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主义",在1990年代曾以抗击世俗主义的姿态,在"人文精神"讨论时掀起一场标准与价值之争;张炜、张承志并称即起于这个时期。相较于张承志,张炜实际更倾向也更擅长从灵感(而非观念)中提炼价值的对象,他这样做,几乎必然地会将书写的引导权交予主体感受,走向一条以直观通达本初的道路。在张炜1990年代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对作为行为动力的心理感受的描摹、对构成心理机制的主体认知的析分,以及对精神现象之间关联与互动的刻画,这些不仅不中"道德理想主义"之义,反而表现出对产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道德标准,和对产生于工业文明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双重悬置。

余华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但他的"集外之作"却鲜少获得关注。通过对余华曾工作过的海盐县文化馆的探访,新发现余华创作于1983年至1986年的小说5篇、散文2篇及笔名一枚。新发现文本可以视为研究余华的新材料,经由这些材料,将以往余华研究中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小镇"具体到"小镇中心",并以此为参照,重新审视余华视野中的乡村与城市。"北京"的突然闯入促使余华认识到"小镇中心"带给自己的局限,而对于这种"局限"的自我批判与突破构成了余华创作的线索。

在鲁迅、张爱玲与王安忆关于上海的描摹中,叙述者的肉身位置隐然可见且各具特色;与前者相比照,《繁花》所拥有的位置感尤可玩味,这也涉及某种经验层次及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尤其在关涉"前三十年"的单数章节中,《繁花》的书写技艺使得对于每一种语言、修辞、观念的全然移情变得不再可能。由此,它从形式上抵抗了单一的、庸俗化的上海刻板印象,为更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准备。

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莫言自己屡次说过是以蒲松龄为师,屡次强调自己深受《聊斋志异》影响,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界,对蒲松龄与莫言的关系,谈论得比较多。其实,在当代作家中,喜爱和不同程度地受到《聊斋志异》影响者,并非只有莫言。《聊斋志异》在修辞艺术、取材方式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其他一些作家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谈论《聊斋志异》对当代作家的语言意识、伦理观念和人物塑造的影响。《聊斋志异》的简洁精炼和富于声音美,《聊斋志异》对重情义、重然诺而轻货财、轻生死的人格风范的歌颂以及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对孙犁、汪曾祺、高晓声这些作家有着启示和示范作用。

本文以1997年前后围绕梭罗"隐士"身份的论争为起点,在爬梳苇岸和止庵间潜在交锋的基础上,讨论不同谱系自然书写间的论争,即由周作人所整合的"草木虫鱼之学"一脉与具有生态主义价值诉求的自然写作一脉间的分歧。两派的分歧不仅关涉田野和书斋间的对立、"自然的伦理化"问题,以及传统"自然"与现代"自然"的概念歧义,还集中体现在对梭罗、怀特以及"隐士"陶渊明的评价上。

论文以"清穿文"这一网络文学类型及其主要发表平台晋江文学城为例,讨论了从数字人文的理论视野出发开展网络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了包括文学网站积分榜单计算公式在内的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与数字人文思维之间缠绕共生的关系,由此指出相关研究工具的匮乏和数据资料库的缺失。为了加强理论自觉,推进学科建设,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尽快开发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以及建设完善一个学术向的网络文学资料数据库,抓紧搜集、保存现有的各种研究资料。

"网文算法"是从技术层面理解网络小说的视角,它包含设定、类型与数据库三个层次。就"明穿"小说而言,"穿越"设定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想象方式,让历史呈现了更多可能性。网络作者们在"崛起"的语境中弥补晚明历史的遗憾,"救亡"逐渐激进化。网站的数据库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类型的发展。伴随着"明穿"小说的类型化,一种"利害算计"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逐渐被合理化,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网文算法"可以作为数字人文思维,为相关的工具开发与运用提供某些启示。

依靠当代技术的强大能力,文学研究者在内的人文学者已经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完成对超大规模文本的解读。作为"数字人文起始点"的"远读",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实现对宏观体系和长期结构的把握。不过在文学领域,"远读"仍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少有具体而微的运用,且从诞生之初就不断遭受背离"人文之道"的质疑。本文将以类型化、模式化的男频"升级文"为对象,在"远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并实践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文本远读方法,同时探讨这一定量与计算方法的适合对象、使用难点及其可能与限度。

《玉梨魂》是民初一部影响广泛的言情小说。其主人公何梦霞与白梨娘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情故事,有的学者认为仍应归于传统封建道德范畴,也有的学者认为已达到个性解放的现代阶段。深究作者徐枕亚当时的创作处境与外在压力,尽管作为原型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逾越了原有底线,然而,小说作品本身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个"近代性"的典型文本。

"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在具体的书写与思考中逐渐明晰,它源自号召,成型为一次集体行动,基于对"性别观"的自我审视,多位当代女性作家以新近创作的文本推进着她们对性别、对自我的理解。本文意图以集结在《十月》杂志"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具体文本为样本,在细读中一窥当代女性作家如何在自觉的性别观念认知之上展开写作,完成对女性价值、女性生存处境、女性生命状态的关注和反思。

