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玮德佚文《略谈一九二五年后苏联作家的统一》大量摘抄鲁迅等人译作，可据之探寻其原因与文学史意义，并根据文本生成者身份的不同，考察方玮德在该佚文编纂过程中拥有的"作者"和"摘抄者"双重身份。方玮德通过各种形式的摘抄、转述和评议，将来源驳杂、功能迥异的多种文献"重写"为介绍1925年后苏联文艺状况的文本。在此过程中，难免在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不同程度地留下一些"失控的文本"。这些"失控的文本"展现了文本生成者面对"作者"和"摘抄者"等多重身份时的困境，成为我们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文本编纂意图和方式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深层校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1990年代以来，市场获得了介入大学的合法身份，大学叙事失去了往日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多了现实批判精神。创作者大多关注市场经济时代学院人物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焦虑，揭示市场经济对学院人物和大学形象的破坏性影响。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叙事姿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创作者开始重构市场与大学的关系。在一些大学叙事小说中，市场一方面已经成为"看不见的手"，改塑着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大学的文化走向；另一方面，市场并不只是大学的破坏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大学与市场逐渐达成了某种和解甚至默契。

现代中国作家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尽管大多不成理论体系，却往往能抓住历史烟云里生动有趣的人事，构建别具一格的传统风貌。本文以林语堂为典案，通过分析其阐释传统的路径、话语体系以及人文情境，试图揭示其传统阐释的独到之处和价值意义。林语堂通过文化闲谈、故事讲述、未来想象等路径，操持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生态主义等话语体系，阐发出了正统方式所无法揭橥的历史真相和人文识见。他的传统阐释是多元的、不固定的，这与现代多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环境有关，也是人文阐释的魅力所在。影响林语堂传统阐释的既有时代、语境等共性因素，也有道德情境、生活情境以及生理情境等个性因素。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运动中，一直贯穿着从"华夷"到"民族"的知识范式转变。如何发明以"民族"为基点展开的新"知识"，来重新描绘和应对中国所遭遇的家国危机，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巨大而持久的任务。许多现代作家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中国"民族"知识建构的复杂过程。作为现代最重要的作家，鲁迅的相关思考十分具有典型性。本文以上述知识范式转变为背景，以鲁迅作品中与民族主义、国民性相关的内容为经纬，探讨了鲁迅的"民族"观念的变迁和困惑。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的一部偶然得之之作，但李劼人创作的社会史意识却是自觉的，那便是从"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社会思潮之邅递"出发，透过清中后期四川移民人口与商业发展情势，及洋教入侵与固有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演化之关系，来梳理和书写近代四川社会史的"事实之结构"。这在作品中表现为袍哥罗歪嘴与粮户顾天成的命运浮沉。

本文探讨了胡也频与丁玲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的蜕变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对读二人作品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从个人经历、艺术手法和生命体验等方面，考察了胡也频的创作与丁玲早期创作的相互影响；同时，对这一过程中二人在思想倾向上的成长变化进行梳理，以其实际经历与作品为经，真切的生命"共情"为纬，在历史经纬中呈现了一代青年的成长心路。

结合最新发现的茅盾佚文《本杂志今后之方针》，文章认为茅盾对《妇女杂志》而言是一位对刊物体例与内容在整体上具有明确革新主张、并亲自为之撰文示范、切实推进《妇女杂志》第6卷"改良体例，刷新内容"的改革者兼实践者。此革新实践不仅揭示《妇女杂志》实际改革其实自第6卷就已展开，也体现了主编经王蕴章到章锡琛时期从主体革新到全方位革新的历史过程，同时亦使茅盾革新《妇女杂志》的史实与功绩得以彰显。

三十年代的"文学"系列杂志包括上海的《文学》、北平的《文学季刊》《水星》及至后来上海创办的《文季月刊》《文丛》《烽火》。北上而后南下的《文学季刊》及其后续刊物以潜在的左翼立场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与非左翼文学的沟通合作，持续推进三十年代文坛生态的逐步好转，体现左翼文学阵营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左"倾错误的自我纠偏，其文艺路线的展开终以广泛团结作家、联合同道促进文坛的和谐繁荣，追求民族、国家的自由和解放为旨归。

目前所见的穆旦晚年诗歌是个人写作、时代语境和编者意愿共同融合的一种奇妙混合物。本文运用文献学的汇校视域细察这种复杂的状况，既可见在"1976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作家写作与时代语境、个人境况之间的特殊关联；也能凸显当代作家文献整理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之清理，如写作时间和异文的厘定以及作品整理者的相关意图的辨析。

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在八十年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很多老作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文学回忆录。但是，无论是从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还是从三十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作家回忆录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这一现象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兼及其他作家回忆录著作，对八十年代的作家回忆录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以期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

