区分浙东、西之学,以治学方式与风格的差异来分辨朱、陆之教,以对乡邦文献的继承为标准阐述浙东史学,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叙学视角。据此以观章氏对自身位置之暗示:宗朱不宗陆,非"浙东学术"中人;对浙东文献不甚周详,亦非"浙东史学"之传人;赞赏朱子之教,欲以经世史学继之,可归于承朱子学者之列。

优秀作品往往是穷愁困厄的产儿,明确全面阐述这一理论的是钱钟书。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是他"人"——"生"困厄的产物,是钱先生"在内心里意识到了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心中有什么在活动,有什么在动荡和起作用",借助"言古"而"节今"(钱先生评钱谦益语),用《管锥编》"刻下"钱先生"内心生活的烙印"。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管锥编》之评论《史记》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朱寰先生在世界古代史、俄国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在世界史教学和学生培养方面,先生亦颇有建树。在治学方面,先生讲求严谨的治学态度,注重学习与思考的相互结合,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精专;在精专指导下,务求广博。在教学方面,先生重视言教身教不能割裂且身教重于言教,提出了明确目标,因材施教以及以爱从教,推己及人,先生以"三为"之道——为人、为师、为学的理念贯穿整个执教生涯。

本文依据古典作家的史料和《格尔蒂法典》对斯巴达妇女拥有土地的状况、获得土地的途径以及拥有土地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尝试对斯巴达妇女的土地权利进行较深入的考察,以探究斯巴达妇女较高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与她们拥有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古代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和社会生活状况。

巴基斯坦卡拉奇地区的华人社群在南亚华人研究中极少被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印度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国吉大港和达卡,以及卡拉奇华人社群之间的历史联系,尝试还原南亚各港口城市之间存在过的华人社群网络。本文认为,只有将卡拉奇华人社群放在跨国移民网络、英帝国殖民进程、以及印巴分治的脉络下,其历史起源和特征才能够被更好理解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并未随校南迁,而是只身赴川就任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事实上,萧公权赴四川大学任教,并非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职务,而系通过向清华请假的方式。此后,他因种种原因不能返校,波折不断,终至辞职,也导致他8年后不愿再北返清华任教。这其中的原因,有时代原因,有个人原因,也有学术背景方面的因素。通过萧公权南渡北归的个案,折射出大时代洪流中学者的命运,值得深思。

明代临淮武定侯郭氏与徐氏、沐氏并称明朝三家铁帽公侯之族,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由于郭氏家族卷入胡蓝之狱、靖难之役两次政治大事变,以及家族内部发生长期的袭爵之争,加上武定侯郭勋瘐死狱中等复杂情形,①史籍关于郭氏家族史实的记载语多不详,真伪并存。本文就临淮郭氏家族中的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子嗣名,郭玹袭爵,武定侯郭勋生卒年岁、加太保等基本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以廓清历史事实。

"泾师之乱"前,由于东南转运线屡次遭到叛乱藩镇的阻截,唐廷通过诸如武装押运、开辟新的运输线路等举措来加以应对,但收效甚微,"泾师之乱"的爆发,即与长安物资供应拮据有关。乱后德宗被迫逃往奉天、梁州,播迁之际为了应对危局,唐廷及东南地方官员及时采取行动,对东南转运线做出调整、改变,或新辟运路,以确保东南物资的转输,为平定叛乱、收复京城、稳定政局提供了经济保障。德宗返京后,重新恢复和调整后的东南转运线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考察德宗播迁前后三个阶段东南转运线的变化,可知转运线路的通畅与否,与朝政时局,特别是唐廷与河北、淄青、淮西等强藩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一方面,朝政时局特别是唐廷与强藩之间关系的变动,往往引发东南转运线路的调整与改变;另一方面,东南转运线路的调整、改变及其通阻变化,也会及时地反作用于朝政时局。

杨宽的古史分期观经历了两次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西周领主封建说变为60年代的战国封建说,80年代后开始反思古史分期。1998年《战国史》彻底抛弃古史分期,提出中国历史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其对历史发展的最终认识。就演变过程来看,是从历史的致用转变到求真。无疑,求真才是史学研究的本义。

在中国老学的近代化历程中,老子及《老子》书的年代之争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在论争中,罗根泽不仅提出了"老子就是太史儋""老子的年代在孔、墨之后,孟、庄之前"以及"《老子》书确是一本专著,不是纂辑"等一系列颇为独到的一家之言,还对"历代学者考订老子年代总成绩"进行了提要钩沉,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非常棘手的学术问题。因此,在中国近代老学史上,罗根泽的老子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客观存在。

藏书家、目录学家陈准于上世纪30年代编成《管子集注》,经子学名家沈延国也于上世纪40年代与历史学家杨宽合撰《吕氏春秋集释》,同时他又编撰成《逸周书集释》。这三部篇幅很大的"集释",都因战争年代和社会变迁等缘故,或修改未能定稿,或出版一波三折,最终连书稿都下落不明。然书虽未成,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值得铭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