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达累斯萨拉姆市近80%的人口生活在非正式定居区。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正式定居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同步,由来已久。和一般非正式定居比,其独特性在于居民居住权相对有保障,房屋建造材料以永久性为主,居民属性非常多样等。城市化、传统部族土地制仍然存在以及坦桑尼亚国家和达累斯萨拉姆市政府的态度,是非正式定居产生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伯特兰·罗素的史学思想与其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在历史领域提出的"历史推动力"与其逻辑原子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罗素在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阐述上,也表现出了对于概率论的借助;同时,他指出历史的价值不在于事实,这符合逻辑原子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定位。

在中世纪早期的拉丁西方世界,奥古斯丁所创立的历史教学体系主导了学校的历史教学实践,而突破这一模式的则是12世纪前期的神学家圣维克多的休。因不满修道主义者与经院主义者的圣经与神学阐释方法,休独辟蹊径,通过历史教学提出了阐释和发展神学的新路径。由此,他将历史教学置于其教学体系中的肇始阶段,并确立了以"圣史"为核心的历史教学内容,提供了一套用于记忆历史的方法,制定了历史学习中学生应该遵循的原则。休的历史教学思想不仅对12世纪拉丁西方的历史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了13世纪拉丁西方的神学与哲学发展。

作为阐说君王统治道德、王权理论与实践的文献,"王者镜鉴"在中世纪早期特别是加洛林时期集中出现,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整体视角出发,考察加洛林"王者镜鉴"形成的文化起源、与时代需要的关系以及主要关涉主题,最后总结其历史意义,以期探究控制加洛林话语世界的文化精英所建构的理想中的王权模型。

在最近20年,俄罗斯史学研究出现了帝国转向。一方面,帝国研究热伴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政外交变化而出现,其中不乏国际学术界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它又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俄国内部帝国史研究的持续推进相关。这种帝国史流派不仅影响到俄国政坛,而且还演变为主流历史书写。在此基础上,新帝国史也脱颖而出,试图"磨掉"意识形态烙印和东西方差异。

考察荷兰近现代城市化,无法绕开对前近代尼德兰地区城市发展的梳理。罗马化的存在与前近代尼德兰城市化关系密切。古罗马时期构建的交通网以及罗马聚落所在区位大都为日后尼德兰城市化所用。在罗马统治时期,当时人们不自觉地准备着一些利于城市化的基本要素。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至10世纪末,尼德兰地区虽然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具备一定城市属性的聚落还是得以形成。从11世纪开始到中世纪结束,聚落城市化依赖工商业者努力、土地贵族的扶持以及尼德兰有利的地理地貌最终得以实现,尼德兰前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基本格局在前近代确立起来。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既是法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乡村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前一个时期,除工业乡镇有所发展外,乡村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的外流。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将大量农民从乡村中剥离出去,客观上也将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之后,城市的扩张、基础设施的改善,推动了人口的回流和"乡村的复兴",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功能也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逐渐从对立走向互动和互利。

农村城镇化进程贯穿于11世纪至21世纪的欧洲,并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中世纪中晚期是农村城镇化的准备阶段;近代早期原工业化促使农村城镇化启动;工业化时代农村城镇化达到高潮;后工业时期农村城镇化仍然多样态推进,乡村生活方式最终与城市无异。欧洲农村城镇化进程所体现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自然发展与强力推进、城镇布局和发展的均衡、重视农业的同时培育乡村新经济等特点,对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民国时期,不论中国遭受战乱,还是政局动荡,非洲华侨总是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帮助中国,并与中国外交机构、侨务部门和驻领馆等,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爬梳整理民国时期的政府期刊和非洲国家的中文报纸资料,力图厘清非洲华侨与民国政府特别是领事馆的互动关系。文章以史实说明,在保护侨民权益、沟通当地政府与华侨之间关系以及为华侨提供帮助等方面,这些领事馆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中国国力日衰,驻外机构难以对海外侨胞进行任何实质性保护。

2010年,达累斯萨拉姆市近80%的人口生活在非正式定居区。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正式定居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同步,由来已久。和一般非正式定居比,其独特性在于居民居住权相对有保障,房屋建造材料以永久性为主,居民属性非常多样等。城市化、传统部族土地制仍然存在以及坦桑尼亚国家和达累斯萨拉姆市政府的态度,是非正式定居产生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著名访书家董康一生曾多次赴日访书,但其赴日次数并非学界所知的七次或八次,而是至少有九次之多;《书舶庸谈》是记载董氏日本访书活动的主要文献,学界对其中四卷本的版本流传情况认识不清,颇有予以廓清的必要;董氏早期在日本访书的经历也很少有人提及,这同样有考述之必要,以全面认识他在海外汉籍回流方面的艰苦努力和重要贡献。

