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显示了苏童面对历史的某些新变化。在《河岸》中,苏童不再把历史一味虚拟化和审美化,也一改往日面对历史时的那种或沉醉于记忆过往,着力展示伤痛的成长过往;或深陷于梦幻狂想,重新书写历史故事,表达自己的独特理解和感悟;而是直面历史,以较多理性思考而非诗性感悟的方式,在一个完整的历史情境中,以理性思考的力量推演出诸多突发性因素的合力下,人性的种种情状以及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复杂纠葛,在绵密的能指和超量的表达中,揭示出历史本身无所指的虚无本质,并在对荒诞的反讽中,给予人以深切的悲悯和关怀。

新文学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十年,陈铨的小说《恋爱之冲突》,通过充满逻辑悖论的情节设置、主张自由婚恋的艺术表现,以其尖锐而直白的语言文字,表现出了对"自由恋爱"质疑和否定的鲜明态度,由此引发对五四思想启蒙的沉重反思。文本展现与时代潮流相悖的思想风貌,是陈铨作为深受西方人文精神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与"传统"的深刻认识和自觉反省。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对自我生命中湘西经验的一次回顾,不仅具有颇高审美价值,也是理解诠释沈从文及其创作的重要资料。《湘行散记》是关于湘西自然与人融合的史诗,"声音"的意象,既延续着历史,又象征了湘西文化品格的"文"与"野"。天人合一、自然与人感应的传统生命哲学观,使沈从文对人的悲剧命运取静观反省而近于宿命的态度;"无言的哀戚",表达的不仅是个体的人对命运的无奈,也是人的存在对语言的无奈。

过去张天翼被文坛忽视,主要是因为对其代表作的选择出了问题——他真正的代表作是《砥柱》等短篇小说以及能够与《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相提并论的中篇小说《善女人》,而不是《包氏父子》与《华威先生》。从对《善女人》的主题意蕴与道德冲突的分析以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张爱玲作品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对人性拷问的深度及其杰出的艺术价值。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他走了一条从复古到反复古之路。从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到主张思想革命和汉字革命,积极反孔教,反儒道学说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倡导国语统一和思想自由。无论是他的复古还是反复古,都与特定的社会情势变化有关,历史事件将他带入思想的现实,也与他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拥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开放性眼光和现代化诉求。

走进旧宅,考察百工,发现平民,表述另样的城市稗史与人情世界,同时建构起自己的世情美学,这便是《考工记》。小说由人物"四小开"宕开现代中国都市人生的结构,借老宅上溯物质人文与华洋杂处的几百年遗迹,参悟世道人心。物质文化的古宅遗产,因循人生的当世平民,陈书玉凭仁厚的赤子之心,和旧宅一道超越现世。在惊涛骇浪的外围,他走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心悬身寄、为旧宅文物计深远,终于不了了之。结构小说、表述情意、谋划文章于今亦可视作百工营造,其中寄托王安忆的人·物·事的生命情感与世情反讽。

刘醒龙在近年来相继推出了长篇小说力作《蟠虺》和《黄冈秘卷》,其中透露出作家试图重塑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和古代文学文体的艺术新趋向。在重塑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过程中,无论是《蟠虺》中的"青铜"人格还是《黄冈秘卷》中的"组织"人格,作家都将笔触对准它们各自的现代人格重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文化心理冲突乃至人格结构失衡,甚至是生理不适与调适。而在重塑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过程中,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在吸纳西方现代小说技法的同时格外注重转化中国古典小说的野史杂传传统,坚持以史传体为宗,并佐以博物和搜神两大叙事功能强化其杂史或野史特色。此外还通过文体互渗途径,将传统的诗古文辞纳入当代小说文体,继续沿着"大(杂)文学"或"大(杂)文体"传统的回归方向迈进。

豫籍作家李佩甫的创作向以对中原人格的开掘、寻根见长,他的地方书写里洋溢着浓重的道德激情,尤其是那种为新中国1现代实践道德立法、辩白的冲动。如是道德执着的风格从何而来,它的特色和局限又在哪里?本文把李佩甫的创作置于中原传统、地方奋斗以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背景中,详细解答了这一问题。李佩甫的"50后+知青"身份,是其探索、荷担新中国道德的现世契机,其国家道德的文学贡献,着重体现在用"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来包容、涵括"市场"实践中的私利与邪性。在李佩甫对"新时期中国"的肯定、构思中,盘踞着当代中国文学"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思维与幽灵,这是他建设国家道德的重要思想资源。李佩甫的道德书写、地方寻根,可视为"新时期"与"市场"拉锯之间中原文化的强力反弹与中国参与。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作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广受好评之余,它也集中呈现了诸多代言式底层文学写作的问题。从其上帝般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独白型的叙述结构,新闻化的片断堆砌,以偶然推导必然的因果逻辑,仓促的叙事闭合等叙事特征方面考察,可以看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过于注重社会关怀的表达,却缺乏足够的个体关怀,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进而削弱了小说的文学价值。

近年来,"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日益丰厚,有关其研究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综观"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其内部虽然千差万别,但却呈现出一条隐秘的共同路径,即在历史中进行精神上的寻亲与溯源。寻父是"70后"作家小说中一个较为普遍的主题,也是创作的一个支点,其内在的精神性和象征性较为复杂。书写大的时代变迁与历史沉浮中的平凡个人心灵史是"70后"作家精神上的另一种寻亲。与此同时,他们探寻历史中的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思考时间中的存在意义,由此实现历史与时光深处的精神溯源。"70后"作家在这条路上以自己的方式挑战已有的文学规范,完成小说创作上的创新与突破。

