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管理理论，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矛盾，是艺术的精神性、消费的市场性和管理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逻辑也就是艺术的精神性、消费的市场性和管理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统一。建立在艺术性、市场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体系的三大框架模型——类别模型、层级模型和阶段模型，是区别于西方当代艺术管理的特殊结构模型。中国学派艺术管理理论的四大主要特征为:政治为根、三位融合、阴阳之道和以人为本。政治为根是管理制度的方位性特征，三位融合是艺术管理类别、层级和阶段的融合发展特征，阴阳之道是中国哲学和儒释道文化在当代艺术管理中的呈现特征，以人为本则是中国学派艺术管理以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特征。中国艺术的世纪大发展，需要以管理创新作为契机，以管理创新作为抓手，以管理创新带动艺术业的创新发展。

《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中国艺术理论之"源"而不是"流"，是立本之源；西方的"Art"是"流"而不是"源"。同时，艺术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也存在着源流的问题。在不少艺术理论的研究中，源流不分，乃至把流当作源，如此一来便偏离了艺术理论的研究方向。倘若艺术学理论不以艺术本身为基础和逻辑起点，不是建立在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和宏观的艺术理论研究，而是把艺术外围学科或理论作为基础或作为"源"，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便会形成所谓的"概念游戏"，表面上看理论性很强，实则早已偏离了艺术本身，成为无源之流。不仅如此，还使"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本身受到不应有的质疑，诸如解决不了艺术问题，回答不了艺术现象，深入不到艺术规律中去探讨艺术的共性问题和艺术原理问题。因而，弄清"源""流"问题是中国艺术理论建设的先决条件。

在纪念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五四运动100年以来中国的美学、艺术学、文艺学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所取得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与"总结"，仍将成为2019年美学、艺术学、文艺学的一大重要主题。在改革开放的四个十年中，艺术学的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艺术学"单列学科"的形成；艺术学的学科自觉；"元艺术学"研究；"2. 0版艺术学一级学科体系"的形成；《中华艺术通史》的完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完成、出版；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等。置身改革开放伟大的时代，艺术学在真正意义上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成为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改变了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构成，甚至改变了我国整个科学体系的结构与版图。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美术发生重要变革、获得巨大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40年。40年来，艺术家们用视觉形式记录、表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为未来留存了视觉记忆。改革开放也为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语境和广阔的空间，使中国美术的整体格局、观念、形态与价值取向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独特品质与形象，为中国美术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与腾飞，成就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百花齐放的多元创作局势。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中国电视剧在艺术形态初立的启蒙探索期，随着文艺思潮的蓬勃发展与电视机的普及，中国文化工作者在电视剧影像与叙事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为电视剧的繁荣奠定基础。步入90年代，伴随着电视行业的商业化进程，历史古装剧和现实题材类型剧多样化发展，因而进入了我国电视剧类型化创作的蓬勃发展期。新世纪以来，电视剧产业技术升级革新和新时代文艺的创作语境，共同推动了中国电视剧步入多元发展期。这三个时期中的产业消费、文化政策、艺术审美与价值观表达方式的变化，体现为改革开放峥嵘4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变革成果。

