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叙事传统日渐式微的当代小说中,贾平凹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切入和赓续,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贾平凹在40多年的写作中,逐步融通了中国叙事的几大主流传统:从汉语汉字中找到了中国叙事的象征思维根基,并由此切入了诗骚传统;从佛道哲学中进入了中国叙事的静观美学和空间建构传统;从笔记、志怪中承续了将日常生活趣味化、传奇化的文人小说叙事传统;从明清小说和民间方言中习得了使用活态口语的白话小说叙事传统。在近十几年的写作中,贾平凹自觉将各种叙事传统汇流到了作为中国叙事主流的史志传统之中,书写出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

对于阿来这种慢热型的、素材准备期长的作家来说,需要做长远视角的观察,仅仅因为《尘埃落定》出版在"新历史小说热潮"点上,就判定它是新历史小说,是失之于草率的。从文学史角度研究《尘埃落定》,也能发现,寻根文学运动虽然结束于1985年之后一两年,然而一些作家的寻根创作,却在后来被称为"地域小说"的长篇小说中延续发展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研究是一种沉淀式的研究,也是一种与今昔当代文学不断对话的研究。

本文对《围城》的重释,即把"无所不在"的"战争"理解为小说中结构性因素。虽然钱钟书在《围城》中并未直接书写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主题与场景,但战争仍然构成了小说叙事者以及人物的一种生活底色、思维惯习和存在背景,是"无所不在"的存在。"战争"由此可能生成透视《围城》的一个微观诗学视景,即所谓"无所不在"的战争在文本中到底是怎样具体呈现的:小说中所指涉的战争话语既构成了叙事者的修辞方式,同时也构成了小说人物的表意形态,最终承担了使小说丧失意义远景的功能性使命。《围城》中的"战争"话语由此可以作为一种讽喻和寓言来进行诗学解读,"既遥远又无所不在"的战争连接了小说与政治、诗学与历史,是作者传达时代症候的有意味的小说形式,也是人类危机时刻的钱钟书式的特有言说方式。.

作为一个中国作者在日本书写的朝鲜故事,郭沫若创作于1919年的小说《牧羊哀话》,以文学形式勾勒出20世纪初期的东亚地缘政治状况,再现了"一战"后世界秩序重构引发的中国国家危机。以朝鲜为媒介,《牧羊哀话》的儒教中华想象反映了五四中国的传统面向,显示出儒教复兴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持续存在,其目的是凝聚中国认同、再造中国意识,从而在时间轴线上建构起一个继往开来的永恒中国。实际上,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追求现代与传统复兴构成了五四中国的二重性格,并统摄于感时忧国、复兴家邦的中华民族主义话语之中。

面对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一重大历史转型,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返乡书写成为充满生产性与传播力的文化热点,其既因为主流文学影响力下降及非虚构写作的流行,还联系着"乡衰"和"城困"这种新的社会基础。在兴起的同时,充满内在张力的返乡书写在发展中还产生了"返乡体""乡怨论述""书写返乡"三种衍变。融合了"城乡视角"与"亲人视角"的返乡书写不仅是对书写对象的描述和书写者自身经验的呈现,还是城乡中国剧烈转型过程中复杂情感结构的折射。

陈映真对其1968年入狱事件的隐讳态度,始终让人好奇。本文由与此案距离最近的"目击者"季季的《行走的树——追怀我与"民主台湾联盟"案的时代》一书为切入点,走近半个世纪前台湾戒严时期这桩著名案件,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包括笔者对相关人员的采访),以图解开此案的一些重要关节:谁是"告密者";案发原因、经过;等等。同时,结合陈映真对待另外一桩"告密事件"的态度认为,陈映真的隐讳与他对待"历史"与"私我"关系的态度有根本关联。

丁玲的"向左转"不仅在于政治立场的转变,更具体表现在写作形态的变化上。她在1930年代以《水》为代表的"大众化"写作,深刻内在于"左联"的政治运动与文艺组织中。通过对"写什么"及"怎么写"的不断探索,丁玲将写作落实为一种政治实践,在写作中重塑主体与大众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丁玲自觉进入"无产阶级文学"的写作轨道,但也因为1930年代革命政治的局限,写作主体未能真正克服其与革命主体之间的分裂,从而形成了丁玲革命写作中的两副笔墨。.

