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主战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巩固脱贫攻坚任务重。文化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持久动力，文化扶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路径。为实现2020年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目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边疆民族地区需要加快推进文化扶贫工作。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文化振兴，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从文化事业方面，整合乡村各类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文化产业方面，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线上和线下文化产品。从"扶贫扶志"方面，推动贫困人口内生式发展。

古滇国青铜器相较于中原青铜器，有着更为浓郁的民族部落特征，其中，其舞蹈造型为云南民族舞蹈文化的雏形之一。古滇人按照"器以藏礼""天圆地方""大象其生"等造物观念，以青铜器记录的形式营构出一个缩微的、理想的器物空间，从而发挥以图叙事的语言功能。从空间形态的角度考察古滇青铜器中的舞蹈造型，从视觉空间、图像空间、物理空间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可将古滇青铜器舞蹈造型划分为情节型造型、连贯型造型、偶像型造型、距离型造型等类型。

从以往研究身体美学的学者来看，研究领域大多都是从生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虽有颇多建树，但对脑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将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美学融入身体美学的理论建构，使身体美学不再单纯以可见的身体作为研究对象，交叉至包括脑、神经元、躯体等多维的系统性领域，可以得出身体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审美主体的结论。同时，审美认知活动不能割裂身体与大脑，以"我们并非‘拥有’一个身体，或者我们身体性地‘存在’"的系统论思维和"人是‘理、情、意’三者的统一"的身体意识和身体表现理念是构建现代身体美学理论基础。

西域音乐的传入对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新机遇，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民族音乐因其非语义、非具象等特殊性，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的载体之一。民族音乐内含文化与经济双重价值，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方式。要实现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须要发挥民族音乐的双重价值，音乐交流与音乐贸易双管齐下。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旨在揭示并阐释仪式表演过程中，执仪者脑海中的音乐文化观念模式——音乐象征符号("归属性"模型/models of)如何经由表演转化为一系列音声景观(Sound scape)与符号表征("对象性"模型/models for)的过程。从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角审视瑜伽焰口仪式音乐，可深入探究文化主体内在的文化精神与观念构型，由此揭示出仪式行为及其产品——仪式表演行为与仪式音乐之间的深层关联，进而达到对表演语境(contexts)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实现文化的阐释。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犹如一部内容宏富、形式综合的仪式音乐剧，具有虚拟性、艺术性、功能性与音声两极渐变性等特征，观察其仪式表演中所呈现的象征符号与符号表征，阐释其隐喻的文化义涵，揭示出一整套佛教"三密合一"、阈限期等文化观念模型主导下的仪式音乐符号表达系统。

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这一年间戏剧行业持续发力:在产业层面，积极响应国家机构改革政策，以戏剧创意助力"文旅融合"、促进城市发展，而"沉浸式"戏剧体验等新兴热点项目也带动了戏剧市场的多样化繁荣；在创作层面，全国各地文艺院团纷纷推出精品红色剧目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唱响新时代戏剧艺术华章，但也浮现出改编经典遭遇"退票风波"、引进戏剧"水土不服"等焦点问题。

文艺发展史上的"文艺高峰"现象涉及复杂的机制与多维的层面，从规范论视角展开研究以确立"文艺高峰"的评价标准，是其核心命题之一。通过对文艺高峰概念的细读，抽绎出其评价标准的三重张力，分别是文艺性质上的社会性与审美性，历史向度中的永恒性与时代性，空间向度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张力，并借助问卷调查的方式，初步探讨当代中国艺术公众在对文艺经典的接受与欣赏之中如何处理身份认同中群体与个体、过去与当下、民族与普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共识的前提下代际间也形成了对文艺高峰评价标准的不同偏向。

