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张爱玲再到香港后,翻译了美国传记小说家佛兰西斯·桑顿的长篇小说《冰洋四杰》,发表于香港《中南日报》,却一直不为人知。这是张爱玲继《老人与海》之后,第二次翻译大海题材的作品。以现存的译作来看,张爱玲是选择小说的主要情节和精彩段落进行节译和摘译。

《三城记》以"80后"文艺青年顾明笛在上海、北京、广州的精神历险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讲述其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细节与经验来呈现青年个体的精神诉求。顾明笛游荡于"世界"与"书斋"之间,但内心里却向往"民间",这是在遭遇城市生活中的人和事之后所做出的内心抉择。小说塑造的城市青年的成长之路摆脱了传统成长叙事主题追求的固化与僵硬,进而转向于去拿捏一个诗性与理性都在蜕变中的"新人物"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丰富并拓宽了当下的青年书写。

田中禾从笔记小说集《落叶溪》开始,经长篇小说《匪首》《父亲与她们》《十七岁》,到近期的《模糊》,集中书写、勾画了一个类似"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文学地理学形象、一个重新语境化、谱系化了的现代农商社会:牌坊街。作者从边缘视角切入,以小商人及其后代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他们的"日常经验"为主要内容,写出了"大时代"当中"小人物"的悲喜歌哭。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乡谊、亲情、母爱的伦理价值构成了"日常经验"的主要内容,田中禾的历史叙事明显具有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美学内涵。

创作于1939年,被姚雪垠视为青年时期代表作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自诞生以来就"命途多舛"。它经历了成为畅销书的"辉煌",又因遭遇批判而在大陆被"冷藏"四十余载,却又在香港和南洋地区广有读者。1980年代后期姚雪垠为出版文集,在1986年、1987年对小说进行了两次修改,使其拥有了三个形态迥异的版本。文章试图结合历史语境,解析小说被"冷藏"的原因。通过对三个版本的细致考释,还原文本生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演进,揭示其不同的版本本性,并对作者的修改意向及改写心理稍作探究。

冯雪峰的文论与俄苏话语资源紧密关联。俄苏托洛茨基等为代表的"同路人"理论、"拉普"的文学阶级论和工具论,以及列宁的党性论等不同文学理论话语的交织影响,在拓展冯雪峰理论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其阐释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其"革命文学"论争、"第三种人"论争中的矛盾与悖论,评论鲁迅的两副笔墨,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游移等几个方面。探究冯雪峰文论的俄苏话语资源影响,不仅可以透视其理论的驳杂性、话语间的矛盾与张力,内心的隐忧与焦虑,而且可以管窥中国现代学界接受俄苏话语资源的某些侧面与基本样态。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通过农民"猫腻"行为的描写,展示出物质贫乏年代"下属群体"出于生存本能的"物质自利性"的自我保护行为。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试图通过"农业技术"提高物质生产来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以此解决农民意识中"信仰"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家也因其矛盾与冲突而陷入"道"与"器"写作立场的抉择困境,从而建构了"自上而下"的"显性"叙事和"自下而上"的"隐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折射出政治场域的理性真实和文学场域的感性真实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

在当代文学中,现代历史故事存在于众多当代作家笔下,并写出了诸多富有特色的小说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钩沉历史细节,再现被遮蔽的社会时代景观。本文把"现代历史故事"作为一种方法,重新考量《红高粱》《妻妾成群》《白鹿原》《尘埃落定》《劳燕》《山本》六部不同历史题材的小说,探讨当代作家讲述现代历史故事时在主题、人物、艺术等方面的审美表达,进而思考这些故事在当下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以空间视野思考身份问题,是台湾女性小说性别叙事的一大特色。从日据时期至今,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台湾女性小说的空间、身份书写也随之改变,性别、省籍、国族等导致的空间身份问题更趋复杂,暗含了台湾女性小说性别意识的流转。综观台湾女性小说的发展历程,性别叙事中的空间书写、身份书写呈现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特征,并且三者之间联系得愈发紧密,以空间思考性别,以身份反映空间特征,三者间的互动也逐步呈现多元趋势。

"自我""自然""社会"是现代山水游记的三个关键义项,三者的关系既是以"社会相"作为审美的向心力,又互为矛盾和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山水游记和谐圆融的美学取向,形塑出现代山水游记独异的审美伦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因着社会情怀的羁绊,"自我"面对自然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彷徨;"社会相"的嵌入消解了主体面对自然山水"独往会心"的审美旨趣,形成"自然"审美与"社会"审丑的二元对立;由于批判的在场和对现实社会的多维观照,在物我对话上,现代山水游记多采用"动态化"的"观物"方式和直接、明快的"比兴"修辞,是对传统"托物言志"手法的创造性转化。

作为新月派著名批评家的叶公超,在新诗史上也做出了独特贡献。他曾主编《新月》《学文》两大文学刊物,是新月派言论阵地的守将;他曾于清华大学等高校中教授英美文学,培养和提携了大批年轻的诗人、作家和翻译家。尤为重要的是,叶公超高度关注新诗发展,他积极参与新诗理论建设和西方诗学的译介,成为艾略特及其《荒原》汉译的最重要的推动者和阐释者。他对新诗格律等问题的讨论也在现代诗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近半个世纪里,中野重治与鲁迅保持着紧密的精神联系。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将马克思主义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鲁迅深化了中野重治的政治与文学观念和人性的政治思想。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决不妥协的斗争意志激励着他。鲁迅的著作成为中野重治反省战争和近代日本,批判天皇制,寻求主体重建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力量。