沈从文的《懦夫》以最写实(戏剧性)的小说形式,寓言式地表达了最抽象的人的理性思维状态。小说的写实叙事和象征寓言既可以各自独立地自行其是,同时也能在精神辩证的意义上相互支援。《懦夫》的创作表明沈从文的思维认识具备了高度成熟的内在逻辑结构,也在外部指示的意义上暗示沈从文公民理性精神的日臻圆融。正是有《懦夫》这种哲学纲领式的寓言实验铺垫,沈从文才得以完成较为完整的诗学训练和成熟的认识论双重准备,而随后《边城》的问世,也才显得自然而然的有据可循。

作为一名有着深刻自省意识和宏大野心的小说家,麦家显然不满足"谍战""特情""新智力小说"等类型文学的标签。新作《人生海海》便是体现这一自省意识和宏大野心的转型之作。在这部长篇中,麦家经历了"自我典型化"的蜕变,从依附于当代中国的"少数文学"(谍战、特情、反特)谱系中突围,一跃进入由乡土叙事、家族史诗等为主要构成特征的"多数文学"之中。不论就故事题材、叙述形式还是写作意图,这部作品都与其前作判然有别,是一次成功的自我颠覆与超越。本文将《人生海海》置于文学史中作文本细读,揭示这部小说所承载的叙事美学。

本文讨论的是宽泛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变成了一种静态化的"学问"?第二,如何理解整体性和当下性;第三,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性观念论是什么?笔者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脉络的梳理,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建消失的整体性,站在"世界史的中国时刻"这一高度来理解上述问题,才有可能激活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拓展其历史生命。

"翻心"作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土改运动中的工作重心与创作主题,触及的是经济"翻身"背后的政治"翻身"与农民革命主体性的问题。以边区群众文艺运动作为经验基础与组织形式,土改文艺工作构建出了一种有机的教化关系与"诉苦—翻身—斗争"想象,但也暗含了某种"去主体"的危机。丁玲、赵树理的写作直面运动中的激进化问题,写出了"变天思想"与小农经济下的利益观念和实际理性的难以翻新。这揭示出"斗争"或"革命"其实是与"劳动"或"生产"相对立的实践方式,存在价值与伦理层面的根本差别,涉及脱离了土地和劳动的翻身者如何建立主体性的问题。对此,赵树理和欧阳山的小说虚构了一种以不脱离土地和劳动为依托、能够对政党实践保持独立判断的农民主体形象。这些写作在土改政策、工作经验与现实结构之间的互文与重构,不仅折射出革命理念受到的现实制约与革命史的复杂光谱,且能从中拣取与构建出具有生产性的价值形态与现实策略,也显示出文艺可能为革命提供的现实感与主体感所在。

《争斗》被学界认为是师陀没有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但随着笔者在2017年、2019年先后发现《争斗》四章手稿(一O、一一、一二、一三),以及第3～13章的复写稿(尤其是第八章的出现),让这部小说变得极为完整。

刘半农编印的《初期白话诗稿》有胡适的两封短信,他写给胡适的信留存下来的也有两封。对这四封信的疏理与解读,不仅能看到《新青年》同人当年的风釆,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刘半农编印《初期白话诗稿》的初衷。

