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土改等革命运动不同,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际上是共产党执政理念第一次在全国层面上挑战农村基层民众的固有观念。乡村民众对婚姻法普遍持有误解,认为是"离婚法""妇女法""整穷人法",极大地影响了法律贯彻执行,并最终导致中央人民政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予以解决。立足于乡村民众婚姻观和价值取向分析发现,这些误解产生的原因从历史进程的纵向发展维度看,是新旧婚姻家庭观念的冲突;从各方主体价值取向的横向切面看,它体现了不同价值追求的碰撞。这些误解与谣言折射出共产党以立法方式进行婚姻社会变革遭遇的现实困境,也预示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

1937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推出一组以"中日问题"为主题的征文。这是在日本军部和政府或"战"或"和"交替推进侵华战略,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由妥协向强硬转变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征文中,知识分子们普遍表达了对日本亲善诚意的怀疑、对大国作用的有条件认可、以及用"血"和"力"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透过征文中传达的情绪和认识,回归历史情境,可以看出民族抗战情绪开始获得相对宽松的表达空间;可以反映出转变中的国民党对日政策与民族情绪之间有了更多的契合点;从中也透露出中国抗战将面临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心理基础。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宋美龄是20世纪中国政治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宋美龄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角色,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通过报道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构建了宋美龄的形象。宋美龄则通过媒体的报道获得了受众认可,在外域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

近代中国学者养成新知的留学生涯,往往与引渡新知并行。袁同礼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人物,他1920—1924年留学美欧的成学经历,明显具有实现自身近代化和引渡新知的双重意义。本文在考订留学轨迹的基础上,详绎他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国会图书馆的活动,以国际化专业合作和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例,分析二者的双重意义。四年留学经历不仅涵养了袁同礼的学术气质,也奠定了他的先驱地位,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运产生了深刻影响。

西周王朝的观念以"周亡"的形式萌生于两周之际。东周时期兴起的"周衰"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周王朝观念的进展造成了困境,但也促使了其认知的多元化。在"周亡"与"周衰"的对垒中,西周王朝观念终以三代历史反思与王朝历史叙事的方式成熟于春秋战国之时。虽然如此,先秦时期的"西周"一词只有周族、西方、王城与西周国四层含义,并不指代镐京,更无西周王朝的意味。"西周"语词与王朝观念的重合,盖始于汉代。

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官僚制度是苏联覆亡的原因之一,已成学界的共识。然而梳理斯大林的原著发现,他的大量著述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强调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领袖与群众、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执政党必坚持走群众路线等多方面阐述了他的思想。然而现实实践不仅脱离了群众路线,而且官僚特权制度固化,个人崇拜盛行,这种实践的异化及其原因令人深思,值得探究,对今天的执政党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1927年10月15日至20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六日演讲,即《大演讲》,对民族抵抗运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土耳其民族"的诞生都给予了系统的阐述。基于此,《大演讲》奠定了凯末尔的国父地位,成为凯末尔主义得以确立的起点,为凯末尔主义者推行西方化文明工程和启蒙工程提供了依据,日后更是变为土耳其官方历史叙事的标准,沦为各种派系和思潮进行辩争、加以利用、进而挑战的焦点所在。

大革命后法国逐渐建立起一种小农土地产权的模式,碎化且分散的土地形态及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结构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阻碍。战后法国政府通过改善碎化及分散的小土地经营单位和优化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以进行农地结构调整,主要方式包括:小土地的整治,通过干预租佃权以及农地流转市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农业信贷进行引导。农地结构调整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结构转型,同时带动了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其根本在于通过干预与保障农民的地权而助力农业现代化。

作为风格独具的学者,克罗齐特别擅长运用精准而富有表现力的概念表达其历史哲学思想,而差异辩证法是理解克罗齐进行概念区分时最重要的方法。克罗齐对真历史和假历史的区分,就是差异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克罗齐在对假历史的主张和观点进行逐一反驳和批判(即病理学分析)之后,把假历史作为真历史的必由阶段和必经之路纳入真历史的行程之中。由此可见,克罗齐对假历史的病理学分析,其目的从来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提醒研究者关注它们的存在,并把它们作为真历史的永远可以纳入其精神发展的消极或辩证阶段,并最终实现真假历史的辩证统一。而这也正是克罗齐关于真假历史论述的精彩和独到之处。

晚清时期,宣誓制度经孙中山引介,进入中国。民国成立后,宣誓制度进入国家政治层面。北京政府时期,元首宣誓制度得以建立,现代宣誓制度得到初步发展。国民政府时期,宣誓制度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宣誓主体扩大,另一方面宣誓更加细化,宣誓制度体系化、完备化。宣誓制度建立后,逐渐成为民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对于民国官员认同共和民主,廉洁自律等,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宣誓制度出现形式主义、走过场等弊端,没有完全达到孙中山最初设想的效果。

