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究的是后殖民时期坦桑尼亚的中学历史教育的历史。以1961年坦桑尼亚独立为起点,考察了独立以后50多年来坦桑尼亚三个重要阶段的历史教育演变,包含了学校历史课程设置、教科书以及教学过程。本文尤其注重对历史教育变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分析,以及不断变化的背景对历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历史教育本质的影响,并在论述中着重说明意识形态、政治基础以及其中显示出的身份认同的概念及其试图在学习者中培养的价值观。

历史教育学和公众史学都关注"历史文化"。"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共同构成历史教育学的学科基础。而致力于向非专业人士传播历史、但不包括学校课堂历史教学的公众史学,"历史文化"同样是其重要研究内容。公众史学给历史教育学带来挑战。历史教育学可以从公众史学中吸取灵感,反之亦然。

战后初期,美国首都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仅让本地黑人居民饱受其苦,也让来自首都之外的美国有色人种访客深受打击。而当地对于外国非白人来客的类似歧视,更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及外交关系。首都种族隔离问题得到了美国众多民权活动者及组织的关注,其中,以恩布里为首的首都隔离问题全国委员会进行了社会调查,旨在激发全国乃至世界对美国首都种族问题的关注、增进种族间的相互了解、减少从司法层面废除种族隔离的障碍。这一调查促进了废除华盛顿住房、公共场所、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司法诉讼的胜利,让华盛顿严密的种族隔离体系开始产生"裂缝",并奏响了全国种族关系改革的前奏。

19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给英属印度的两大宗教族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带来了灵感,他们逐渐有了现代政治的意识,并开始在英帝国提供的舞台上学习现代政治。时任英印总督寇松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1905年孟加拉分割。它打破了自1857年兵变风波之后印度民族主义长期"蛰伏"的局面,开启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大门。孟加拉分割对印度民族主义产生了较大影响:印度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国大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敌对意识加深了。

南宋末叶王爚是典型的士大夫,以熟读圣贤之书举第入仕,官至宰相,平章军国重事,位极人臣。通过《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传记卷》之《王爚行状》及其它文献,王爚在地方任职期间,因敢于任事而政绩斐然;入朝为官后,体现出高洁的情操与品德,踽踽特立;晚年位至宰相,陷入党争的漩涡。南宋当此大厦将倾、"救亡图存"之际,朝廷内部的政争却越发激烈,王爚身为宰相,并未能够起到镇人心、康世道的作用。

汉武帝元狩二年,汉军霍去病取得河西大捷。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霍去病取胜原因在于其所率将领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认为他自身有"天幸"。学术界认为此"天幸"即上天保佑或运气颇佳。通过分析霍去病六次出征匈奴的经过及战果,发现汉武帝本人直接对匈奴战略的选择和军事部署的干预,是霍去病取胜的关键因素,此"天幸"应为汉武帝的宠信之意。

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历史教学中,推重多元文化理解,着力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其探究教学形成"提问——聚焦——经验——评估——交流"基本模式,并具有个性化、多视角、生活化、多元表达的特点。

本文介绍当代日本高中历史教育面临的困境,以及当前改革中讨论的关键问题。首先概述了1945年以来实行"战后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近些年所面临的困境,重点分析了战后日本教育制度与不成功的改革、世界史必修课程教育下滑、山川出版社垄断三种现象。对于文部省的改革计划以及一系列为实现有效改革目标的相关问题和试验,从总体改革以及中学-大学的合作、用语精选问题、如何培养广泛理解和研究能力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韩国从1954年实行统一的国家课程设置以来,经历了数次课程改革。近年来的课程改革,尤其是2015年和2018年的国家课程设置的改革,引发了激烈争论。本文从单一历史与多重历史、"简单和简洁的"韩国中心方法与"复杂和多样化的跨文化"方法、历史思维和史学能力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这种争论对于在民主社会中构建反映多元化观点的历史是必要的,历史的教与学必须向着"历史是解释的历史"的本质前行。

考察朝鲜半岛有关于历史的话语,解读其细节以及体系建构,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现实影像在历史话语中有充分的展现与表达。针对韩民族的始祖记忆,由檀君最初见载于史直至被明确为半岛始祖,从文献的角度看有一个清晰的"层累"过程;讨论古代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与半岛历史的关联性,血统成为连接古与今的重要纽带;作为地理坐标的山脉,其位置是恒定的,文献中繁复出现的长白山、白头山等名词所指则并非同一,以"同名"而附会为同一山体,在逻辑上的错误是明显的。针对朝鲜半岛的重要话语进行解构,有助于明辨蕴含于历史中的复杂情结,进而澄清学术是非。

