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试图拉拢菲律宾进入越南战场。鉴于时任总统马卡帕加尔在援越问题上的失败,①美国在菲律宾1965年大选中选择支持"有能力"的马科斯上台。然而,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还制定了针对不同大选结果的应对策略,以显示其对菲律宾大选的公正和不干预。马科斯的上台奠定了未来马科斯政权的基础,也对未来美菲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探讨了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尼德兰南部地区以及北方的荷兰联省共和国黄金时代制图学的发展历史。这一时期是尼德兰地区(包括独立以后的荷兰共和国)的制图学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荷兰的制图学上接葡萄牙、西班牙的制图学的传统,随着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及其海外殖民的事业而发展,其制图学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近代意义的科学,并与当时的航海、测绘、艺术和社会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荷兰黄金时代的文化象征之一。

经屠寄引荐,吕思勉得以结识朝鲜学者金泽荣。虽然二人晤面不多,但吕氏治史深受金泽荣《韩国历代小史》的影响,表现在治史观念上,摆脱传统史学不重视异族、异国史的桎梏,开风气地提倡治中国史需参稽朝鲜文献,甚至认为各国历史皆可参稽互证。本此观念,他利用《韩国历代小史》记载,考证东北民族的居地、迁徙、族源等问题,发前人所未发,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推进了东北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吕氏进而构建起他的东北民族源流体系,有力地驳斥了"满蒙非中国论",为其学生卞宗孟继承,影响及于今日。总之,金泽荣在吕思勉开拓我国东北地方史、东北民族史研究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如何借鉴国外史学成果,进而推动我国史学研究,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吕思勉虽以治古史为业,但他是在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演进轨迹,审视其中的基本症结,进而为革命寻求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在此关怀下,中国政治传统影响极大的儒、法二家学说便成为他持续关注的对象。他认为官僚及其后备军成为秦以后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特殊利益集团",许多政治问题皆与此相关。由此出发,儒家的政治主张主要源于对上古社会图景的追忆与改造,虽然充满理想性格,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践,特别是不能克服官僚集团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只能在社会伦理层面有助于化民成俗。与之相对,法家学说因具有对现实政治状况展开冷静分析的特征,所以能直指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基本症结,并提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因此,在维系政治的正常运作上,吕思勉认为法家之效反而高于儒家。如何充分洞察、借鉴儒、法二家的政治学说,对于理解中国古今政治运作,思考中国未来变革之道极为重要。

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艰难时期,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排斥又相互交织。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抛弃守旧观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积极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在文化选择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文化精神

日本古学派的代表人物荻生徂徕所提出的"礼乐论",一方面欲通过外在的"礼乐之教"来培养"君子之才",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思想又能够调节"刑政之严"带来的弊病,被徂徕赞称为"治之极",曾在近世日本风靡一时。然而徂徕学不到半个世纪便遭到了批判,正学朱子学从异端之学、重利轻义、空谈礼乐三方面,对徂徕学进行了功利化的解读。其中,除了"礼乐"在实践中遭受的挫折外,"一道德以正风俗"的政治诉求也是导致"功利"徂徕学形成的原因。

9·11恐怖袭击在事件发生后,布莱尔以最快速度集结各国支持,然后赴美做出与其并肩作战的承诺,并全力支持阿富汗战争。由于将英美特殊关系置于最优先的核心地位,当美国将伊拉克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锁定萨达姆为"铲除目标"之后,布莱尔亦充分肯定布什的战略主张,并做出相应战略调整。但在国内外压力下,布莱尔不得不重视向伊动武的法律依据,于是积极向布什强调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力图影响其决策。最终,布莱尔未能实质性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反倒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漩涡。

20世纪60年代初的老挝危机,曾险些引发美苏阵营之间的军事对抗。这场危机是由外部势力干涉老挝内政所造成的。其中,美国通过政治军事手段阻止老挝出现左翼政府、维系老挝反共政权的举措,导致了老挝危机的发生。在美国干预下组建的右翼政府,既无法获得国际承认,也不能平息国内军事冲突。美国的干涉反而破坏了印支地区地缘政治的平衡,导致东西方两大阵营国家卷入其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僵化的"反共"理念下对他国内政的干涉行为,是老挝国内冲突演变为国际危机的根源。