第三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以"传承与变迁"为主题，以传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保护、品鉴、探讨最为鲜活的民族民间案例和音乐内容为主旨，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变迁、发展与创新、坚守与实践中树立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认同。该音乐周内容版块主要由学术展演、讲释坊和辨析场三个部分组成。学术展演使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传统音乐在新时代音乐变迁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和冲击，音乐家们在将其搬上舞台后应平衡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讲释坊为大家介绍了应该从社会中的不同角度看待民间音乐发展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与创新的发展关系；辨析场为我们展现了各民族专家们在当代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以及当代民族民间音乐创作在当下的实践与创新。本次音乐周内容设计精密广泛，学术思潮高峰迭起，学术辨析前沿创新，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2018年，中国戏曲界在回溯改革开放40年的艺术实践中，牢牢把握传承与创造的艺术辩证规律，努力承担戏曲回应时代和人民的文化使命，满足新时代中国社会对于戏曲文化的需求和要求。本年度戏曲工作在政策导向、展演创作、生态修复、市场探索、理论研究等领域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张力，正是当前戏曲在良好的国家政策引导下，逐渐走向深度的实践探索所出现的复杂状貌，其良好的发展态势，其掣肘发展的干扰因素，都需要在下一年度得到更多的理性调整和实践纠偏。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舞剧，首个焦点出现在1979年"新古典舞派"舞剧一马当先，在讴歌民族和睦和畅想文化融通的同时，创新着民族舞剧的表意语言和表意方式，体现出民族舞剧"开放格局"的全新气象。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共襄"新古典舞派"舞剧盛举；中国芭蕾舞剧"告别样板"，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聚焦"精神创伤""芭蕾民族化"和"心理描写"，表现出一种更接近现代人的情愫；而"少数民族舞剧"运用各少数民族舞蹈语言，主要表现"民间传说"，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向两个方面深化，发挥了"舞蹈本体的优势"；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出现了"新新古典舞派"或"后新古典舞派"，并且这类舞剧创作强化"地域色彩"和"交响构成"。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强化"地域色彩"的"在地化"追求和认同"交响构成"的"本体化"探索，成为中国舞剧创作题材选择和形态构建的总体趋向。跨入新世纪，中国芭蕾舞剧对题材"现实性"的开掘回到"反抗"，而中国民族舞剧的"在地化"追求成为"新常态"。自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实施以来，中国当代舞剧更是实现了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中国舞剧发展格局正步入充满"新想象"的"新时代"。

梅兰芳是我国现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同时他还是一位知名国画家，他创作的人物画和花鸟画具有清丽雅致、潇洒自然的美学品格与形式特征。梅兰芳1915年跟随王梦白学画，后又结识北京画坛的重要画家陈师曾、金城、姚华、陈半丁、齐白石等，他们在梅兰芳家经常相聚创作绘画作品，梅兰芳喜爱书画艺术，并细心体会绘画中的色彩与构图布局，认为绘画的这些形式美特征和戏曲艺术有息息相通的地方，可以启发戏剧表演。

由电影史学实践出发，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被彰显。概观全局，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多。电影通史研究和电影史创新追求相联系。电影通史研究怎么才能创新，与思潮、文化、体制和观念有关，也与对电影历史进行普遍的概括及电影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中国电影通史的写作，要走传承、创新的路径，重视电影研究的学理性、学科性建构和历史学的实证性，走向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白银时代"的现代艺术潮流之中，俄罗斯芭蕾实现了现代性转型。俄罗斯"白银时代"融合鲜明民族气息的现代艺术，为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美学基础。佳吉列夫和他的舞团凭借《彼得鲁什卡》《火鸟》《春之祭》这些传世名作将芭蕾带入现代艺术世界。这些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浓郁俄罗斯民族气息征服了欧洲观众，并成为区别于古典芭蕾艺术风格的重要标志。今天，当我们追索这一现代性转型的文化源头时，不可忽略俄罗斯现代芭蕾的开创者在现代艺术的语境下，对自身民族传统的探寻、汲取以及转化和运用。

王玫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舞蹈编导，她的作品很重要，但传统思维的评论、现成的理论模式都无法应对。王玫很孤独，因为她的意会思维超众，创作实践超前，教学方式"格路"。研究王玫编创实践与编导教学实践中的"后现代"特性，其富有个性且自成体系的编导教学，既是编创技法，也是教学方法，更是思维方法，是"渔法"。王玫对她这一编创的每一个步骤、每一种技法、每一类动作都创造出自己的词语概念，以使教学科学化、系统化、理性化。

在约鲁巴人的传统文化中，鼓及其音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约鲁巴的鼓是"会说话"的，每一个约鲁巴鼓都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与意义，这些内涵与意义在约鲁巴鼓的制造过程以及在其表演或仪式过程中均有所体现。这使得鼓在约鲁巴社区中成为某种符号，代表着某种乡规民约，千百年来一直被社区中的每一个约鲁巴人所认可和共享。在英国殖民统治期前后，约鲁巴鼓所在地区针对该音乐事象大都制订了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从侧面反映出了约鲁巴鼓的某些特性。通过将约鲁巴地区的鼓法律与非洲其他国家、地区在相近时期所颁发的法律文本进行比较，说明了"音乐社区"是通过音乐表演过程和政府管理过程共同构建和维持的统一体，它既是音乐制作过程的体现，也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管理过程的体现，它的形成、维护与发展需要由一个社区内的全体成员来实现，并取得社会管理主体的支持。

