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训《中国美术发达史》是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美术史著述之一，在中国现代之美术史学科建设中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该著作在美术史料挖掘、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框架及编著方法上，均有鲜明的特点。作者对中国美术史中的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使其成为民国时期一部具有理论新见的中国美术史力作，对推动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7年中国舞蹈事业在创作实践、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形成诸多热点现象。现当代舞创作势头迅猛，舞剧创作内容丰富、不断出新；舞蹈学科建设纵向深化、横向拓展，开启由专业向学科转变的思考、开展课程与教学的深度研讨、加快舞蹈社会化进程、拓展中国舞蹈空间与国际接轨；理论研究一方面舞蹈评论紧跟实践、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以多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展开讨论，推动了舞蹈事业的发展。

纵观刚刚过去的2017年，坚定文化自信的道路，聚焦社会艺术教育，推行以人为本的国民艺术素养教育，这些带有明显新时代标签的中国音乐现象显得格外令人关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快速成长，艺术教育普泛性推广；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学科交流融合探索相互促进；跨学科构建知识体系对学科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音乐产业依旧活跃，流媒体逐渐走出单一模式，通过开发新的数字音乐服务产品增加音乐产业附加值。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产业逐渐步入转型升级期。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彷徨和模仿期，开始有意识地迈进以人文为本、树立文化自信以及本土化与全球化良性整合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扎根于传统文化、强调和推动多文化的共融共生，服务于现代国民的需求，与新的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积极加入国际设计组织并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类活动，传统手工艺产业展现新的生命力等方面；同时也存在学科定义有待于完善、教育理念与指导思想应更加清晰、设计史的梳理和设计理论研究有待于加强等问题。

从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电影场域原有的行动格局与权力关系发生显著改变，电影创作呈现出诸多新变。随着媒介融合与网络文化的全面渗透，"网生代"电影崛起，以"IP电影"为代表的跨媒介叙事风行。创作主体方面，更为多元化的电影创作新力量崛起。既注重主导意识形态表述又积极寻求商业化与艺术化表达的新主流电影涌现，构成了对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反思与超越。青春片与警匪片成为类型电影创作中最为显著的两副面孔。艺术电影则在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夹缝中砥砺前行，创作与发行机制渐趋完善。

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关注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需将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置身于世界艺术人类学的共同体来认识。关注2017年国际艺术人类学的四个研究趋势，以及艺术民族志所探讨的焦点与重点，一方面是国际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和更加综合，同时，许多非西方的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艺术人类学的讨论，同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个世界性的艺术人类学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而且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也开始受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界的关注。为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艺术人类学加强对本土学科的理论建构；建构本土艺术理论的艺术民族志；加强艺术民族志写作的讨论与研究。整个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界从关注回归生活现场的学术到关注艺术介入社会建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中国后现代艺术场域的形成。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对话的世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一定要努力去建构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的见解和中国的文化视角。

南传佛教区域的象脚鼓乐器家族作为同一文化圈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以富有象征意味的形制和音响表达，折射出人们与神灵沟通、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心理寄托。其在现实中沟通人际、在信仰领域沟通人神的音响逻辑，为同一信仰、不同族群的人们提供了同一性的"形式"表达。象脚鼓具有传播文化学"他感宣示"性质，共同的信仰、仪式、声音行为三位一体，构成南传佛教文化圈信仰特征。象脚鼓作为一种"地方化"的身体文化，信仰成为其传播与传承的内在张力，认同成为人们通过象脚鼓音乐实现价值取向与审美创造的外在标识。

以中国电影史中的经典小说改编案例《背靠背脸对脸》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总结出从书面叙事到电影叙事的改编过程中，因叙事时间的差异性而造成的文本变化特征。在针对中短篇小说的电影改编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叙事时间悖论:即电影本该扩展小说内容，以延长叙事时间，然而其视觉形象直观性呈现的时间却又往往比文字叙事时间更短。而解决此悖论的方法，在于将改编重点立足于人物性格塑造的丰富性之上。改编的有效手段包括让矛盾冲突升级、强化人物性格、精简角色数量及提供高辨识度的视听体验等。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对于故事主题、精神内涵表达的统一性，在书面叙事向电影叙事转换的过程中，起到了路标的作用。

