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企业非伦理行为，员工有时候为何选择沉默，这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文章聚焦于自利型伦理氛围这一特定情境，采用跨层次研究方法，探索道德解脱在不同归因情况下对员工沉默的影响。研究发现，面对企业的非伦理问题，道德解脱(归己因)在自利型伦理氛围与员工沉默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道德解脱(归他因)在自利型伦理氛围与员工沉默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权力距离在道德解脱与员工沉默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员工面对企业的非伦理问题是否选择沉默，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自利型伦理氛围和个体道德解脱的意义建构。文章对于揭示企业非伦理行为下员工沉默选择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准确测度各省区人均健康资本并识别其空间关联，对把握我国健康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联合国创建的健康资本账户核算方法，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及官方劳动力人口统计数据，兼顾个体偏好微观视角与空间关联宏观角度，集中考察近年来我国各省区城镇居民健康资本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人均健康资本存量存在东高西低的省际差异，其增长速度缓慢且逐步降低；随着收入水平与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资本的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且劳动者健康风险偏好与工资的关系随年龄变化，青年时期愿为获取高收入承担高健康风险，中老年时期则更注重控制与降低健康风险；健康资本在邻近地区存在较强的空间效应，其促进本地区收入增加，但对相邻地区收入有抑制效应。

文章根据互动和非互动划分社群成员参与程度的高低，通过两个实验探究了在不同产品类型和品牌熟悉度的情境下，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参与程度对其社群认同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对于搜索品，社群参与程度较低时，其社群认同更强；对于体验品，社群参与程度较高时，其社群认同更强。另外，对于低熟悉度品牌，产品类型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但对于高熟悉度品牌，无论是搜索品还是体验品，社群参与程度较高时，其社群认同更强。最后，文章为企业在线品牌社群管理提出了营销建议。

创业韧性是个人在面对创业逆境、压力和不确定状况时有效运作的能力，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对于创业理论研究与大众创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章梳理了创业韧性、韧性以及创业研究中的相关文献，介绍了创业韧性的概念、测量与维度、影响因素和影响结果，同时从创业韧性量表的开发、创业韧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和创业韧性应对——品味作用的探索等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期望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

在经济快速增长、城镇人口持续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同时，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也在急剧增加。为回答规制政策和社会资本能否有助于缓解垃圾围城压力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利用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规制政策和社会资本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垃圾收费政策和源头分类试点政策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显著降低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量，固定费率的生活垃圾收费政策甚至会提高生活垃圾排放群体的排放量；社会资本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在使用了不同测量指标、不同度量方法、不同估计方法和考虑了社会资本内生性的情形下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居民垃圾分类投放和垃圾源头减量行为从而降低生活垃圾排放。文章为推进中国环境管理转型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文章将制造企业创新网络分为垂直创新网络和水平创新网络，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了两类创新网络对双元性学习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揭示了有效提升企业双元性学习的相关创新网络特征。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强度主要通过提升网络质量，间接促进双元性学习，且垂直网络的效果优于水平网络。垂直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有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而水平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的效应均不显著。网络管理能力强化了垂直网络强度对双元性学习的积极影响，弱化了水平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的消极影响。

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在TFP分解视角下考察2004-2015年我国流通业内部结构演化及行业发展异质性。研究表明，我国流通业TFP增长的主导力量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配置效率改进低下。流通业内部结构演化中各行业发展异质性特征明显，TFP及技术进步在各行业间异质程度呈微弱扩大趋势，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异质程度明显上升，配置效率差异程度有所下降。体制改革进程及信息技术资源配置是各行业异质化演化的主导机制。

为探索海外仓情境下跨境B2C出口企业绩效的提升路径，以本土化服务能力为中介解释目的国网络嵌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将目的国网络嵌入区分为知识嵌入、商业嵌入和政治嵌入三个维度，把本土化服务能力区分为本土化物流服务能力、本土化分销服务能力和本土化冲突协调能力三个维度，从而构建了"目的国网络嵌入→本土化服务能力→跨境B2C出口企业绩效"模型。基于PLS-SEM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海外仓情境下目的国网络嵌入和本土化服务能力对跨境B2C出口企业绩效都具有显著影响；本土化服务能力在目的国网络嵌入对跨境B2C出口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上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知识嵌入仅通过本土化物流服务能力的中介对跨境B2C出口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文章选择2007-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从系统GMM检验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表现为正向促进，而中西部表现为负向抑制。从门槛效应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其中，自有收入分权表明，不论其分权化水平高低，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收入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抑制作用不显著；支出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促进作用不显著，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文章结合复杂组织和内外部环境特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构建了以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复杂组织目标体系的五维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ANP法确定了各级目标的权重。研究结果发现:以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复杂组织目标体系分为表达性目标和应对性目标，前者包含盈利性、创新性和福利性目标，后者包含合作性和合法性目标；五个主维度目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体现了复杂组织持续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智力基础和内外部关系基础。研究还发现:以内部导向为主的表达性目标和以外部导向为主的应对性目标对复杂组织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几乎相同；主维度目标的核心子目标分别是净利润、技术创新、员工效用、组织声誉和组织合法性，不断地发现和创造新需求、创新技术、积累人力资本、提高组织声誉和获得组织合规合法性是复杂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文章解决了复杂组织目标模糊、难以量化和价值错配等问题，为复杂条件下的组织战略管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文章运用2007-2016年A股制造业公司的年度数据,研究股票市场错误定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错误定价影响企业创新的两种渠道中,直接的"迎合渠道"和间接的"融资渠道"均在我国存在,且以"迎合渠道"为主。文章发现的意义在于,在一定条件下高股价可能会促进企业创新,监管者可以利用股票市场高估的区间,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在中国深化改革、推进转型的特殊背景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实际情况的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路径是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判断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基于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寡头市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程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其次选择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经过民营化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程度会显著增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国有股比例小于67%时,提高民营化程度会降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非国有股比例介于67%～75%之间时,提高民营化程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非国有股比例大于75%时,提高民营化程度会提升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

