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间舞发展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艺术观念、实践理念，总体而言带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印记和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受文坛"文化寻根热"思想主潮的影响，触发了中国舞蹈界的文化意识觉醒，在舞蹈界的主流媒体上，"舞蹈寻根热""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生命力"等重大问题成为中国民间舞理论探讨的热门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以北京舞蹈学院为核心的中国高等舞蹈教育领域，采取的是一种叫作"课堂元素教学法"的民族民间舞蹈课程教学模式，为学院派民族民间舞创作提供孵化器。进入21世纪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自上而下的营造与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理念形成了一对同时冲击创作者思想的并头潮。"非遗舞蹈"到底应该如何保护和发展，仍然是从理论到实践持续纠缠于舞蹈界思想的命题。

"岭南文化"语境深刻地影响了广东舞剧创作的文化想象。纵观广东舞剧创作的文化意蕴，大致可分为:一是区域的古代历史文化；二是区域的民俗风情文化；三是区域的反抗列强文化；四是区域的红色革命文化；五是区域的当代都市文化。广东的舞剧创作已然确立了"表意优先"的理念；广东的舞剧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区域的"反抗列强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多部舞剧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而这是我国自近代以来百年屈辱、百年抗争、百年奋起中最需培植的民族精神；广东的舞剧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开放性"；广东舞剧创作体现出创编的"前沿意识"和"精品意识"。广东舞剧创编在全国舞剧创作中继续处于"领跑"的第一方阵。

近年来，无论是文本的拓展，还是形式的创新，中国艺术电影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成为一股新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电影前进的脚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日渐成熟，艺术电影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从国产艺术电影的谱系出发，梳理其近年来的发展脉络，可以从中管窥中国艺术电影正在面临的多重困境。在当今日益发展和变化的新语境下，中国艺术电影如何被受众"看到"和"主动选择"，如何更好地处理艺术电影、艺术电影观众和艺术影院的关系，以找寻到它面向未来的可行之路，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当代俄罗斯戏剧在中国的学理阐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伦理关切和边缘态势。在阶段划分上，当代俄罗斯戏剧在中国的学理阐释主要经历了1960—1989年和1990—2019年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总体呈现出比较明显地从相对繁盛到边缘弱化的宏观态势；在接受期待上，表现出以当代现实主义戏剧为核心研究对象，其中探讨人性、展现伦理的道德剧是研究焦点；在关注领域上，以戏剧文学研究为主，出现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研究的明显失衡；在思想诉求上，显示出从自我意识缺失到主体思想凸显的转型，其中当代俄罗斯戏剧在中国从普适性价值降格为地域性思想。当代俄罗斯戏剧在中国学理阐释的阶段性、伦理化与边缘化特色，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文化特点和民族个性密切相关，隐含着官方政治美学与大众消费美学、主流思想意识与多元思想意识等不同思想的融合与嬗变。

若是用一句话概括第26届国际皮尔森戏剧节带给我的感受，那便是"分寸得当，毫无废话，诚实正直"。《伊利亚特》掀开我眼前隐形的窗帘，让我进入肉眼所看不见的领域，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得以洞察非物质的世界，洞察看似唯一的物质世界与生活的本质。《人走后的房间》运用声音在戏剧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让人得以一窥惊人的深刻哲学与无限的精神境界。《摹仿生活》在舞台上所创造的不同寻常的形象与丰富的感官体验，让作品成为一封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的电报，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封电报的收件人。戏剧节的喜剧类作品堪称典范，它让我们既能从笑声中获得活力又可以通过它来武装自己，这就使得我们在面对问题时是选择面对而非选择逃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策略和经济模式也发生着转变，工业设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产品创新之路迈进，"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840—1949年的中国工业制造和工业设计尚处于仿制加工阶段，中国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的工业设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产品造型和结构设计尚未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工业设计并没有走上现代设计的道路，"设计"仍被认为是"装饰美术""工艺美术"的代名词，特殊的社会环境、经济能力阻碍了"现代设计"概念的发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专业设计公司已经不计其数，工业设计教育在数量上更是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新时代下的中国工业设计正在悄然发生"转型"，使得设计必将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设计教育也必将随之发生变革。