黄六鸿生活于明末至清顺、康间,举人出身,曾两任知县,政绩卓著,对地方行政有独到的见识和理解,《福惠全书》三十二卷是为结集之作。黄氏深受有着相似仕宦经历之伯父黄国琦及曾巡抚福建之岳父邹维琏的影响,恪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口述资料为主,编成《福惠全书》。该书是对地方行政的情况、阅历、经验和体会的记录,书中繁细的公文写作程式亦具实践指导意义,被誉为初仕者之金针。同时该书也是清初地方重要的社会经济实录资料。《福惠全书》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翻刻本众多,存藏丰富,自初版以来即广为传播,影响远被日本等地。

藩王移国是明代宗藩制度实践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宗藩制度的局部调适。自洪武至弘治朝,藩王移国屡有发生,但在不同时期藩王移国的原因却不相同。通过考察明代藩王移国历史过程,揭示藩王移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伦理因素,可以为宗藩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历代学人关于"良史"的评论涉及史官以及史家的历史记载、历史撰述、历史评论和个人品德。综而观之,这也可以看作是"良史"观的种种表现。而"良史"观的发展经历了从对个体"良史"的具体评论到对史家群体的综合表述,再到从主客体的统一协调看待"良史"的发展过程。考察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的面貌。

从幽王末年西周灭亡到平王东迁东周建立的这段时期,是郑国高速发展与称霸诸侯的关键阶段。早在幽王八年郑桓公任司徒之初,他就与史伯谋划了东迁伊洛以"逃死"的战略。幽王蒙难骊山后,桓公与武公两代先灭郐、虢,继而启疆四域,占据了洛水以东的大片土地。在经历了"周无王九年"的动乱后,周平王在晋国的支持下得以复立,并由京师东迁成周。先于王室完成东迁的郑国在这时选择了"扞平王于艰",郑武公"处卫三年"夹辅周室,拱卫了新建立的东周王朝在成周的统治。郑国由于襄助平王东迁之功,世为王朝卿士,在春秋前期成为了号令东方的诸侯之长。

册子本的发明是书籍史上一次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革命。册子本作为一种底层发明被上层精英所接受,并在中世纪风行于西欧。作为一次书籍革命,册子本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书籍形式,而且对信息传播、历史书写中的史料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教父尤西比乌斯在册子本的接受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以尤西比乌斯为例分析册子本被上层社会所接受的原因,并以此进一步分析册子本如何影响了中世纪的历史书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美国初步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并由此形成一股女性就业高潮。虽然"家庭天使"的文化形象仍然根深蒂固,越来越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开始离开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专业工作和新兴的白领工作。尽管不可避免地遭遇着职场上的性别歧视,中产阶级女性用自身的行为缓慢而有力地改写着美国女性发展史。

俄国西部地方自治改革是斯托雷平改革中继土地改革后又一可圈可点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俄国农民自主竞争力、扩大俄罗斯人在西部的影响、增强国家凝聚性。在改革方案里,由于斯托雷平试图通过加强俄罗斯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地位来抵消波兰人的经济优势,引发了包括波兰人在内的所有感觉不公平的议会成员的激烈反对。虽然西部地方自治法案修改后在国家杜马获得通过,但在国务会议上被右派否决。斯托雷平以辞职为要挟,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右派发出了最后通牒。尼古拉二世在母亲等人的干涉下接受了斯托雷平的主张,解散议会,利用基本法第87条非常条款通过了该法案,并惩治了国务会议中的右派领袖。西部地方自治法案尽管实施了,但斯托雷平的做法却招来了议会的质询,破坏了本就不稳定的信任,也摧毁了饱受非议的斯托雷平改革。西部地方自治改革虽然暴露了斯托雷平君主主义与立宪改革的文化冲突,但指明了俄国建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发展道路。

18世纪末,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并立,促进了排除普奥两强在外第三德意志的整合。在拿破仑称霸中欧的时代,第三德意志崛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第一次《巴黎和约》就已经规定将以"联盟纽带"统一德意志,但在维也纳会议上,如何落实这一规定,还是成为了争论的焦点。1814年10月,普鲁士、奥地利和汉诺威共同提出的《十二条》方案遭遇挫败,一方面由于它无法同时满足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中小国家的诉求,另一方面,随着波兰-萨克森领土争议的激化,奥地利放弃了对该方案的支持。1815年5月,奥地利外相梅特涅采取了新策略,将联盟组织中争议问题留待之后开幕的联盟议会解决,以寻求各方共识。在他的努力下,德意志联盟终于在维也纳会议上得以创建。

本文剖析了保存在里斯本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葡萄牙国家宝藏——著名祭坛板画《圣维森特的崇拜》的艺术风格以及历史内容。该祭坛板画在15世纪后半叶由葡萄牙画家奴诺·贡萨尔维斯创作,它以葡萄牙全民族对于圣徒维森特或是"圣王子"费尔南多的崇拜为中心,描绘了当时葡萄牙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以及对于海外地理大发现事业的憧憬和向往,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面向弱势群体的公共福利政策,通常是彰显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表征。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彻底摒弃了旧有济贫模式,经历了从"重救济"到"重就业与重家庭"的功能嬗变。彼时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政策主导价值观念的变化,福利国家可能存在的道德危险,知识界与媒体对美国国民与决策者的价值导向宣传,共同构成了1996年美国单亲家庭福利改革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