民国时期,在政府的许可和支持之下,宗教团体与监狱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和往来。但是,不同的地域和监狱之内,各宗教团体的影响力和活跃度有着一定的差异。江苏第二监狱分监及上海监狱第一分监作为上海两所独立建制的新式女监,更多的是与天主教、基督教团体有着特殊的协作关系。这些团体在上海女监内的活动较为多样,除了协助进行宗教教诲之外,还广泛进行各种日常性的捐助,并发起组建了上海妇女出监人保护会。总体上而言,这些宗教团体对于女监的协助,实质上仍未跳脱其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范畴;尽管如此,它们对于上海女监监务的正常运作,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铁路旅行指南是民国时期铁路大众化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新式资讯类书籍。其内容包罗万象,包括铁路各线运行时刻列表,沿线各站风景名胜推介,商旅、时讯及休闲娱乐设施等内容。以环渤海区域为代表的铁路指南既是施政者发展区域经济、拓展旅游客源的媒介,也是平民百姓行旅生活的指南。铁路指南的文本既展现了近代铁路沿线旅游地空间结构的迁移,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旅游模式的转型。

1916年开始,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逐步控制奉天省,进而控制东北地区。为稳定社会秩序,切断盗匪来源,当局对游民、贫民、轻罪犯构成的庞大莠民群体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由此,教养工厂在奉天省全面推行。奉天省教养工厂以培养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性、矫正不良思想、造就合格社会民众为目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徒收容、训育、考核、奖惩、开释制度,体现了政府对莠民的强制治理理念。教养工厂试图培养莠民群体的生存技能,取得了一定效果,历史地位应给予肯定。但该机构本身并不能独立完成莠民的社会治理任务。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经历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后,将目光转向苏俄,并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开始了"联俄""师俄"历程。但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他始终以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为标准,在积极效法苏共组织模式、学习借鉴苏俄建军经验的同时,对苏俄国家现代化的终极制度目标及其指导思想都持抵拒态度,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社会改革而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实现各阶级人民均享幸福的大同世界。

英国通过武力在中国西藏地区设置了一些官员,麦克唐纳便是其中一位。他旅藏20年,长期任职英国驻亚东、江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职位不高,但却盘踞于中印边境地区,以"土皇帝"自居。任职后,他提出亚东英国商务委员处租地增设围墙、扩充旅社面积、增修更多旅社等,并将江孜商务委员处打造成为一座小堡垒。他还通过各种方式赚取藏人好感,引诱西藏宗教领袖,窥探西藏情报。麦克唐纳是英属印度政府能动性极高的低级驻边官员,是影响近代西藏局势持续动荡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期同级别中国驻藏官员,表现无法与之匹敌。

自17世纪末开始,贵格派信徒就从宗教思想出发,抨击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美国革命时期,普遍自由和权利平等的革命意识形态极大地激发了反奴隶制思想的发展。美国建国初期,北部州首次出现了组织化的反奴隶制运动,反奴隶制组织致力于以游说和立法等措施渐进地废除奴隶制。19世纪初,将自由黑人和黑奴移除美国的观念盛行一时,被大多数美国白人视为最具可行性的废奴策略。与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废奴运动相比,美国早期的反奴隶制活动具有明显的"常规政治"的特征,但是其思想和观念仍具有持久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1800多万名移民涌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东欧和南欧。在他们之前,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欧和北欧,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域上面,而且表现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等方面。为了减少和消除这些差异,建立一个同质性强的社会,美国"老移民"掀起了一场为期20年的美国化运动,旨在把"新移民"同化进美国主流社会。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非法侵占南沙几个岛礁,引起了与中、日之间的交涉与争执,英国通过驻外机构搜集资料、外交询问等方式了解该事件的缘由,研究相关国的立场。由于在东南亚地区力量的式微,以及对南沙群岛战略价值评估颇低等原因,英国对该争议持不介入立场。然而香港报刊、英国航海文献对中国渔民生息于南沙群岛的译介和记载,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南沙群岛归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通过剖析英国外交档案、航海等文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国文献记载的不足,这既有助于理解南海局势变迁中各国的关系及立场,也有利于明晰南海问题的缘起和发展。

在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过程中及执政后一段时期内,苏联对外蒙古封建主采取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政策。随着政权稳固,莫斯科开始采取"清党"等措施,从政治上大力削弱外蒙古封建主阶层。之后,又在外蒙古发起"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从经济上进一步削弱封建主阶层。苏联的高压政策引起了外蒙古封建主的反抗,但反抗很快被武力镇压。此后,封建主作为外蒙古传统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不复存在。从深层次上讲,如此有步骤地"消灭"外蒙古封建主阶层,不仅扩大了苏联在外蒙古的控制力,而且打破了外蒙古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阶级成分和生产关系,提高了农牧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进而为莫斯科在外蒙古全面推行集体化,并建立类似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打下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建国初期,湖北麻城地区的土改复查不是对土改中过火行为的纠正,而是阶级斗争的深化。土改结束后,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意识没有以农民自身能够理解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为达到改造农民思想意识的目的,中共麻城县委在农村开展土改复查运动,更深入地斗争地主和宗族,教育贫雇农。贫雇农和地主的阶级对立因此而加强并稳固,阶级理念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一种日常意识形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是土改复查的一个方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