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写作"是新世纪剧坛缓解"文本缺失"危机,实现自我救赎的重要"突破点"。从事戏剧理论研究和翻译的学者,熟谙剧场艺术的小说家和诗人,以及从事戏剧院团排演工作的导演和演员是"跨界写作"中的主力"外援"。"跨界写作"浪潮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在经典改编、故事叙述与空间调度等不同层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外援"职业化趋向与"新作"改编类问题也同时凸显。"外援"唯有重塑剧作家的主体性,"新作"方可以文化的深度与灵魂的重力为新世纪剧场营造真正的未来。

新移民文学兴起于1980年代初。迄今为止,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学界主要以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文化批评等视角对新移民小说进行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影响颇大的一种批评方法。将之代入到新移民小说叙事研究中,可以获得一种新路径与新思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新移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文化伦理象征意味,异域极端人性书写凸显了道德空缺、追求和谐会通的文化立场可视作多重伦理文化的现实表征。从而,新移民小说彰显了它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为在1940年代登上中国文坛的作家,路翎的创作在与"五四"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中更能揭示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路翎虔诚而坚定地沿着"五四"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行,并在战争语境中反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几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将"五四"文学对"人"的关注带入他对1940年代人民解放道路和历史主体的追寻与建构之中,并在创作中不遗余力地予以回应。路翎对"五四"文学的坚持与深化,与他的精神导师胡风有直接关系,也同时体现了1940年代中国新生代作家对"文学向何处去"的思考与实践。

叶公超的"实际批评"理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们深入探究这种影响时不难发现,"实际批评"理念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体系。这本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后一种正常的、必然的"错位",而叶公超的"错位"接受恰恰基于其对文学教育现状,尤其是文学批评课程设置弊端的认知。从师承关系的角度,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叶公超"实际批评"原则的理论构建:首先,"实际批评"的理念构想是针对文学教育的现存问题而提出的;其次,这一理念直接应用于叶公超的教学实践,并在师生互动中得以传递与完善;最后,学生对这一理念的传承才真正发挥其影响与效用,完成了"实际批评"的理论构建。

《影的告别》是鲁迅《野草》中极玄奥难解的一篇作品,可若把它置放在"立人"视域中观照,这个作品并不玄奥。影告别形,告别依附,要成为独立自由的"个",恰如奴隶告别依附要做成"人",影无疑是觉醒奴隶的象征。影明知道告别形而独自远行是绝望的,却偏要做绝望的抗战,其宁愿舍弃"天堂"和"黄金世界"的超人德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哲人知性、"不如彷徨于无地"的狂人品性等,无疑撑破了西哲"个"的价值内涵,只能以鲁迅新创的汉词,即"独异"来概括。独异作为鲁迅的哲学范畴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西哲的"个",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狂"。因此,《影的告别》不仅触及鲁迅"个"的思想根底,也触及鲁迅"立人"思想的内核,同时还切入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作品应是中小学语文教材极理想的选项。

1930年代的晦涩诗风论争,大大增强了现代诗派的理论自觉和流派意识。经由对"晦涩"诗艺的深入阐扬,现代诗派的诗学主张和艺术理想得到进一步完善、传布。论争的深层动因是,中国新诗所借鉴的诸多西方文艺思潮在本土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板块冲撞,其间涉及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等。论争过程中,现代诗派及其同盟者梳理、开掘了这些诗学资源的源流演变和丰富内涵,特别是围绕诗歌与散文的分界问题,着力区分了意象主义的"散文性"与胡适、梁实秋"散文化"理论的差异,有效修正了"诗体大解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遗留的种种积弊。

胡适"简约化"地接受了杜威的实用(验)主义哲学,将其"升华"为囊括一切真知灼见的"普遍真理"。他深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机械科技已穷尽"自然界的秘密",主张以"实验室研究的思考态度和技术"为基础形成"科学的人生观",然而在现实中却难免导向以"成器""成材""成功"为核心的精英主义人才(教育)理念。胡适代表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最基本的经验理性——"科学现代性"建构层面。当今中国既应走出"唯科学主义"的偏狭,又亟须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观念的"人类"意识,并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他的创作有着这样的特点: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宏伟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心理现实主义的广博内涵。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自觉及富有创化性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42年,陈铨在抗战文学热情减退的历史背景下,发起了一场"民族文学运动",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狂飙》,其用意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鼓舞抗战士气。在这场运动当中,陈铨提倡"力"的文学和英雄崇拜,主张民族之上与国家之上,并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毫无疑问,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无论"民族文学运动"还是长篇小说《狂飙》,都旋转升腾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绝不是什么法西斯主义的中国翻版,而是一个心系祖国、热爱民族的中国作家,在激情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正能量的文学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通俗文学创作转型为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不是个别现象。由新文学创作转型为通俗文学创作大概只有白羽一人。他的文学之路的转型有着很多的无奈,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生活形态。白羽在新文学的创作中并没有多大的成就,然而,他将新文学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运用于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之中,促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创作实践,也为中国类型小说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思路。