近两年IP电影大热，IP要持续成为中国电影的丰富矿藏，需要解决IP素材本身足够优质，提升投资人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坚持美学情怀，突破陈旧模式，抬高中国电影门槛等问题；而已经出现的IP电影远离现实、偏离传统、艺术创新乏力、重形式轻内容、重技术轻艺术等现象，需要及时总结和认真反思。中国电影有着优良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100多年的中国电影史，留下了太多的优秀之作，也创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十七年"、80年代等几个中国电影的高峰，而人道主义情怀、入世精神、美善并举、忧患意识等等艺术原则，是中国电影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所以，电影还须重内功，回归本体，勿忘初心。

在国家政策扶持之下，2016―2017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势态。我们欣喜地看到:纪录片题材内容的多元化、纪实手法的创新、跨界合作与国际化传播、新媒体短视频与新收视人群递增、现象级纪录电影及其在国际舞台的绽放。与此同时，纪录片作为代言历史、记录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对国家精神的塑造、对人民现实生活中矛盾与复杂性的考察、对影视产业化进程中重市场轻文化的难题，应当起到鸣锣开道式的先锋文艺作用，从而满足国家、社会、行业等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多重需求。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民族音乐学家发现让历史录音资料"归家"并非如他们想象般简单，但他们也在努力地确保这些录音资料能够以当地民众了解且运用自如的方式来进行归还。成功的"归家"离不开当地群体或个人的全程积极参与，这些录音不仅可以让当地的音乐传统重新焕发活力，也有利于人们对它们进行改造。如果接收社区的个人或者团体对于录音资料的归还(return)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样的早期录音归还是最成功的；若他们参与到策划以及归还的方法中，则这一过程最为奏效；当策划或者执行都是单方面的时候，归还就不会有那么成功。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归家"项目，可帮助我们避免遭遇曾经遇到的困难，并且从中吸取成功经验。对于不同国家"归家"项目中运用的多种不同方式，民族音乐学家和其他学者需要从这些多样的试验中进行归纳和总结。

将我国的传统音乐档案置于国家记忆的语境中定位，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话题。从1979年开始开展的"中国十大集成志书工程"，是一项全国性的普查工程。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成"是以传统音乐构成的集体记忆，也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民间声音为主构成的国家记忆。此项工程就规模之大、全面系统和声音的记录而言，的确是第一次，也为后来的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范式。21世纪以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持的"再抢救"工程，秉承之前的工作，一方面展开修复档案与老唱片数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逐步展开了地方影像资料抢救性修复和著录。随后展开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数据库的"元数据"建设，让文化信息的空间表达更为精细化、系统化。因此，将国家记忆与大众生活、艺术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推进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推进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文化保护、传承与创造的终极目标。

吹吹腔与白剧均为云南大理白族特有的戏曲样式，二者无论在历史还是声腔和音乐上都有着极为密切的互溶性。这种互溶性也使得二者在概念上一直有趋于模糊的现象。通过对已有文献著作中有关吹吹腔及白剧概念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我们如何去界定吹吹腔与白剧，恰当与否，都与"民间"有着直接的关系。综合民间集体记忆中有关吹吹腔及白剧观念的分析，呈现出了白剧团专家学者与戏班集体记忆中截然不同的观念。因而，在对吹吹腔和白剧进行概念界定之时，应当综合考虑此二者的观念，尽可能地以符合民间的方式对其进行阐释。