20世纪以来，对艺术媒介属性的探讨日显重要——在身份区别的意义上，媒介属性成为界定各门艺术本性的关键。克拉考尔、本雅明、爱浦斯坦、德勒兹等理论家有着对摄影和电影等影像艺术媒介本性的充分认识，他们在影像、自然、运动、感知等范畴之间建立起其本质的关联。影像使自然现实以绵延的、未改动的面目复现，更以一种揭示力将封闭于其中的隐秘形式打开；影像提供了人们与日常生活无限接近的感知形式，甚至以对对象的充分揭示带来无限深邃的感知、意识与精神的世界。这是影像媒介的本性，即影像-自然-感知的统一。这种认识，提供了影像艺术价值判断的一种标准，即是否充分发挥了影像-自然-感知的影像媒介本性，是否充分呈现、揭示了自然现实的丰富性，进而扩展了人的感知与精神世界。

中外文艺发展史上若干时段的文艺高峰无不证明形式标准的效应。没有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便没有艺术发展。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自觉追求形式的突破，在形式突破的过程中创造艺术杰作，从而建立新的形式尺度，垂范后世。历史地看，文艺高峰一方面体现为形式表达的突破，一方面体现为相关艺术理论的创建。这也说明文艺高峰的筑就和理论创建的关联性。

关于文艺高峰的范例与标准，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的研究代表一个独特的理论方向。瓦尔堡受到人类学、心理学等思想影响，运用图集的方法，对艺术史中的图像进行并置与研究，这对20世纪艺术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瓦尔堡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考察作品与古代经典的关系，探索如何通过开放的、跨界的艺术史重新理解古代经典在文化中的复现、转写和升华。瓦尔堡的艺术经典观是与艺术风格学相对立的，他更为关注的是被实证方法和线性史学所忽视的作品文化价值以及那些被无视、被贬低的图像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艺术经典应是那些以超越的方式保存人类原始情感、承载社会记忆的作品。

中国语境下的乡村公共文化领域，有着基于自身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的特殊性。其文化生态结构根据主导功能的不同呈现为神俗性、日常性和政治性等空间层次性，并在静态模型、动态模式和本质内核上体现出独特的结构特征。但在城市化扩张、社会运动、科学理性和现代传媒的冲击下，中国乡村的公共文化领域正不断萎缩而面临着诸多危机。因此，乡村公共文化领域的当代重构需要在辩证性扬弃、利益诉求的平衡与治理性逻辑等前提下，重塑个体文化关联互动、拓展作品的社会话题性、发挥不同媒体的传播优势，并以此实现公共文化领域中空间结构布局的整合再建与大众文化秩序的恢复更新。

推动城乡特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协调发展，促进乡村特色文化的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综合性、系统性的乡村文化建设主要在于:以物质性的基本设施完善、视觉性突出的物象空间完善来实现文化载体的塑造，以文化机制、文化治理、文化生产的完善来实现文化内生和文化内容的塑造，激活以"资源、认同、参与"为核心的内生性发展特色之路。

乡村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主力军，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相应的精神层面的建设。当前，乡村消费潜力日益突显，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进程。乡村中等收入群体与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更为紧密，他们塑造自身生活方式的需求深刻影响并加速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换。优秀传统文化对该群体生活方式的融入和塑造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乡村文化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利于促进新型农民主体意识的生成，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

乡村空间是不同种类空间的聚合形态，发生于其中的具有文化学意义的一切创造和存在行为均蕴含着丰富的建构性力量。乡村空间具有生存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美学意蕴，其文化空间的生产与重塑应以乡民自身的生存体验和生活需求为中心。现代性的矛盾和冲突使乡村原始文化环境走向解体，造成了生态空间的消逝、空间权利的缺失、空间意识的焦虑以及体验空间的疏离，并暗含着乡民的生存危机及意义迷失。基于乡村空间"三性"的价值回归和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须重新确立资本在乡村空间的规范和准则、维护乡民的差异权利、重建乡村带有审美意味的"家园感"，方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空间。

