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系统工程学角度,基于R&D机构数、R&D人员数、R&D经费投入总额、GDP和科研专利授权量等数据,构建AHP-OVP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产业合作潜力进行评价。结果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合作潜力层次分明,具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香港与湾区内任一城市合作都能实现很好的契合度,是大湾区城市群海洋科技发展增长极,广州和深圳科研基础较为优越,应在增强自身海洋科技能力的同时帮助周边城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合作网络。促进大湾区海洋科技产业合作,应建立"核心-外围"式区域产业布局,发挥政府对海洋科技产业链培育的良性引导作用,完善以海洋技术咨询、海洋技术交易、风险资本市场、人才和信息沟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大湾区城市群服务网络。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用工劳动纠纷频发，现有劳动法律制度无法加以调整。面对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障的需求，劳动法的劳动“二分法”框架无法应对，而构建新型职业伤害保险的路径并不长远，建立劳动“三分法”框架，才能确保平台用工的劳动权益。而受传统劳动“二分法”的影响，劳动“三分法”框架的构建，需要对“劳动管理”确定一个弹性标准，以助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判定。

失信联合惩戒伴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以来，对于“列入失信人名单”这一前提性、关键性的问题缺乏讨论。在该制度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失信信息的归集和公布标准不一，惩戒机关在公布失信信息的过程中逾越失信信息的边界，因此存在侵犯失信被执行人合法正当的个人信息权益的问题。以此为切入点，在分析失信信息的界限与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的基础上，就失信联合惩戒中惩戒机关失信信息披露泛化的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加强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一是确立以违法行为信息为界归集失信信息的标准；二是健全与完善信用修复机制。

大数据、人工职能等新型技术的出现，不仅给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挑战，也对法院的传统纠纷解决模式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冲击。在线法院（Online Court）也是顺应时代背景结合司法技术，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辅助用于到传统的调解制度之中，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软件系统和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将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与矛盾双方当事人聚集一起，开展调解活动，从而化解纠纷，创建这一种新型的法院平台，它包括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和在线诉讼三个版块，本文着重讨论在线调解。本文通过总结现实上在线调解的障碍，基于完善给予相应的建议。

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古代“礼法结合”的思想是中华法系的特色之一，是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是中华法系的本质特征和文化渊源。引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于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开始就重视发挥道德对维护社会的作用，与现今“法德共治”的思想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因此，本论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实际出发，以“礼法结合”到“法德共治”思想的转变为脉络，通过梳理古代中国社会中礼与法关系的流变，分析古代“礼法结合”对当代“法德共治”的影响。明晰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更有利于抛弃传统法律思想中的糟粕成分，继承和创新传统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实现“礼法结合”到“法德共治”的转型。

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与被监管者理应享有的权利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的平衡应坚持行政比例原则，将行政比例原则引入到金融监管当中。行政比例原则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过程中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保障被监管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实现金融监管的稳定性。

互联网浪潮对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了极大冲击。数据互联互通使得各种金融信息混杂林立，加上信息监管的缺位，导致各种金融消费者信息贩卖、诈骗现象层出不穷。美国的“公平信息实践”准则所确立的个人信息赋权与加添信息控制者负担原则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平信息实践应当平衡好金融消费者信息收集、流通和处理中的个体预期与社会期待。

算法自动化决策以其强大的算力和深度学习能力发挥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价值，但也因其内在逻辑与外在控制的特性，引发了多元的伦理和法律风险，侵蚀人类主体的自治性。规制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方案从个人赋权模式到管制模式均未能完全涵盖在共同善之下。共同善作为自动化决策技术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追求，法律管制模式应当始终以共同善为遵循，构建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内部与外部协助规制方案。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体现了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过程中，教学秘书作为教学管理一线工作者，必须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创新工作模式，提升专业素养，以满足教学管理的新要求，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发展提供服务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