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利益关系的纵横交错，传统刑法在某些层面或许已无法精准契合新的社会实际，加之人们的利益诉求日益纷繁复杂，法律所捍卫的法益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将两者融会贯通，使刑法修正紧密契合法益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完善法律规定；而法益多元化也为刑法修正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使刑法修正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法益多元化理论的形成因素
（一）法益的动态性
在过去，某些法益因时代局限而未能得到刑法的充分保障，但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加深，通过对相关国际公约的学习借鉴，开始积极寻求将其纳入刑法体系的途径。以反腐败领域为例，“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及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以获取非常规利益的规定，彰显了我国刑法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然而对法益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新兴事物和权益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诸如虚拟货币、用户私密信息等是否应纳入财产法益的范畴，成为了法学界热议的话题。同时，安乐死等涉及生命法益的问题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公众对生命尊严和死亡权利的认识不断加深，安乐死问题逐渐从道德伦理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反映了人们在应对社会变革中的积极态度和开放思维。
（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
当下人们的利益诉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利益，而是扩展到了精神利益、文化利益、环境利益等多个层面。这些新型利益诉求的涌现，使得法益体系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面貌。其一，社会由众多不同的群体构成，每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比如劳动者关心劳动权益的保护，消费者关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环保人士则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法益体系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二，这种情况还表现为法益之间的交叉性和融合性，因为许多法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关系到创作者的利益，还涉及到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等多个方面[1]。网络安全法益则涉及到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因此在保护某一法益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法益的影响；其三，对法律实践提出了新要求，既要充分尊重保护各类法益，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
（三）法理的道德诉求
规范性是刑法作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它要求刑法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范内容，以确保刑法的有效实施。而道德性则是刑法作为社会伦理的体现，要求刑法在规范内容中融入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以引导社会风尚和促进社会进步。因此，刑法的规范性和道德性的统一是实现刑法伦理需求的关键所在。法益多元化下，刑法的道德需求更加明显，新的法益类型不断出现，法益的群体增多、种类多样、体系扩大，这要求刑法在保护法益时，更要注重伦理价值的考量，从而保刑法的制定实施符合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以此增强刑法的社会认同感和公信力。
二、法益多元化下刑法修正的新动力
（一）诠释犯罪客体
在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就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律想要保护的东西，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关系，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利益，比如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更是刑法用以区分不同犯罪行为、确定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修正不断将新型法益纳入保护范围，从而扩大了犯罪客体的范围，比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成为了重要的法益，刑法也相应地对这些领域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制惩罚[2]；对犯罪客体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精确界定，比如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刑法不仅保护知识产权本身，还保护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市场秩序；而针对一些严重侵害法益的犯罪行为，刑法也会加大惩罚力度，以体现对犯罪客体的重视与保护，比如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严重犯罪，刑法规定了较重的刑罚。
（二）界定犯罪既未遂
犯罪既遂指的是犯罪行为已经成功完成，即行为人已经实现了犯罪目的，而犯罪未遂则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某种原因（通常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成功完成。刑法会根据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和不同的法益受损情况，对犯罪既遂和未遂的界定进行适当调整，对部分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即使只是未遂，也可能会受到较重的刑事处罚，因为这类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极高。但每个具体案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在界定犯罪既未遂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如某案中，被告人因个人矛盾意图杀害被害人，但在实施杀人行为过程中被他人及时发现并制止，被害人幸免于难。在此案中，虽然被告人未能实现预期目的，但因其行为已经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故法院仍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刑事处罚。
（三）推动刑法立法改革
法益多元化促使传统的法益分类功能受到一定程度削弱，进而对犯罪的认定造成了影响，为了使犯罪认定更加符合现实性与科学性，要在实定法层面对法益进行深刻理解，并运用法益来阐释犯罪客体，以精准判断犯罪的既未遂形态等。同时，随着新法益类型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刑罚方式和刑事程序难以满足新的需求，重点包括刑罚种类的创新、量刑标准的调整以及刑事程序的优化等方面，以更好地保护新出现的法益类型。为此，对刑法进行必要的修正显得尤为迫切。在立法改革方面，建议构建“核心刑法典+附属刑法”的二元立法模式，其中核心刑法典作为刑法体系的基础与支柱，规定基本的犯罪构成和刑罚制度；而附属刑法则针对特定领域或特定类型的犯罪进行专门规定，这种立法模式既能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又能灵活应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四）犯罪分层化处理
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法益侵害程度及社会危害性等多元因素，对犯罪行为进行层次化的划分与归类。在我国，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制裁方式，而行政责任则相对宽松，二者之间存在着法律责任的空白地带，犯罪分层化处理可将这些未造成实际损害的犯罪归类为轻犯罪，填补这一空白，从而完善法律责任体系。譬如对于轻犯罪，建议采取非羁押性措施，简化轻犯罪的诉讼程序，如推行速裁程序、在线庭审等，能够提高司法效率，以避免过度羁押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造成侵害[3]。根据犯罪行为的恶性程度、法益侵害的严重性等进行深入评估，将犯罪行为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如轻微犯罪、一般犯罪和严重犯罪，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对犯罪行为进行精准打击，还能为制定差异化的刑事制裁措施提供依据。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分析刑法修正与法益多元化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不难发现刑法修正既是对法益多元化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是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在未来，刑法修正将继续在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断完善我国的刑法体系，为构建更加公正、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江海洋.数字时代数据爬取的刑法规制：法益界定与数据确权[J].比较法研究,2020,(02):149-163.
[2]刘宪权.论行贿犯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的刑法修正——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款为分析对象[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42(02):44-53.
[3]金泽刚.刑法修正与法益多元化理论[J].东方法学,2020,(06):141-153.
作者简介：王甲坤（1991-）男，满族，辽宁岫岩人，本科（法学硕士在读），四级警长，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