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历史剧本《天国春秋》从创作到写就,从手稿原稿到修改稿,从初刊本到初版本,从再版本到冲击文学经典地位,其生产过程几经波折。透视这一历程,可以看出阳翰笙与自我、与社会多次接合实践的清晰脉络。

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样本"意义的作家,浩然虽然经历了"重评的反复",但并没有从争议中沉淀下来。相对于政治/审美评价范式的左右摇摆,以人际为切口的审视,或许是一条抵达浩然文学世界的有效路径。浩然疏离于同代作家的主流文人圈子,以对抗者的姿态出现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这一方面有性格上的原因。童年家庭与"十七年"文艺体制赋予了浩然自卑敏感而又争强好胜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观念分歧的表现。基于农家子弟和基层干部的双重身份,"文学"之于浩然在政治语汇系统中是"宣传工具",在民间语汇系统中则是"本领"、"技艺"。纵观浩然的整个文学生涯,他的技巧有精进,成长却有限。

余华创作的成熟表现在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在细雨中呼喊》写作者的"心理自传",《活着》写福贵生存之艰难,《许三观卖血记》写底层人的耻辱,它们从不同角度达到了当代小说的极致。但这不是说,三部曲就是余华盖棺论定的小说。对他小说的认识还有一个沉淀期,有一个与同时代最佳作家的比较性视野,以及将他前后期创作的相比较,这都需要细心、耐心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