红色叙事中的酷刑主要有两种类型: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与作为个人角力场的酷刑。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在红色叙事中具备控诉功能、英雄形象塑造功能和彰显群众革命力量、歌颂我党革命信仰的功能。作为个人角力场的酷刑主要有三种:敌我斗争的角力场、自我斗争的角力场和精神斗争的角力场。三种角力场的酷刑叙事功能各不相同而又互有交集。尽管酷刑在红色叙事中十分常见，但与晚清文学、新时期小说以及现代谍战作品中的酷刑叙事相比，大部分红色经典中的酷刑叙事都十分节制，笔触不会在酷刑过程本身和革命者的身体上过度停留，"不在场的酷刑"既是红色文艺经常采取的酷刑叙事策略，也是红色叙事对鲁迅酷刑叙事传统的内在继承。

《山花》是"文革"后期的1972年在陕北延川创办的文学小报。它聚拢了一群回乡知青和北京知青，孕育了路遥、曹谷溪、史铁生、梅绍静、陶正等一大批"文革"后的重要作家、诗人。它与同时期河北的白洋淀诗群构成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知青文学据点，但却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血脉和知识谱系，也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目前各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对白洋淀诗群有着大篇幅的论述，而对《山花》及延川作家群却只字未提。本文就此提出质疑，并试图在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中来分析、认识《山花》现象及延川作家群的文学史意义。

除对新诗形式运动的重要贡献外，刘梦苇还创作了两部多幕剧《情蕉》和《渴慕的玫瑰》。后者为五幕剧，结构成熟，人物个性鲜明，且为《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所遗漏。对这两部多幕剧的整理校注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刘梦苇的感情经历、思想倾向，更可重新评价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5年7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上所刊署名"梦苇"的小说《爱的死》，确为刘梦苇所作。目前中国书报期刊并未见此小说，作为刘梦苇唯一传播海外的小说，颇有研究价值。小说当中不少有关刘梦苇的信息，与其生平情况相符，同时也提供了新线索，作为进一步考证刘梦苇生平的依据。如今可知刘梦苇作品不仅流传于中国，更远传至海外，其影响不可小觑。

考察《青年文艺》的出版情况，可见刘梦苇在该刊发表诗文26篇，大都是不为人知的佚文，大大丰富了刘梦苇的文学遗产，有助于重新认识刘梦苇的文学成长道路。

本文以刘梦苇《孤鸿集》的"序诗"及鲁迅存留下来的刘梦苇遗诗之发现为例，说明比勘校读在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并提示了关注学术资讯、寻踪追查的重要性。

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研究应沿着"版本—文本—变本"的视域推进。首先应识察长篇小说版本本性、版本内容构成和物质形态变化导致作品版本演变，呈现版本密度频、版本源流杂、衍生版本多等特征。其次应把版本构成置换为文本构成，着重考察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关联，副文本的在场史料信息在参与正文本阐释过程中，也使历史化叙述路径走向更深的学理层次。最后还应落脚到变本视域，突出文本"纵"的维度，重点关注小说文本修改，这种修改常常导致作品艺术质量的损耗。这是一种不同学科角度的整合型叙述。通过关注版本本性、文本构成、变本蜕化及呈现出来的文学与历史关系，可为"十七年"长篇小说乃至当代文学历史化叙述寻觅新的路径。

新中国稿酬制度的建立，借鉴了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在"十七年"的文学环境中，稿酬标准的总体趋势是逐渐下降。本文考察了稿酬制度演变对"十七年"文学生产的多方面影响。首先，以工农兵的业余写作为导向；其次，职业作家的淡出；再次，以经济的形式，对创作数量和作品的价值取向、审美风格进行外部调节。

陶正是谁?就当下文坛而言，这几乎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三十年后反观陶正的创作，他对前后两个时代的敏锐与不激不随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依然弥足珍贵。然而，在当前"伤痕—反思—改革—现代派"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里，并没有陶正及其创作的容身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审慎地看待当前对1980年代文学流于片面的描述，重新打捞起那些尚未完全沉没的航船。也许此刻，我们应该记住陶正这个名字:一个被理想激荡的青年；一个陕北乡村的过客；一个历史的反思者与时代的警示者；一个本该被记住却在文学史里失了踪影的作家。

作为路遥写作的"前史"，"《山花》时期"既属开端，亦在多个层面奠定了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基本面向。路遥在1980年代之后的反思与变革，属此一时段所开启之思想及写作理路的自然延伸而非超克。换言之，诸多文学史家所指陈之"新时期"与"十七年"及"文革文学"间"根本性"之"断裂"，在路遥文学中并未发生。"《山花》时期"之写作路向及其在改变个人命运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路遥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现实考量。在新时期文学转型阶段的反思热潮中，路遥多方权衡后仍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在此一传统所依托之思想资源中展开其对"新时代"的"新人"命运的深度考索。其"变"与"不变"，均蕴含着文学与时代、意识形态和现实、个人命运和共同命运等有待深入探析的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