传统舞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视角对传统舞蹈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把握其动态特征，研判其发展趋势，可为当前的保护实践提供思想基础。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昆曲进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标志性事件，可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进程分为"申遗"前、中、后三个阶段，对传统舞蹈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类分析。在国家文化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方案的推动下，传统舞蹈的学术成果体现出如下特点:研究定位从边缘走向中心；研究视野从单一学科走向综合学科；研究思路从采集体认走向田野实证；研究范式从国家话语走向乡土语境。未来传统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加强对保护过程的关注，加强以舞蹈为核心物的扩展性研究；更需要关注的是作为舞蹈文化主体的人，他们的舞蹈行为以及背后的思维逻辑。增强传统舞蹈主体保护和传承它的文化自觉，才是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永续之源。

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年会于2017年12月1日至3日在南京艺术学院成功召开。本届年会融众多专家、中青年学者及青年学子的成果于一炉，其中有关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跨境族群/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音乐研究和区域民族音乐的个案研究属于本学术领域"理解与阐释"的层面，而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与传承及"一带一路"构想下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则是本领域"传承与发展"的层面，由此形成了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从观念到实践的两个维度。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必须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其中缺少不了中国西部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古老的丝绸之路蕴藏着丰富的写作"富矿"，它可以开启创作者的灵感之门，使创作出现不寻常的变数，更具有燃烧创作者激情的力道。中国的戏剧人需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这片神奇的天空，这块丰厚的土地。只要我们用心去开掘，去发现，去书写，完全可以借助西部这块土地，借助古丝绸之路积淀下来的历史宝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是推进中国经济崛起、民族文化振兴的有力举措。"一带一路"构想中的经济腾飞，离不开跨文化的交流、合作、互惠、融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话剧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也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其具有亲和力。话剧的艺术样态与发展步态，与其他民族的艺术具有共通性，理应发挥其在各民族之间增进友谊、加强理解、开展合作、谋求共识的重要作用。在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前提下，跨文化的戏剧交流将会范围更广，形式更多，效果更好。

未来，文化资源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任何程度的人工智能都无法取代这些资源所传递的信息及其与人的关系。"归家"是文化资源共享的一部分，这种共享不是私人的占有，录音的数字化传播和反馈尤其重要；同时，人们需要构建历史音响与当下音响之间的关系，还要根据当下的录音和历史的录音进行比较。在全球化的时代，早期的录音有着宝贵的价值，对文化资源的维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理解，而未来会不断给予我们新的视角。

"柏林音响档案馆"中收藏了埃里希·卡施克(Erich Kaschke)博士于1906年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首都阿克苏姆记录的37段歌曲和器乐作品。经过文本与音乐的研究，作者发现该档案内容涉及宗教、狩猎、爱情等传统歌曲。在对歌词文本的记写方式分析中，不仅推测其可能的记写者，并发现这些歌曲几乎由有限的文本组成的典型特征，推测当时的参与者缺乏对歌曲内容的理解。此外，通过录音时间和当地节庆时间的比较，推测该档案是专门录音工作的结果，并探讨了表演者的身份。阿兹玛里人的音乐传统虽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且旋律、韵律和歌词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但大部分歌曲的表演方式和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作为历史资料，该档案有其特殊意义，且具有进一步研究或再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集合而言，早期录音的"归家"意义重大。本文主要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早期录音"归家"的三个步骤——寻找、获取、运用——展开讨论。"寻找"录音，涉及如何定义"早期录音"等问题。虽然在英国学者的人类学探险中诞生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次民族志录音，但以霍恩伯斯特尔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在此所做的录音，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录音技术，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而言极为重要。实际上，巴布亚新几内亚早期录音的定义可以延伸到磁带录音机的使用，这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听众的增加有着密切关系。找到录音之后，实际的录音"获取"和"归家"的过程是复杂且需要多方合作的，牵涉到以什么形式、归还到哪里等问题。如何"运用"珍贵的早期录音资料是第三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的音乐档案馆通过翻译、编辑、注释和整理原收藏于维也纳音响档案馆中的三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早期录音所获得的成果，不仅为这些音乐提供了更多相关的文档资料，同时还可能推动、刺激和影响新的表演和表演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