《女神》奔突的感情,充溢于现实世界之外,并扩化为五百年更生一次的绝稀凤凰。这种审美感受穿越数千年而与庄子呼应,也与西方的文艺审美交汇。《女神》中"所思不远若为平生"的沉着之意与诗歌的雄浑、冲淡,是深得庄子审美之精髓的。庄子"美感艺术"深刻地影响了《女神》的诗性浪漫,使《女神》延续且还原了庄子永恒的意义——大美和至乐,凸显了超前的后现代审美意识。《女神》以西方先进文化为参照,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探索,从根本上获得了凤凰涅槃式的更新,从而焕发出生命的无限光芒。

本文基于汉英可比语料库,利用语料库语言学检索软件,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的英译本与英美小说语料库在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进行差异性对比,尝试验证以小说为题材的英译本中翻译共性的表现程度。研究结果印证了大部分的翻译共性假说,但也证实了汉英语言差异、体裁限制、译者风格以及源语渗透效应等因素对于翻译共性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汉语小说的英译文本具有独特的"翻译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特征。

莫言文学的形成与198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之间有着微妙的内在关联。1980年代的文化意识、文学观念及深层知识型转换,塑造了莫言的人性观、文学观及其小说的独特思想与美学形态。作家通过与1980年代的融通、碰撞,借助多种思想和艺术资源,在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中,重建中国现代主体。这一主体的重建路径、方式和叙事美学表征,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交错性和含混性。本文将以《红高粱家族》为个案和"方法",研讨莫言文学与1980年代乃至现代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狂人日记》通常被解释为"疯子"与"候补"的二元对立,既能体现鲁迅的战斗精神,又不失深刻的理性自觉,在极具张力的文学表达中彰显现代美学特征。但仔细辨析,小说其实包含三个主题意象,即"狂人""疯子"和"候补"。走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就会发现,"疯子"和"候补"有更为丰富的意象内涵,同时也会注意到"狂人"的独立意象和对文章的升华作用。虽然比较抽象,但色调和情感均有别于"疯子"的暗淡和绝望。"狂人"意象不仅表现了鲁迅的人格精神,也给作品增添了传统文化意象的古典韵味。

"孤岛"不孤的论断并非凭空产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而"孤岛"文学图景的丰富性却长期被这一论断遮蔽。事实上,孤与不孤,都可有更多的理解方式。战时的上海租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话语平台,"孤岛"不仅有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活动,还有以西风社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学活动。不同文艺思想与实践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且互相交错,各派势力都不能占据舆论主导。从而形成了与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极为不同的文化空间,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实绩。

作为1943年延安下乡运动的先声,陆定一将古元1940年在碾庄下乡的经验确立为"文化真正下乡的道路"。在这段下乡经历中,古元通过艺术创作找到了与农民沟通、开展工作与建立感情的方式。以《农村小景》为代表,古元的木刻特别善于从农民劳动生活的日常情景中提取富于情感性的细节,其核心机制在于人的情感对场景、人物、细节和空间的有机组织,以此揭示农民与土地、与劳动之间深刻的情感关联。在古元此后的创作中,碾庄经验表现出持续的形式生产性,并蕴含着这样一种情感机制:对农村生活有所"关心"的创作者传达出的是一种与乡土生活世界具有连带感的情感,农民接受者又能够将其从木刻中获得的情感体验投射到对于自我劳动生活的道德认知与政治认同之上。所谓"古元的道路",正由此构成了解放区文艺工作之"情感实践"的重要经验。

《修改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文本,而是具有复杂的狂欢化叙事模式的现代主义文本。小说借助于对"七七级大学生"人生沉浮的群像塑造,在小说叙事结构、文本间互文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展现了精密构制的狂欢化叙事手法,展现了泥沙俱下的独特审美特质。《修改过程》凝聚了作者对历史巨变背景下当代中国三十年间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深切思考,以其隐喻—象征手法彰显了现代寓言的特色。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农村青年的成长经历为核心,写出了人与历史共同成长的主题。小说遵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叙述了一代青年在绝望与希望、悲观与乐观、动摇与追问痛苦挣扎中艰难的成长过程,揭示新时期农村青年成长过程中的需求合理性与社会给予之间的矛盾,体现作家路遥对时代、社会、未来的深入思考与美好期待。

茹志鹃的《百合花》在战争背景与集体诉求之下隐现着身体性的情感波动,欲望表达与政治规约相反相成,内在的心理冲突与情感交织,孕育出审美张力。小说在男女遇对、乡土远景、奉献牺牲以及隐喻性的"百合花"等叙事环节之间演绎出了复杂的诗化关联。诗性情怀与政治意识的融合,政治正确与正常性情两难之间的"修辞处理",弥补了人性表达上的某些局限,形成《百合花》艺术上的独特性;隐约的欲望存在展现出政治话语中的某些文学可能性,昭示出小说经典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叙写了怀抱教育改革理想的青年倪焕之在乡镇和城市间辗转流徙,从立志教育走向革命,却又最终幻灭的故事。倪焕之在"城镇—乡镇—上海"的漫游行迹中,空间中的位移正与他重要的成长转折点互为映照,现实的道路遂成为人生和心灵道路的暗喻。其中,风景体验在倪焕之的现代主体生成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传统本土风景的隔膜和割裂将他带入变动不定的现代情境,经由对乡村劳作风景的审美化观看,倪焕之初步确立了弥合内部自我和外在世界的道路。此后,风景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力工具,不仅助推了作为叙事机制的时间的前进,还构成对个体直接且切身的询唤。而个体也通过对革命风景的深入体验和想象,最终导向了革命主体的内在性建构和个人主体的成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