论文以当代重要的文学期刊《十月》组织发表的"新女性写作专辑"的文本为对象,借助文本分析、文化研究方法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等方式,将这一组当代重要的女作家放置在当代文学史女性写作的历史脉络和当下社会文化整体情境中考量。论文认为,在当下的"新女性写作"中,尽管女作家们并没有标举鲜明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但是她们延续了百年汉语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传统,以个案的方式呈现当代社会文化中与主流价值和男权—父权秩序形成"差异性"的女性经验。通过女性写作,女作家在限度中实现了对室内化、中产阶级家庭标准、新左翼叙事等问题的反思与改写。

《十月》"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作品通过重新理解女性的城市境遇、书写浪漫女性的成熟过程,尝试使"新女性写作"实现"歧路复返"与"自我引渡"。"歧路复返"意味着女性写作者在刻意追求与主流文学的差异之后,重新尝试以新的方式切入主流议题。这要求作者首先理解性别问题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然后再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去。"自我引渡"意味着女性文学角色不再期待男性拯救者,而是在艰难的"涉渡"中实现自我肯定并完成自我教育。对于"新女性写作"的讨论,并非要将参差百态的文学作品塞入一个狭窄的概念,而是对目前文学状况的更高要求。

汉字横排最早偶见于数学教科书和自然科学类杂志,关于此问题的广泛讨论和实践则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产物。它时常又与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西文译名、汉字拼音化等文学革命议题联系在一起。《新青年》同人大多主张和赞成汉字横排,然而在实践中却受到了印刷成本、排字工人的习惯等因素的制约,直到《新青年》停刊也未能将此变成现实。汉字横排问题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了思想革命是如何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勾连在一起的。

晚清至"五四"时期经历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学翻译高潮,翻译手法大体经历了意译为主到直译为主的变化。以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这一变化主要由两方面促成:首先,新文学译者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套西优中劣、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其次,新文学译者显示出一种"文化整体意识",即认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两种对立的文化无法兼容。基于"西"优"中"劣和文化整体不可拆分的判断,新文学译者显示出全面西化的文化取向;反映到翻译上,就是注重与原文对等的"直译"。将"直译"树立为翻译基本规范的同时,新文学译者还使用"意译"来指称严复、林纾等晚清译者调和中西的翻译,并在"直译"和"意译"之间也建构了具有伦理色彩的价值对立。

《考工记》是一座纸面上的迷楼,上百年的时间以空间的形式被收纳其中。复活并串联起这些时间断片的,是作为"无"的阿陈。要从历史暗影里打捞出那些业已湮没的断片,叙事人必须拥有极大的善意,而王安忆的善意主要源于她的红色血缘中流淌着的"清丽的精神"。服膺于"清丽的精神",她就是一个纯良的人,试图写出一本纯良的书。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暖水屯村民、区上的工作同志以及叙事者都喜欢用"闹"来描述土地改革,暗示了小说建立土改语言共同体的想象,从而为农民"翻言"的实践创造了言说平台。"翻言"是翻身者对自身"翻心"的具体表达。"闹"最重要的语言形态是农民"翻言"的实践:接受话语引导而得以发生,但过程非常艰难,往往以斗争会上斗垮地主、采用政治符号命名而获得胜利为标志。小说的语言融入方言、脏话,塑造了可听可懂的书面汉语,节奏舒缓又不乏诗意,形象地表达了暖水屯人的土地改革之"闹"和农民的"翻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学特质。

钱锺书对诗乐关系的问题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与深入的思考,其征引中西诗乐文献之众多、涉及议题之丰富,在同时代人中罕见其俦。他认为诗与乐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有其各自的特性,诗应该借鉴音乐的境界,但不能强和音乐的旋律;诗又必须重视文字的节奏,其自身的声音就可给人以情志的陶冶、情绪的净化。这种对诗乐关系的思考符合近代以来诗的发展规律,即诗应立足语言的本位,才能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诗又需借鉴其他艺术,才能为自己提供新的力量。

1938—1940年在延安兴起的诗朗诵运动,与这门"声音艺术"服务于抗战宣传、群众动员的特殊效果密切相关。在大众化的诗学构想里,延安为诗朗诵提供了为工农群众创作并获得其直接检验的机会;但正是在现场反馈与实际互动之中,这场运动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围绕柯仲平《边区自卫军》演出的评价,延安诗朗诵的"听众"构成呈现出暧昧的错位:其中固然有对于"大众"的想象与召唤,却也实际存在着普通群众与"超级听众"的分野。"听众"角色的引入与辨析,有助于我们对这场大众化实践的试验性质、历史评价、挫败与调整展开更进一步的认识与讨论。

北京、上海这两座新文学的中心城市,在新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各自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比较1920—1930年代两地新诗的特点,能够观察到的,是中国现代意识生成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一则是人文主义式的自我认同的发生,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深思,而在上海,都市的物质现代性和新的感觉结构,成为现代诗"再发生"的一大重要基础,从中亦可看出早期城市文学在北京与上海的不同表现。

新发现1935年沈从文署"炯之"的一篇佚文《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主要评述了文学革命以降至1935年的新文学之历史与现状。本文同时就1981年8月24日沈从文致戴思杰、邝雪林与易征的两封集外书简略作"勾连式"考读,并对《我的二哥》一文的作者与版本问题进行爬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