"记忆"是杨绛散文创作的核心主题。杨绛的记忆书写,作为"历史创伤的证言"而产生了客观的社会历史意义,在当代语境中树立起"记忆书写者"的历史形象。杨绛以记忆为主题的散文创作,融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于一体,创造了独特的审美表达形式。本文从文本细读与符号分析入手,以《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回忆我的父亲》《我们仨》为研究重点,归纳总结出杨绛记忆书写的三种编码方式,以及三种记忆文本的范型:"记""纪""忆"。三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并呈现为文体形式、文本结构以及叙述逻辑上的差异。本文阐释了三类记忆文本之间的异同:记,重在历史中的个人经验记录;纪,重在创伤混乱记忆的赋形;忆,重在复现往事的情感体验。

这篇2018年中篇小说读记不是一篇简单的年度创作综述,而是将2018年作为特殊的时代切片,在文学革命百年后的今天,通过中篇小说这种与时代现实关系特别密切的"文体"去观望当下文学如何书写中国,如何对极度复杂暧昧的全球化政治文化状况、科技发展和人类生活令人惊讶的变革现实进行赋形。本文对每一部作品的解读都力图重新镶嵌到与"当下中国"相关的"问题意识"中,所着重提出的"中国故事的两极时间""城市需要新的赋形"以及"多余的新穷人"三个文学现象和潮流,均注重文学和现实的互动,捕捉文学书写出现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使批评尽可能促发文学的潜能和公共性,共同重塑我们对当下复杂现实的感知和理解。

鲁迅在留日期间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的"世纪"这一概念,形成了观察历史的"长时段"思维,并进而构建了"文明史"和"文化比较"的认识方法。其基本特征就是重视历史现象内在的连续性,而不是表面的重大事件。通过"文明史"研究,鲁迅认为,以"物质"和"众数"为主要特色的十九世纪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危机就是精神的零落;而通过"文化比较",鲁迅认为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具有非功利性、能够撄人之心的文学,便是解决这一危机的钥匙。鲁迅的文学因此一直存在着重视"写心"而不是"存史"的倾向。

《域外小说集》并非既往认识的谈论"古怪偏僻"的"弱国模式",实则具有"评骘文明"的独特维度,它体现了周氏兄弟的"否定性"文明史观,即一种有别于直线进化的,通过越轨、偏离等"否定形式"带动的文明发展状态。而作为方法的"东西瓯脱间",展现了其对东西方文明论、文明权力结构本身的批判性,它具有释放"古国文章新生"的隐喻意义,追求一种不被历史传统、外来话语等辖制的"自决"地位。

1956年在台湾创刊的《文学杂志》以经营严肃文学刊物的实践理性和兼顾古典美学与现代理念的审美趣味,在1950年代政治肃煞的台湾文坛建立了独特文学格局,然而对其文学史意义的考察,多半着眼于对台湾后起文学世代及思潮的影响,却往往忽视其对前行者的回应。本文试图指出该杂志与1930年代朱光潜创办的同名刊物的关联,即二者在办刊理念上的精神传承,及在选文取向和对待翻译稿件态度上的区别与发展,从而以整合而非断裂的观点,不仅重新审视战后台湾文学的进程,同时开拓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识与理解。

本文以瘂弦、洛夫、管管的诗集为个案,透过翔实的文献述评和细致的文本分析,考察195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作家的启发和影响,并且检讨这种跨国影响的两种后果,进而在全球化后殖民的历史境遇中,重新思考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问题,推动当前的台湾文学研究、新加坡文学研究以及华语语系研究。

欧阳黔森是新世纪中国文坛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贵州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努力运用现代意识激活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这主要表现为,他不仅把专业的现代地质学知识融入小说叙事中,用诗意的笔触展示贵州的地理风物,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知识性叙事模式,激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博物"叙事传统,而且他还着意发掘和捕捉贵州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异人奇事,塑造出形态各异的贵州人物艺术典型,以此激活中国古代小说中以史传或纪传为中心的"传奇"叙事传统。无论是以地理为中心的博物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奇,二者均统一在欧阳黔森的黔地方志小说谱系中。正是通过创造性地转换中国古代地方志及其方志小说叙事传统,欧阳黔森在小说创作中激活并重塑了作为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的贵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