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中职学生而言，其普遍的年龄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对新鲜的事物具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因此中职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需要从中职学生的心理动态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因素出发，设置出适宜的教学环节，进而强化学生的学习效率，调动中职学生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热情，全面提升中职学校的教学质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对旅游的需求也将会不断增加。旅游翻译也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实力的重要标志。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基本理论知识，试从宏观角度分析旅游日语翻译中现存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我国教育教学领域，汉语言文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创新和发展优秀的汉语言文学，特别是在进一步全球化和中国在世界民族中变得更加自信的时代。当然，汉语言文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始终需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历程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因此，本文将着眼于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具体过程，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古文阅读讲习作为语文讲习中的重难点，一向倍受关注。本文从攻读古文的意义，了解攻读者攻读状况，优化古文讲习方法诠释古文的攻读方法。对于初中语文教师而言，通过不断改进讲习策略来完善日常古文讲习手段，帮助攻读者更好地了解与掌握基础古文阅读知识，实现古文讲习的有效性。

统编版三到六年级语文教材构建了精读、略读和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这是教材编者为小学生阅读提供的一条总体路径。教学中，精读课重在落实语文要素，学会阅读方法；略读课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练习阅读方法；课外阅读需选择合适的阅读内容，合理运用阅读方法。

作为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生态文学文类大致发轫于 18 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新兴工业技术 革命催生的新型文学产儿，并伴随人与非人类世界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恶化而日渐兴盛。它通过描写 非人类自然世界及物种之间的关系，探究人之肉身和精神对自然生态的依存并反映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 纠葛，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对阴冷的启蒙现代性和张狂的工业技术文明的全面批判、深刻反思、 执着纠偏，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

教育部针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目标提出明确要求“能翻译介绍中国国情或文化的文章”。学生需要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具备翻译素养。而目前翻译教学的缺陷使得学生欠缺翻译技能，需要教师探讨改进教学方法。语块积累能保障流利而地道英语的输出，为大学英语中国文化翻译教学提供了新视角。

本文以新发现的凌叔华致夏志清书信为中心，结合信中所附一篇未刊英文稿，对其中相关的六封书信做出注释说明。这批书信对于进一步认识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交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52年上海文艺界整风期间，夏衍给周扬写了至少9封信，报告上海文艺界整风情况，并请求周扬和中央对上海文艺整风工作进行指导。这些信件对于研究1952年的上海文艺整风运动，研究此时期的夏衍以及夏衍与周扬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很高的价值。本文一方面完整公布6封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信件；另一方面也对这些信件的撰写背景、信中涉及的部分人和事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分析。

本文钩沉沈从文写给李恺玲的一封复信。沈从文不仅逐一回答李恺玲提出的十二个问题，还谈到对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作家排队"现象的看法等，为了解沈从文生平、创作和晚年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笔谈式问答与信函融为一体的结构，使该信具有特殊价值。

本文重点从话语关系角度分析《从现实学习》，发现文中沈从文强调的是谓语"学习"而非状语"现实"，省略了双重主语独立的自我和他所期待的读者，省略的宾语则为关注了国家命运的个人选择。沈从文梳理不被恶劣现实吞没、主动从中成长的经历以自白，远不止是对外界的被动回答，而显示出其独立、坚韧及持续开放的学习态度。自传还有以个人经验予青年人以参考，期之作出有益国家命运的个人选择。这种期待承接了其1946年诸篇杂文中的一种焦虑关注，重视国家遭遇而超越个人境遇，但又与其本人息息相关。

1920年代中期，初登文坛的沈从文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文体试验性质的"练笔"，这些早期作品呈现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后文学思潮的接受，也蕴藏了不同于主流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的文体之思。本文选取沈从文早期的拟曲作品为线索，考证他对方言文学、平民文学主张的呼应和独特理解，进而透视其从实感经验出发、"贴着人物写"的文体意识。

本文的"综合研究"指曹禺及其戏剧综论、文学史中的曹禺研究、与曹禺相关的回忆录等，基本不涉及曹禺单部作品的专题研究。曹禺综合研究呈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前褒贬兼有、毁誉不一，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期综论性文章停滞、文学史研究定型，新时期至今海内外、多视角全面推进。研究者们都充分肯定曹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对《原野》《日出》《北京人》等单个作品的评价存在较大反差。综合研究的"不综合现象"、批评思维固化等，也是需要整体反思的问题。