20世纪以来,乌托邦研究在西方学界蔚为大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学科壁垒,从整体上把握乌托邦研究的趋势。反观国内,对乌托邦的研究还很不足。长期以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语境下,用科学/空想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释乌托邦成了人们的基本认知。譹訛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乌托邦研究的元问题——定义,试图从社会思想、人性倾向以及文学体裁三个维度整合现有观点,认为乌托邦研究正从两个方面转向历史。首先,乌托邦已从非历史的空想被理解为历史地推动变革的力量;其次,从历史语境出发,赋予乌托邦具体的、动态的、多元的特性,已成为学界共识。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苏联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看法,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美国共产党形成了强烈冲击,既推动了美共对历史错误的深刻反思,也加深了美共党内的意见分歧,激化了美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促使美共的反思活动偏离了改变现状、寻求出路的既定轨道,加速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态势。由此可见,在美共的反思活动中,苏共作为外部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反思活动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补救钱荒,于武昌设立官钱局。官钱局通过大力推行官钱票,不断加强与善后、银元、铜元等局之间的联系而迅速崛起,对湖北的政事、财政、金融均产生重大影响。此不仅诠释了财与政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反映了甲午战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新演变的重要面相。

作为专门针对商业活动的指导用书,明代中后期刊刻的商业类书中包含了许多商业伦理的内容。商书的编撰者倡导以义制利的经商原则,将儒家的伦理规范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主张通过践行诚实守信、守礼谦忍、勤俭持家等商业伦理规范来实现财富的稳定增长。儒家伦理与商业活动的结合,不仅使儒家伦理凸显出实用化与功利化的特征,而且也有利于道德秩序在商业领域的构建。

1933年,纳粹政权颁布旨在促进"民族共同体"繁荣发展的《绝育法》,强制推行绝育政策。大量德国妇女,特别是女官员、女医生、女护士等职业妇女群体广泛参与强制绝育政策的实施,成为该政策的支持者。与此同时,近20万德国妇女遭到绝育,丧失生育权乃至生命,承受着长期的心理创伤,成为这一政策的受害者。德国妇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是经济大危机、纳粹政权的鼓动性宣传和强制性举措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侧面透视出极权社会中女性的极端从属地位。

澳大利亚女权运动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第二年,白人妇女就被赋予选举权。然而作为"第一民族"的土著却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土著妇女承受着种族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处境最为凄惨。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土著妇女的民族意识高涨,她们与本族人并肩战斗,争取选举权等各项公民权利,迫使澳大利亚政府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土著妇女运动之所以取得可喜的成果,除了她们自身的不懈努力,土著人的团结一致外,国际舆论的影响,以及进步白人的鼎力相助,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是日本出于建立战时体制的需要,由官方扶持、授意成立和领导的具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妇女组织。它是战时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疯狂杀戮、支持侵略战争、维持战时经济、稳固后方阵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应该对自己加害者的角色进行深刻反省,以便在防范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1964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成立坦桑尼亚。时值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关注度虽不高,但受冷战"零和"思维的影响,并不甘心旁观"社会主义国家"在该地区的活动。同时鉴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居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次要位置,所以,为将坦、桑留在西方阵营,美国采取联合英德前殖民国家实施积极而低调干预的措施。坦、桑联合对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脉络,没有跳出冷战思维的框架,一切都在为冷战服务。

近百年来,非洲国家和非洲社会始终在与人类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做斗争。在当今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背景下,这一斗争影响着非洲发展所带来的国内和国际的价值。本文主要关注喀麦隆和卢旺达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它们的政治经济状况在非洲具有代表性,它们面对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挑战也是所有非洲国家,乃至世界上其他亟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以及它们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环境,共同塑造了它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历史环境、民粹主义政治以及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创造了新殖民主义经济,喀麦隆和卢旺达则在这种新殖民主义经济中继续发展着。

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主流是"科学化",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因人而异、与时俱变;但就一门学科的自主性而言,史家在广泛吸取科学的长处,把史学建设得更为"科学"的同时,又必须不断寻找史学的独特领域和功能,以与其他科学划清界限以免被反主为客甚至越俎代庖。关于新史学的"科学化"取向及来自其批评者的反动,前人已多有研究。较少受到注意的是"科学派"内部在史学的"科学化"和"自主性"之间所做的权衡折冲,严耕望是可以用来考察这一问题的焦点人物。

本文结合万山特区档案、相关志书以及时代亲历者的口述资料,考察建国初期苏联专家援华与贵州万山汞业发展的历史关联。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地质专家被聘请来对万山进行技术援助,带来普遍勘探汞矿的积极成效,而万山也从中苏交往历史进程的"国交无关者"转变为"被动卷入者"。当苏联专家因两国交恶于1959年全部离开后,万山则转变为历史进程的"主动塑造者",即完成"爱国汞"的规模生产,通过"以物抵资"的方式偿还对苏外债,为新中国实现于国际舞台上自立自强的外部战略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集团部落"是日伪为彻底断绝抗日联军与群众之联系,妄图以此彻底消灭抗日联军而实施的特别举措。随着大量"集团部落"的建成,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离,被迫转至深山密林,甚至越境赴苏,生存和发展遭受到严重打击。但是,日伪的企图并未达成,抗日联军通过加强政治工作、袭击集团部落、自力更生等斗争策略,与日伪进行英勇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