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南北畛域的分野显著,"东南互保"看似与北方大势格格不入,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却自认为是"留东南以救社稷",他们将奕劻、荣禄视作向慈禧太后进言、以图挽回时局的最主要管道,尤其盛宣怀更有相当激进的主张。在京外人士的表述中,常以"庆、荣"并称。不过稍显区别的是,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通过梳理南北函电往来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虎城密电"等关键文本的考证分析,可从东南视角观察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对当时复杂的南北关系有所理解,同时也证明孔祥吉先生关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的论说存在误读。

从甘肃省友宋树森所记存的州县交代、差车控案、禀修工程等案例来看,州县与行省间的禀详和札牌仅为清代上下级衙门正常运转的载体,并非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州县省友在使费基础上请托司、院书吏对州县省务的运作,从酝酿、沟通、协商到最终解决,才是州县和行省间行政运作的实况和常态。省友这种利用体制外的非正式和私人因素从事的州县省务运作,一定程度上起到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同时又使州县规避相应的处罚。

洪武帝藩封宗室,授予宗室直属护卫军,授权诸王控扼卫所军队调动,节制勋臣及所领军队。然而在部署军权的同时,也对他们予以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宗室无权管理卫所军,不得私行调兵,不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节制权的取得亦须仰赖洪武帝的赋予。终洪武朝,地方军权始终由朝廷牢牢掌握,并未落入宗室诸王手中。洪武帝以居重驭轻为原则,构筑起中央对宗室的绝对军事压制优势。"靖难之役"的发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明初藩王重兵之说似可商榷。

魏玛共和国诞生了德国历史上的首个国家住房政策体系,并由宪法确立了它的社会福利属性。尽管它对德国住房市场的影响力经历中断,但其核心理念却延续至今。本文以政策发展的时间线索入手梳理魏玛共和国政策在1918至1931年的演变过程,揭示其从应对一战导致的特种住房短缺的克服机制向保障大众居住权的社会福利政策转变背后的理论来源、社会现实与政治诉求,并从魏玛共和国特殊国情及住房政策本身制度缺陷出发,分析其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埃及努比亚人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难题。长期以来,埃及政府禁止公开讨论努比亚人的权利并否定存在相关问题。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努比亚人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努比亚人借助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事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族群动员和政治参与,将回迁权作为争取族群基本权利的中心内容,并围绕回迁权与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2014年埃及新宪法将努比亚人的回迁权写入相关条款,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努比亚人问题的复杂性,短期内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或许仍会影响当前埃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19世纪伦敦绿色空间建设的话语体系中,"城市之肺"这一身体化概念贯穿始终,并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比喻是在"瘴气致病"理论和"自然系统"思维以及伦敦城市蔓延吞噬大量绿色空间的综合作用下出现的,随后经过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者等推崇者的宣传,逐渐从"净化空气""储存新鲜空气""呼吸场所""公共休闲地"等概念喻指走向包括公园建设、公地保护、墓地公园化在内的绿色实践,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城市之肺"的比喻经历了概念复制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唤醒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话语工具,它与当时的社会关心和当前的绿色政治均相吻合,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特征。

来自叙利亚喀忒那地区的公主旦胡腊采是马瑞国王金瑞林的王后。由于马瑞遗址哈瑞瑞丘(Tell Hariri)出土的《马瑞王室档案》中关于旦胡腊采的文献较少,而金瑞林的另一王妃、来自延哈德的公主希卜图的档案则比较丰富,故西方学界一些研究《马瑞王室档案》的学者如巴图、黛蕾等人根据希卜图在马瑞后宫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识别为金瑞林的王后,而将旦胡腊采识别为金瑞林的一个普通王妃。本文通过对《马瑞王室档案》中与旦胡腊采和希卜图有关的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对旦胡腊采的马瑞王后身份进行论证。

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为抗战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抗战歌曲反映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伟大实践,更是名副其实的时代歌声、战斗号角和民族灵魂。抗战歌曲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热爱家园、保家卫国,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团结一心、敢于胜利等为基本内容和重要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法战争前后,冈千仞受王韬之邀游览中国。在现实层面,声称要在中国寻找振兴汉学之道的冈千仞目之所及却是中国城市之破败、儒学之颓废、经毒之盛行、烟毒之泛滥及士人之闭塞,"三毒"侵体,病势尪羸。在确诊中国诸种病症后,冈千仞进献了"药石之语"。在内政上:禁鸦片;废科举,立学校;改制度,兴洋务;究格致之学,讲富强之实。在外交上:对欧美以礼相待,利用欧美矛盾折冲樽俎。显然,面对东方病症,自称汉学家的冈千仞开出的却是一签"大仿欧美"的西药处方。冈千仞的这种身份错位,以及在对甲申事变和琉球争端上所发言论的逻辑陷阱,反映的正是深藏于冈千仞思想底层的日本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