20世纪以来中国歌剧研究成绩卓著，但若以一门完整学科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歌剧学存在的问题亦复不少。直至今日，关于中国歌剧的起源、学科边界、发展方向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历史性研究在各类研究中成就最为突出，但歌剧文献的爬梳、整理、挖掘，尤其是对近现代报刊文献的整理以及歌剧音像和口述史的挖掘还远未达到网罗殆尽这一步。中国歌剧学建立之关键在理论研究，站在民族歌剧自身的立场上，建立一套合于其自身实际的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歌剧学人最为迫切、也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自从"南京会议"（1）以后，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才真正规模化、系统化地进入中国音乐学界，其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从磨合——博弈到反思——融合阶段，但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过于依赖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表述体系的现象。鉴于此，为了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我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纷纷提出构建具有中国母语化表达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理论，即"中国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研究"（有学者称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亦即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理论与思维作为表述手段开展对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研究。然而至今学界并没有系统化、条理化地形成对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理论表述体系，其过程仍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不但正面临着强大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冲击，而且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论界定还缺乏准确性与合理性。我们务必在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精髓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与借鉴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念，不断摸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发展之路。

考察人类早期艺术史应从观念入手。娱乐观念是人类的本能，这种观念要走向艺术，须从人类的生产观念和生活观念中去寻找。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学会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因物赋形、形为用设"的造物原则。这种原则先从生产观念中开始，逐步延伸到生活领域。人们也借助这种原则来创造早期艺术。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因物赋形之"物"日渐多样，成为人类创造艺术的丰富资源；形为用设之"用"越来越远离生产和生活之用，而追求基于娱乐观念的审美之用。这种变化体现出早期艺术从实用到审美的变化趋势。

中国美术史中的疑年研究名著，前有汪宗衍的《岭南画人疑年录》，后有汪世清的《艺苑疑年丛谈》。疑年问题最主要的是生卒年问题，"年代的记载是历史记载的一个基本条件，年代不明，就弄不清历史的进程。年代错乱，就会造成历史研究上的混乱。"疑年考证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对艺术家的作品界定，有助于我们了解艺术家的社会关系与交游以及便于了解艺术家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求索的过程。

古籍整理研究通常包括校勘、标点和注释三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三关"，美术古籍整理研究自然也不例外。然而20世纪以来，相较于文史古籍整理研究的高水平成果，美术古籍的整理研究，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问题严重的应视为未过"关"产品。美术古籍整理研究者应重视"三关"标准，提高整理研究的水平。

分析法是中国古代画史画论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在文艺研究中，分析法又可被分为古汉语分析法、文学语言分析法和逻辑思维分析法等几种。古汉语分析法的具体运用主要有从分析字义、词义入手，从分析语法结构入手，从分析语言逻辑入手，从分析语言环境入手；文学知识分析法是运用文学方面的知识来分析画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逻辑思维分析法是运用逻辑思维对古代画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料进行逻辑分析，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现代性无论作为手段，还是结果或表征，都使得我们与传统封闭的有机的乡村生活模式和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各种断裂。现代人作为现代主体，拥有的是迥异于传统社会的都市现代体验和现代感受力。传统对于我们的意义也就不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我们现代都市人的精神乡愁，是我们都市人需要沟通和快乐的一种集体心理诉求。而"感觉结构"这一理论丰富了我们对现代性体验的认知，也启发了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体会这种都市生活的乡愁。因此，传统舞蹈无论是学院派民间舞，还是学院派古典舞，在这个"感觉结构"的意义上，都获得了当代性、集体性以及文化延续性上的理论支撑。也因此，现当代舞蹈的技术理论在创作传统舞蹈的时候获得了其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