要扎实推进鲁迅研究，对鲁迅所有作品进行精细校勘是必备的前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曾被认为具有校勘精细的优点，但面世以来也被学界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仅以《华盖集续编》为例，通过汇校鲁迅手稿、原刊、初版本及全集本，可以发现各版差异甚多。原刊和初版本的讹误大部分在初版本和全集中得到纠正，但也存在手稿不误而原刊有误、原刊不误而初版本有误、他版无误而全集有误等复杂情形。总计初版本约有错讹40处，全集约有错讹10处，通过比对各版，可以发现全集在校勘的原则与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时至今日，对《鲁迅全集》进行彻底校勘须立即付诸行动，出版质量更为可靠的汇校本和校注版《鲁迅全集》应该提上日程。

本文试图采取社会史视野及方法重新解读《离婚》。鲁迅将"离婚"从"五四"风行的文化思潮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地方社会内部各种权力博弈的"社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城—镇—乡"彼此交织重叠的地方社会空间中展开，但其中的权力博弈却是以"城乡"二元的等级话语为基础。因此，作为士绅的七大人用"城里人"的身份维系的文化垄断权迫使庄氏宗族屈服于自身，也使得爱姑因被宗族抛弃而成为陷入绝境的"个人"。在最后，爱姑充分意识到七大人的"威严"，也最终完成了对自身作为"个人"的自觉。与"五四"主流的"个人主义"思潮不同，爱姑式的"个人"具有切实的社会属性，并内在于中国社会自身转型的历史脉络。

鲁迅1909—1927年连续在教育界任职，1926年离职教育部，1927年从中山大学辞职后再未涉足教界，"弃教从文"可谓其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本文结合鲁迅1920年代后期思想和经历，重审"弃教从文"的原因及意义，关注其与"左转"的联系，分析鲁迅对"文"的观念和对"从文"方式的新认识。应该说，正是认识到了现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反思了知识分子与体制及权力间的依附关系，并对1927年前后政治环境做出新的观察和判断，鲁迅才做出了"弃教从文"的选择，远离学院、脱离体制，在上海的半租界与商业出版的新环境中坚持做一个独立批判的"革命人"。鲁迅的选择也指向了对于革命与体制之间张力的思考。

论文绕过"写什么"的常见研究角度，直面班宇小说集《冬泳》"怎么写"的内核，探讨小说家对"声音"的安置和使用。风景层面的音轨设置，给人以"坍塌感"；叙述声音层面的饶舌式沉默与小于人物的叙述者，完成对人物幽暗之心和历史不可测度性的指涉；在整体衰败色调之外，呐喊、队歌和寂静三种特殊声音，增添一抹理想主义的光泽。论文最后试图撑开一定的反思空间:这样的创作实践，将会对"现实主义"注入怎样的能量?同时，这种文学形式的边界何在，即这种文学形式又是怎样与当下历史、意识形态、媒介逻辑、评奖机制、批评话语、读者期待进行互动的?

曹禺的前期创作都运用了"回溯"和"闯入"双重隐形戏剧结构。"回溯式"结构能够展现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内在心理纠葛，承载现代的个人悲剧主题，这种结构与易卜生的分析戏剧有着高度相似。"闯入式"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社会问题之讨论，是从霍普特曼的社会剧开始确立的戏剧结构。同时，曹禺试图用"哀静的诗"来统辖"回溯"与"闯入"的双重隐形结构，这与梅特林克式"静的戏剧"及其日常生活的悲剧性的观念有着内在联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在结构上的内在相似性，体现出曹禺前期戏剧一以贯之的双重主题: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

"70后"贵州作家肖江虹的小说主要分为"底层系列"和"民俗系列"。前者以城乡边缘人物为主要角色，后者以贵州民俗文化作为书写内容。肖江虹关注底层、悲悯底层，顺时随俗，在感同身受中书写社会剧变。同时，肖江虹对贵州民俗民风情有独钟，通过田野调查，以艺术的方式使这些民俗文化焕发活力，.重建贵州想象，书写传统文化断裂中的人性之光；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纠结、冲突中完成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进入1990年代，王朔对"调侃"风格有自觉反省，并开始在小说中建立唤起一代人共同记忆的"成长史"书写。《动物凶猛》是王朔成长史书写的代表作，以借鉴杜拉斯《情人》等小说的叙事技巧来改变"调侃"，陌生化的怀旧眼光，使小说具有历史的严肃感和纵深感。王朔在1990年代初通过《动物凶猛》等小说尝试经典化，但《动物凶猛》延续了他1980年代"一个故事两种结局"的故事结构。由此，王朔创作始终摇摆于"成长史"和"言情"两种道路之间，存在一以贯之的内在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