舞台美术是戏剧等演出的重要叙事元素，其独有的多类型、多层次的设计形式与语义结构构成了演出叙事文本与艺术话语的丰富性和延展性。舞台美术叙事过程是以"创作者、媒介、作品和观众"的四个核心要素构建起来的立体传播系统。这一系统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舞台美术叙事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中国当代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是在音乐民族志与教育民族志基础上的交叉综合研究。受到西方认识论从科学主义到解释学再到现象学解释学衍变的影响，民族志书写也经历了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三个阶段。在此语境中，音乐民族志选取民间音乐文化为对象，表现为宏观→微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视域、客位→主位→主位+客位的学术立场、寻求规律→注重描述→文化阐释的探讨方式三条历史发展轨迹；教育民族志立足学校教育的微观研究，分为以人类学为目的的教育学和以教育学为目的的人类学两条路径，可划分为描述教育民族志、解释教育民族志和批判教育民族志三种书写方式。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脱胎于音乐民族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的"母语"音乐文化教育大讨论之后，伴随着音乐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观念的演进，开始了从描述到解释再到反思的研究历程:音乐传承的描述性民族志偏重于民间音乐之民间传承行为的田野调查，以微观、客位的方法聚焦于结构——功能的书写；音乐传承的解释性民族志以解释学作为理论基础，在方法上表现为一种"以客为主"的微观研究倾向，注重在民间社会的解释中理解其合法性；音乐传承的反思性民族志立足于现象学解释学，采用"微观+宏观"的视角介入民间传承与学校传承两维，以"主位+客位"的立场通过民间行为反思学校传承的缺失。

对"风格类型"的区分，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站在审美立场上对艺术自身体貌与特色感悟体验的结果。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从先秦两汉时期孕育萌芽，到魏晋六朝时期正式确立，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古人相关"艺术"的认知，从艺术与非艺术混杂，到门类艺术分列，始终被束缚于实用功能体系中。由于社会主流思想、审美观念不同，对艺术及风格类型的评价具有鲜明时代差异。先秦两汉时期大多统摄于"功能论"而显得不够明朗，魏晋六朝时期主要着眼于艺术自身"审美论"而使风格类型划分理论得到彰显，理论话语的审美特性由模糊趋于鲜明，体现出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早期形态的发展轨迹，为后世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艺术学门类的确立，意味着艺术学科制度的重新建构、重新被认知，以及需要全面推进和逐渐完善其制度体系。在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中，"乱象"存在的缘由，主要是缺乏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制度与历史的认识，欠缺跨入艺术学理论学科及其专业的主动学习意识，缺乏认清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专业性。关于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路径，从当下的立场和学术视点来看，首先要守艺术学理论学科之正，其次应有"内求"和"外求"之策。艺术学的中国学派或艺术学门类中"中国学派"的构建，核心是具有中国艺术学术性格的学派。正确处理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及其有效的结合，要处理好认识、学习与做三者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曾以"动作"来概括戏剧的本质，其实，动作只有在"仪式"中才更具规范化、程序化，充满神秘的摹仿和象征意味，体现娱神娱人的精神价值，显示出某戏剧的精神品味；"节日"乃是一种神圣化了的"时间"，它具有某种重复的、庄严的、神圣的、令人激动的性质，维系着所有参与者的"在场"形态，成为戏剧精神的实现方式；"狂欢"则是一种维系着人类广泛的自由且自适的放纵和颠覆的体验，它充满着讽刺、戏谑，狂欢和笑，体现出戏剧艺术所特有的精神品格。从而，"仪式""节日""狂欢"，构成了戏剧艺术真正的精神原型。

华语电影中的生态文化景观承载着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内涵，表征着世界范围内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经验"。其生态文化形象和景观呈现反映出我国社会文化和环境意识的不断变迁。华语电影中，形成了"破坏—灾难""创伤—逃离""寻找—回归""人类中心—生态中心"等四种"中国故事"的主要生态叙事模式，映射着我国生态文化发展的独立意识及多元传播态势，也彰显着新时期人与自然、社会及精神生态之间关系的再调整。未来华语电影的生态传播伦理应进行从物质传播伦理到精神传播伦理、从人类中心伦理到生命中心伦理、从区域环境伦理到全球生态伦理的转向。

