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中期,在加藤弘之提出依靠宗教发展德育的提案的触发下,关于宗教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德育改革的方针路线问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论争格局。这场思想争鸣围绕道德教育的标准和主义问题展开过颇具开放性的讨论,而论争本身又使"道德标准"缺位成为愈发普遍的焦虑。在此氛围下,作为"钦定标准"登场的《教育敕语》在终结论争的同时,也抹杀了论争中出现的对于"创立国教"的质疑,并进而将价值的根源置于国体与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