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6条明确了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但其所明示的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的胎儿利益保护类型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中胎儿利益保护的扩张需求。同时，由于不同的法官对该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6条内容沿袭了《民法总则》第16条之规定，故在之后的实践适用中仍将囿于如上困境。基于此，应当明确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扩大胎儿利益的保护范围，并及时出台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或操作办法，以期为现行《民法典》第16条的理解与适用有所助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社会公众出现在地方立法动中的身影愈发频繁，立法要求具有科学性、民主性等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民主立法”，为立法民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研究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有助于厘清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为公众有序、有力地参与地方立法提供方法论指导，解决当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细化相关规定形成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在现有规范基础上进一步切实保障公众实际参与地方立法，能更好促进地方立法充分体现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实现“法为民所立”的理想效果。

新文科背景下数字时代的兴起给法学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系列数字概念的出现刺激了法学领域的变革。数字法学概念的提出引起无数学者讨论。数字法学不是现代法学的理论增补，也不是现代法学的新兴分支，而是现代法学适应数字时代变革发展的转型升级，是对现代法学的理论重建。其本身的特征与局限确定了数字法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数字法学发展的定位以及研究路径引起广泛学者的探讨，而如何在中国法治现状以及现代法学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特色的数字法治模式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作为商标的一种，因其特有的品质特性在商品销售市场中受到消费者的普遍信赖，但商品侵权现象也随之而来。本文作者通过检索我国近六年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侵权纠纷案件，分析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侵权认定路径的适用方式，并通过具体判例对法院在各侵权认定路径的适用过程进行详细分析，进一步探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侵权认定路径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可行性的完善建议，为我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侵权认定路径研究提供借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也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讨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等问题学界观点不一。著作权保护的是人类所创作的作品在各国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人工智能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但是人工智能作为自然人创作中使用的工具，其所生成的内容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本文从我国现行有效的著作权制度出发，结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特点，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相关著作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作者身份属于人工智能的用户，应该以人工智能的用户为版权人为原则，对法人作品、委托作品、职务作品等特别条款进行补充，并考虑到双方的意思自治。

通过文献研究法、论文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司法改革背景之下的法官助理制度进行研究，发现法官助理制度目前存在岗位缺乏吸引力、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案多人少”矛盾加剧两方面问题。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法官助理岗位吸引力、动态调整法官助理编制数量两种解决办法。作为司法改革的关键一环，法官助理制度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改革，实现法官精英化、专业化的基础性保障，对法官助理制度提供的相关建议，期待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一时代背景下，部分退休者，或出于经济原因，或出于社会交流原因，选择退休返聘或者参加其他工作。这一现象不仅有利于缓解家庭这一小单元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但由于我国立法相关规定尚不系统完善，退休再就业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法律关系尚未厘清，致使退休再就业人员因工受伤时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本文将在梳理学术界关于退休再就业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法律关系的讨论的基础上，反思我国退休再就业人员因工受伤法律权益保障的问题现状，并斗胆提出几点建议，以期能对退休再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护的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网络直播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凭借传播迅速、内容丰富、互动即时等优势广泛受到各年龄层次人群的喜爱，直播用户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与此同时，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直播打赏乱象，在实务中，未成年人巨额打赏网络主播、充值游戏等纠纷层出不穷，他们甚至不惜偷取家中救命钱进行打赏，长此以往，极易走上不归路，因此对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进行研究极具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创新，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它立足于中国本土化国情，是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法治利器，有效解决了我国目前司法资源不足，“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实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快捷简明的方式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结，但律师的有效辩护缺位、值班律师对参与认罪认罚案件角色异化，进而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效果。因此，为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的在实践中实施，应解决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促使律师实质化参与到认罪认罚案件中，充分激活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价值与内在动力。

保险金信托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财工具，近些年来越发受高净值客户人群的欢迎，其主要表现方式为保险与信托相结合的新型理财工具。目前我国的保险金信托发展逐渐从保险驱动信托模式转变为信托驱动保险模式，因受托人在我国具有双重身份，即兼具投保人与保险受益人两层身份属性，故保险金信托受托人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导致该信托模式在运行发展中阻力重重。据此，应明晰保险金信托受托人的法律地位，辨析保险金信托模式下的法律规范及其使用问题，并解析实践中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免保险金信托受托人滥用其多重身份属性，滥用权力损害委托人利益。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再次强调了家庭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提倡家庭应该建立良好的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而且还强调了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到目前前的《民法典》，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其应用范围得到了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家务劳动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并为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一方提供了经济补偿的权利。这不仅体现了对这一方的尊重和认可，还有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和夫妻之间的真正平等。离婚经济补偿旨在在确保婚姻自由的基础上，给予经济地位较低且主要承担家务的女性一方在离婚时经济补偿的权益，这有助于缓解因婚姻付出过大代价而导致的夫妻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为更有效地维护那些在家务劳动中付出更多的一方的权益，我们应该尽速完善离婚经济补偿的制度，并予以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