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丁玲的一封书信,并结合已发表的书信,再次对丁玲与历史的纠葛、在逆境中的心理状态,以及晚年的言行,做深入研究。同时,该信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有助于厘清《战地》的创刊过程、编务活动及文艺宗派关系,还为解读1940年代延安纪念萧红事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