生活世界是一个本真的、意义的、生态的文化世界，为我们洞见人与文化提供深广的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世界有三种特质:是以人为中心的属人世界，是历史片段被客观化了的主观的意义的世界，是具有生态文化特质的综合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以保护其文化生态为出发点，修复其作为文化特质综合体的内部世界及其与外部生活世界的关系，实现其再生活化，方法包括创造生活功用链、创造生活休闲链、创造审美消费链、创造教育认知链、激活主体利益链五种。生活化传承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保存"阶段，立足文化现代化、多元化发展立场提出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自然、起于功用、本于道德、通往天地特质的尊重和弘扬。

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能够为戏剧研究的发展提供机遇性的"田野转向"，但戏剧人类学的展开并不等于戏剧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相加，而应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之处——即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书写上，进行切合戏剧类研究对象属性的具化研究。因此，须梳理当代戏剧民族志的典型书写方式，并从中探索戏剧民族志"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可能性，以推动戏剧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2019年9月21至23日，首届"非遗传统舞蹈生存现状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近140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就传统舞蹈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现状、参与力量、策略方法、传承路径、经验反思、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本次研讨会拓展性地从人类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出发对传统舞蹈类非遗的生存现状、保护、传承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意义重大。从学术层面来说，有利于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拓宽研究范围；从文化传播层面来说，有利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高校教学层面来说，有利于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并为之推动学科建设。大会认为构建中国特色遗产体系的时机已然成熟。

印度电影具有强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印度反腐题材影片经历了从"暴露腐败现象"到"严厉打击腐败行为"的过程。印度电影中腐败主体和方式层出不穷，同时，反腐败主体的打击行为和力度也越来越大。印度反腐电影的叙事逻辑依循布雷蒙的叙事理论，其反腐主体的动机充分体现出印度的国家意识形态。

享誉国际影坛的伊朗新电影是民族电影的典范，独特的现实性品格是伊朗新电影最本质的属性。伊朗新电影中的现实性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上，从儿童题材到女性题材，再到中产阶级问题，伊朗新电影始终围绕着伊朗社会的真实现实来展开叙述；其次是叙事策略上，伊朗新电影追求平实质朴的叙事风格，以线性叙事展开，采用非戏剧式的悬念设置，通过冷静客观的视听语言来进行呈现；再次是主题表达上，伊朗新电影分别从对个体的人文关怀、对传统与现代冲突中道德困境的探讨和对生存与死亡终极问题的追问三个层面来展开其现实性的探讨。

美国学者高居翰于1982年提出，董其昌《葑泾访古图》受到利玛窦所携铜版画之影响。16年后(1998)，另一位美国学者班宗华以研究董其昌《婉娈草堂图》的新颖风格为基础，高度"临仿"了高居翰的论证思路，并以此向后者表达了特别"致敬"。班宗华的研究也带有一些创意，基于新的史料与作品证据将董、利二人的"一面之缘"由万历壬寅(1602)的"南京"改为万历丁酉(1597)的"南昌"。然而，《婉娈草堂图》并非惯常意义上的"草堂图"，所采用的"李郭"风格不仅是对受画者陈继儒早年"绝意仕进"的同情，更与作画前两个月发生的焦竑"科场案"密切相关。科举取士和士大夫流放等现实问题，使得董其昌当时根本无暇沉浸于西方铜版画的新异风格与趣味当中。

周城村白族扎染技艺在社会变迁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生存状态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续博弈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真实写照，也是民族地区的乡村建设在传统与现代间、地方与全球间寻找发展出路与提升空间的一种映射。地方民族文化在与世界的接驳中不断地进行自身调试，适应了新时代审美需求及市场需求的白族传统扎染技艺回滤到了乡村的社会结构秩序中，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也在以新的方式反哺着生长于其中的民间艺术。该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对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可在对地域文化遗产群资源的整体利用和联动中淡化其单一的地方属性，以一种民族象征符号的形式在文化的全球性中寻求其民族性的新定义与新意义，从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发挥其艺术的能动性作用。

运用可视化分析方法，借助Citispace4. 0工具对近10年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继而绘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点共现图谱。研究表明，近10年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呈波浪状推进，并有逐渐下滑趋势，文献作者之间缺乏密切合作未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视角与内容变化较大，但研究热点之间存在一定的黏性；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期刊聚焦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并逐渐形成学科研究热点"期刊群"；民族类高校、研究所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度较高，引领着学科发展向新的高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