当代乡村存在多维度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审美文化等。多维度文化出现各种衍变，既影响其他文化，同时也受其他文化的碰撞与制约。当下人们在认知上存在一定误区，认为乡村文化建设主要属于娱乐性、文化经营性活动，忽视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地位，将文化建设与乡村农业产业相分离，片面追求文化建设的速度和声势。实现多维度文化的有机协同，应当做到促动多维度文化的内在和合与外部链接，推进多维度文化的交叉互渗与相互掣制，强化多维度文化间的互补互助与同兴共赢。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更多的当代希腊剧作家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祖先们曾经钟爱的神话题材，希望从英雄的故事中，再次寻找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并对历史及生命发出当代人的质疑与考量。卡班奈里斯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剧作家都依据古代神话以及古代悲剧诗人的作品，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那些早已为人熟知的神话故事。他们更加注重人类内心世界的表述，在开掘新的主题、尝试新的舞台表现手法的同时，也似乎更加热衷于自古老的传说中发现当下的现实意义。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神话语汇出现在希腊戏剧文本和舞台实践中，"英雄们"带上现代人的面具，打破以往的时空秩序，将创作者生活时代的规定情境注入进古老的故事模版。传统意义上的仪式感似乎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对生命以及生活的重新质疑才是他们需要表达的核心。对古代文本的现代解释，拉近了古老的故事内核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使我们看到有关生命的母题，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以每个时代不同的形象出现在同一座戏剧舞台之上，在狄奥尼索斯的佑护下，"卡塔西斯"着一代又一代的戏剧观众，带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国家剧院的概念根源于民族主义思想，戏剧始终同争取民族和语言独立息息相关。艺术对于建立国家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建立国家剧院，是人们的艺术愿景、社会关怀以及浓郁的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国家剧院是提高戏剧艺术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给民族戏剧文学注入新的动力，使戏剧达到一定高度或达到完美的程度，树立新文化、新语言、新政治的重要场所。国家剧院用戏剧鼓励表达人们对新型民族文化的愿望，是民族意识的警钟，是民族精神、民族语言的守护者，是我们辉煌与悲伤的过去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命运的使者。尽管目前欧洲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有所消减，但人们不排除建立国家剧院的可能性，因为国家剧院是象征国家独立的"文化纪念碑"； 20世纪90年代组织的欧洲剧院联盟，该联盟目前缔盟了许多国家剧院，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与方向。

中国戏剧第五次审美变迁是继历史上宋、元、明、清四次大的审美变革之后而发生的，本次戏剧审美变迁的直接推动力量是戏剧实现自身的现代性。现代性是戏剧审美进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戏剧的最高成就；戏剧现代性的思想是指向意识，是意识的感性显现。从古典到近代型的戏剧是形式的模式化转换，现代性戏剧是一个场域；古往今来的全部戏剧创作方法和手段并不因为戏剧的现代性废止，而以接纳的态度在现代性场域中获得新生命，燃放现代光彩。中国戏剧现代性自有其独立道路，应该追溯到五百年前并承续汤显祖以"心"为本体的古典戏剧精神；重建再造中国戏剧，实现中国戏剧的现代性。

1945年以后，西方视觉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各国艺术家们纷纷展开了以综合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并体现出一种"跨边界"的主流创作趋势，实现了艺术与生活以及架上绘画与雕塑艺术之间的融合。德国新表现主义的画家安塞尔姆·基弗在继承主流"跨边界"现象的同时，拓展了超越"边界"的理论和方式。他成功完成了作品结构、意义、主题等诸多方面生命的延续，使其作品以一种无边界感的循环状态展示出来，这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起了相对重要的推动性作用。

敦煌题材的舞剧不胜枚举，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部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40年来一直受到文化界的整体关注，此种现象并不多见。敦煌题材的舞蹈创作如何能在世界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呢?敦煌好故事，既是"千年生命"的敦煌文化故事，也有当今敦煌"供养人"的故事。"讲好敦煌故事"并非指狭义的"情节叙事"，而是广义的"文化叙事"，涉及话语技巧和叙述行为，体现在舞蹈创作上，则可以涵盖"重建"并探索敦煌乐舞的剧场形态，创作叙事性民族舞剧，以及进行当代审美的舞蹈剧场或跨界总体艺术尝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