根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企业创新活动分为研究阶段(R)与开发阶段(D),探究内外源融资方式对企业不同创新阶段投资的异质性效应,为企业选择创新活动的融资渠道和政府设计精准支持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内源融资对企业研究投资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开发投资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债权融资对研究投资和开发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股权融资对研究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开发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内源融资对债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债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内源融资对股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关系具有正向显著调节效应,对股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整作用但不显著。

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文章以2007-2017年上市A股企业为样本,从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检验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及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激励作用,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的激励作用较强,在成熟期不显著。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可以通过政府补助、信贷支持以及税收优惠等途径增加企业的可支配资源,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显著；对处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显著。文章的结论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证据,对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以及企业的风险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是变革支持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变革支持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文章使用多阶段多来源配对数据收集方式采集360位员工及其主管人员的问卷数据,检验了组织支持感知影响变革支持行为的主效应,心理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工作自主性对该影响过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知显著影响心理资本和变革支持行为;心理资本显著中介组织支持感知和变革支持行为;工作自主性对心理资本与变革支持行为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自主性显著正向调节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即工作自主性水平越高,组织支持感知通过心理资本传导到变革支持行为的影响效应就越强。

要素品牌化是要素生产商通过与最终消费者展开营销沟通,建立品牌、提升议价能力、提高企业绩效的策略。文章采用实验法考察要素品牌拟人化对消费者对含有该要素的成品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品牌的拟人化能有效地提升消费者对要素品牌的购买意愿。文章进一步将品牌拟人化区分为能力型和温情型,发现了要素品牌拟人化在不同成品类型的情景下对含有要素品牌的成品购买意愿的交互影响,并验证了感知流畅性对这一效应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要素制造商的营销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以往建言研究集中于组织行为学领域,在批评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的研究忽视员工自主性同时,却局限于个人视角而忽视系统因素的作用。依据多学科多层次整合研究的观点,文章从动机、机会和风险的角度分析了高绩效工作系统、价值观匹配和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建言的影响。阶层线性模型对32家制造业企业和1083名员工样本的调查数据检验结果显: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价值观匹配对员工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建言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正向调节价值观匹配和员工建言的关系。

文章采取两组实验设计,旨在研究拟人化对革新型创新产品消费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感知风险的中介效用以及消费者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比非拟人化广告,在拟人化广告形式下,消费者对革新型产品的感知风险更低,购买意愿更高;且消费者的认知需求在拟人化对感知风险作用的过程中起到调节效应:相比低认知需求的个体,高认知需求的个体会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拟人化认可,从而弱化拟人化对革新型创新产品购买意愿的积极影响。因此在革新型产品的市场推广中,企业可以适当运用拟人化营销或手段,并努力识别不同认知需求的消费者而进行差异性的拟人化营销。

供应商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然而,供应商创新能力差异化是否影响了企业利用式和探索式创新能力呢?并且,上述影响是否随着双方技术距离变化而发生改变呢?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文章研究了供应商创新能力和技术距离对于企业不同类型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创新能力强的供应商合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利用式创新能力,但抑制了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企业供应商间技术距离和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正相关,和企业利用式创新能力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技术距离负向调节了供应商创新能力和企业利用式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随着技术距离的增加,技术距离将逐渐削弱并最终逆转供应商创新能力对于企业利用式创新能力的正面影响;技术距离正向调节了供应商创新能力和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技术距离较大时,供应商创新能力和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正相关。技术距离较小时,供应商创新能力和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负相关。文章深化了现有理论对供应商知识整合的认识,为企业通过供应商协作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根据搜寻理论,线上市场由于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搜寻成本,应当实现"一价定律",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线上市场存在显著的价格离散现象。文章选取了中国最大B2C电子商务平台天猫商城上高度同质化、标准化的虚拟产品——手机充值卡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确实存在价格离散现象。然后,利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模型和蒙德拉克模型,检验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价格离散程度,发现零售商异质性越大、商家数量越多,价格离散程度越大;商品越是畅销、商品价值越大,其价格离散程度越小。文章在数据上有较大创新,对已有文献形成有益补充;结论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线上市场效率的认识,能够为Internet市场"效率悖论"提供一些线索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