把《花月痕》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源头是有据可循的,鸳蝴派小说的哀情叙事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的开端。《花月痕》开篇第一句"情之所钟,端在我辈"抒情意味浓厚,在鸳蝴派作家中产生共鸣。内在于其中的主观、自我、悲剧等意涵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抒情表述,在李定夷等人的创作与观念中有具体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花月痕》描述的"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的情形在清末以后的文人身上更为普遍。就《九尾龟》《人间地狱》《春明外史》等小说而言,如果考虑到主人公的冶游身份和他们的情感取向,那么从《花月痕》引发出的失意文人的狭邪故事,可以成为追踪传统文人如何应对现代生活的一条线索。

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以及近些年逐渐显现的文体融合的创作趋势,促使研究界将"叙事文学"视为认识文学的一种"知识类型"。"叙事文学"的提出打破了文学原有的文体边界,有助于创新文学研究的维度,并有效克服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危机,从而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进入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

本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有待解决的四个问题:史料整理的系统化,典型个案研究的推进和提升,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学术化和历史化,研究理论的深化。当代文学期刊研究要突破惯性,首先要让研究"活"起来,其次要让研究有人无我有的特色和绝活,再次不能就期刊论期刊,最后研究视角与方法要多样化。

《废名小说选》是废名生前唯一一部小说选集,它呈现了废名晚年作为文艺"志愿兵"和文学家两种形象的交织。作为文艺"志愿兵",废名试图通过选择篇目和修改语言来修正过去的形象,但文学家的自觉又使修改不彻底。由于重视乡土题材和语言经验,最终使选本呈现出淳朴、自然、健康的美和富有青春朝气的文学风貌。这影响了此后的作品选本和作家研究。

本文致力于重新解读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通过文本细读,作者力图表明,《骆驼祥子》中的核心形象不是人,而是动物和幽灵("个人主义末路鬼");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不是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物性格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矛盾,而是"经济人"在雇佣劳动、等价交换、量化积累和线性增长等抽象概念指引下所做的"理性选择"带来的可预见性,与小生产条件下的"命运"的不可预见性("意外")之间的周期性、毁灭性碰撞。作者认为,《骆驼祥子》决定性的风格特征不是写实主义—人道主义叙事,而是现代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结构性摹仿和再现,其对象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整体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基于对小说隐喻—寓言结构的分析,作者引申出《骆驼祥子》隐含的政治哲学洞察:祥子和他的世界作为一个历史现实,仍处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准自然状态,针对这种状态,一个民族自觉的精神努力和集体性实践必须首先致力于创制一个能够保障劳动、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一般性制度条件,即利维坦式的近代主权国家。

沈从文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小说《芸庐纪事》曾先后在桂林版《人世间》、昆明的《文聚》以及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后两次发表在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目前不少沈从文的"年表""年谱"以及研究资料对《芸庐纪事》刊发过程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史料错误。与此同时,不少收录《芸庐纪事》的文集在对该作品内容的处理上也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对沈从文《芸庐纪事》的相关史料问题作出考证与梳理。

自新诗在百年前诞生起,它与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不断被提及而从未有定论的话题。无论是用古典诗词的美学标准或历史成就来衡量、校准新诗,还是以旧诗创作的"道统未绝"来反向证成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甚或认为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诞生夺取了文学的主流地位而挤压了旧诗的生存空间——这些命题都如话语幽灵般缠绕在关于新诗的认知上,同时也构成了人们看待旧诗在当代的生存处境的一大迷思。本文拟从以上命题出发,针对已满百年的新诗历史,基于古典传统及当代诗词对新诗在普遍意义上的责难,再行讨论这种"新"与"旧"之间的纠葛。

陈三立的诗学大致可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分成前后两期,从早期在创作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但并不稳定的诗思在后期逐渐得到凝定与升华。后期陈三立的诗论集中体现于他的《顾印伯诗集序》一文提出的"约旨敛气""洗汰常语""综贯故实"与"色采丰缛"四个方面,这些主张虽与早期新诗理论截然相对,却与1930年代现代派的诗学观点极相吻合。由于后期陈三立处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总结、归纳他的诗论,比较分析他与现代派诗人在论诗主张上的相通相应,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新旧诗学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认识他对于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意义。

1978年,随着政策的转向,科学技术工作重新展开,文学也开始复苏,科学文艺创作逐渐恢复。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登上文坛,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并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意味着科幻小说紧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步伐,并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认可。1978—1983年,中国科幻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但科幻小说在发展的同时也远离其科学普及的初衷,遭到了科学界的不满。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展开,曾经蓬勃发展的科幻文学迅速衰落,直至数年之后才得以恢复。

刘震云的小说,虽然可以分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但有其一以贯之的线索。某种程度上,"关系"一词,以及作者对这一词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表现构成了他的小说的内在关联性。他从关系的角度试图去把握这个世界,这使他的小说与以下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总体性坍塌后,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有无建立的可能?如何建立?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有无重建社会总体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震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整体意识并自有其宏阔构想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