对于鲁迅和朱光潜的论争,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他们在政治立场、思想派别、美学观点、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分歧,鲜少注意到他们都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共同关注,使他们产生了思想上的交集,也由此引发了鲁迅对朱光潜的不满与批评。从1926年《写在〈坟〉后面》中曲折隐晦的回应,到1933年《"人话"》中虽不点名但溢于言表的反感,再到1935年底《"题未定"草七》中的点名批评,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从隐晦到公开的过程。朱光潜的沉默或回避,使两人之间的文字交往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对话",而只能以一种曲折、隐晦甚至难以察觉的"潜对话"方式存在。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版图中,无政府主义文学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质疑与批判久被忽略。毛一波、卢剑波、柳絮、张履谦等人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际上是被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文学,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用意是参与文化斗争,它本质上无法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基础上鼓吹"民众艺术",这种无阶级的多数人的"完全无缺"的艺术是无政府主义者构建的乌托邦,其"霸权"的倾向同样难以抑制。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展开攻击,既有政治立场的根本差异,更有时代转型和时局大变之际的策略性应对。其意图无非是挽狂澜于既倒,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争夺文化权力。无政府主义文学虽因不合时宜而匆匆落败,但他们的努力与抗争、奋斗与坚守、困顿与迷惘,乃至经验与教训,同样应该成为"革命文学"历史叙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长期以来左翼作家被视为"京海之争"中的旁观者,鲁迅"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的观点更是长期被看作对京海各有批判的经典论述。但是本论文通过梳理鲁迅、徐懋庸、胡风、姚雪垠等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中的言论,认为左翼作家不仅是这场论争的主要力量,"与其京派也,宁海派"的态度也折射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海派商业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与共振。

方旭对小说《离婚》的改编,既体现了他对小说原著内涵的精准把握和揣摩,同时也通过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戏剧化"的方式。小说《离婚》成全了舞台上《老李对爱的幻想》的成功,同时《老李对爱的幻想》又在当下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再度成功"复活"和诠释了这部小说,让《离婚》凸显出了超越于时代社会之上的普泛性的意义和价值。

清末民初是外国诗歌在华译介的发轫期,文言和传统格律诗体在当时的诗歌翻译中依然作为主流模式存在。这时期译者在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熏陶和民族中心主义情结的影响下,往往会在翻译过程中,展开诗歌创作的"偷梁换柱":以中国传统文言诗的形与神诠释国外诗歌中的意与情,充分彰显汉语文言的表现力和渲染力,通过吸纳和同化的方式实现译诗中形意张力的重构与再现。

晚年黄遵宪响应梁启超的号召参与了一场"杂歌谣"试验,创作了多首"杂歌谣"(包括发表于《新小说》的两组新作和一组旧作以及未经发表的多组新作),这些诗作不仅被梁启超评价为诗界革命的顶峰,黄遵宪本人也自视颇高。然而他在同时期最后编订其诗歌总集《人境庐诗草》的过程中却没有收录任何一组新创作的诗歌。个中细节我们无法准确还原,只能从黄遵宪的诸多理论阐释和思想陈述中猜想一二。但从这一略显矛盾的现象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杂歌谣"创作理念的生成及演变,理解黄遵宪的诗歌观念,认识以其为代表的晚清一代诗人在诗界革命中所进行的开拓和传统本身无法超越的困境。

时隔半个世纪,陈梦家《新月诗选》在1981年影印重版,此后蓝棣之又编选了《新月派诗选》。新月诗派及其倚重的现代主义诗脉、艺术审美维度在新时期语境中获得合法地位,有力推进了文坛学界的"历史重叙"。《新月派诗选》整体承续了《新月诗选》的编选原则和艺术理念,但又在新的历史基点上着力凸显文学史的整体观照,通过选篇、目次、序文等调整完善新月诗派的边界范围和诗史坐标,更为完整地勾勒诗派发展脉络、演进轨迹。不过受限于诗派分界、人事纠葛及意识形态导向等因素,新月诗派仍有待在选本空间内展开更深层次的修复与重叙。

七月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典型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用人民能够理解、接受的书面语言"主观"地表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认识论意义和审美价值相结合的现实生活形象,是七月派诗歌语象的基本构造特征。七月派诗歌的语象生成落实于语象采集和语象运作两方面。七月派诗人"突入"战斗生活、"拥抱"受难家国、"结合"抗争民众,在亲身体验、感受、认知中采集有血有肉、可触可摸的生活形象。在运作上,七月派诗歌主要是本原化、写实性地处理诗歌语象的,同时也适度、有效采纳了象征化方式。

韩少功的小说始终萦绕着"不确定"的氛围,即作家在创作中对于主体感知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之间关联的模糊和犹疑。这让他的创作被注入了一种"临时"的气质。"临时"是韩少功基于对真理的认知体验所逐步形成的创作伦理,是作家面对一个"想不明白"的精神空间的犹疑,它不仅体现在对欧式小说叙述形式拆毁的偏爱,更让这种拆毁把积压在文本最深处的创作本体观念和盘托出,而那些文本包裹不住的部分最终伸出手来拆毁了创造它的文本。韩少功在不断地拆毁与重构中形成了小说文本的"临时建筑"。本文以韩少功新作《修改过程》为基点,尝试对其"临时建筑"的创作方式进行文本细读,并尝试解读这一创作方式之于作家主体精神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