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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所刊“国文成绩”类出版物述论 下载:62 浏览:403

王逊 《中国文学》 2020年6期

摘要:
民国时期"国文成绩"(即学生作文选)的编辑、出版是一重要且特别现象,数量大、范围广,兼具教育、商业、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及影响。这些以文言文为主的习作对于我们的写作教育可能缺少足够的直接借鉴价值,但作为历史资料却可以深化我们对民国教育事业及思想文化的认识。

阶级理念的日常化——以建国初期湖北麻城地区的土改复查为例 下载:26 浏览:191

丁亮 《历史教学研究》 2018年12期

摘要:
建国初期,湖北麻城地区的土改复查不是对土改中过火行为的纠正,而是阶级斗争的深化。土改结束后,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意识没有以农民自身能够理解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为达到改造农民思想意识的目的,中共麻城县委在农村开展土改复查运动,更深入地斗争地主和宗族,教育贫雇农。贫雇农和地主的阶级对立因此而加强并稳固,阶级理念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一种日常意识形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是土改复查的一个方面特征。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下载:57 浏览:410

朱承 《哲学研究进展》 2020年9期

摘要: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在效忠于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为了更好的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黄宗羲特别主张通过完善"学校"制度和拓宽"取士"渠道来促进士人和民众的公共议政、公共评判、公共参与,以此完善国家的公共治理。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既是传统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也是近代以来公私之辨的先声,对于现代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方法论看顾颉刚与“古史辨” 下载:87 浏览:410

胡逢祥 《历史教学研究》 2018年6期

摘要:
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通常被视为运用西方传来的科学方法研治中国古史的一种崭新示范。然从其主将顾颉刚的辨伪实践看,则不妨说它是近代科学观念和本土治学方法结合的产物更为妥当。就狭义方法论而言,其中运用较多的乃是传统史学的文献溯源法和民俗现象观察法。"古史辨"的兴起,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揭示了传统古史记载的种种瑕疵,扫除了陈旧观念的重重疑虑,激起了整个学术界考辨和重建科学古史的热情。至其方法论,尽管仍存在种种粗疏和不足,对它的反思同样可以给人以不断精进的启示。据此,说"古史辨"是中国现代科学古史体系建构的必经前奏和序幕,实毫不为过。

“天学”视野中的荀子——利玛窦对《王制篇》物种分类说的改造 下载:61 浏览:392

方旭东 《哲学研究进展》 2020年4期

摘要:
《荀子·王制篇》关于物种分类的一段话,被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引来支持其批判宋明理学万物一体说。仔细比照,可以发现,利玛窦对荀子原文做了一种改造,诸如:将"气"写作"形",将"水火"写成"金石",将"义"写成"灵才",等等。这种改造典型地反映了中西思维的差异,为我们了解荀子在西学尤其是天主教神学视野中的镜像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

性伪之分与性恶论——荀子思想的分裂与统一 下载:69 浏览:333

片仓望1 张灜子2 《国学研究》 2018年3期

摘要:
基于对当时日本已有研究成果的批判性继承,本文首先对荀子思想中的两种"性"进行了细致的概念剖析。其次,作者批评了仅从实际功效层面解释荀子"信赏必罚主义"的观点,主张"信赏必罚"与荀子思想中的根本原理——"同类相求"的原理相对应,是荀子追寻的理想社会的反映,因此在理论层面上亦是荀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对"信赏必罚"的坚持导致荀子的人性论陷入逻辑困境,其中体现出荀子作为思想家面临的深刻难题。

黄宗羲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及其特点 下载:72 浏览:262

郭美华1,2 《哲学研究进展》 2019年9期

摘要:
黄宗羲解释孟子的道德哲学,尽管总体上处于宋明理学的框架之内,但在具体诠释中,有着将伦理之境与自然世界相区隔的自觉,并对本体-宇宙论的诠释进路有相当反思。一方面,他将自然世界的自在性从伦理世界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人从超越的普遍本体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如此,他对工夫论和性善论都作了具有新意的解释,即不单纯将自觉自为的持守视为工夫和性善的全部,而是突出工夫与性善的内容包含面向自然自在开放的维度。

从“闹”说起——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翻言”问题 下载:49 浏览:330

文贵良1,2 《文学研究》 2020年2期

摘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暖水屯村民、区上的工作同志以及叙事者都喜欢用"闹"来描述土地改革,暗示了小说建立土改语言共同体的想象,从而为农民"翻言"的实践创造了言说平台。"翻言"是翻身者对自身"翻心"的具体表达。"闹"最重要的语言形态是农民"翻言"的实践:接受话语引导而得以发生,但过程非常艰难,往往以斗争会上斗垮地主、采用政治符号命名而获得胜利为标志。小说的语言融入方言、脏话,塑造了可听可懂的书面汉语,节奏舒缓又不乏诗意,形象地表达了暖水屯人的土地改革之"闹"和农民的"翻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学特质。

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张载本体论思想的结构——以船山《张子正蒙注》为中心 下载:41 浏览:471

陈赟 《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19年6期

摘要:
现代学者往往以"太虚即气"作为最能体现张载《正蒙》形上学性格的典范论述,而张载哲学中的本体被固化为太虚,气本论与太虚神体论等等都是对太虚本体的解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蒙》确立的并非静态的实体化本体,而是动态的从太虚到乾坤(天地)的本体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太虚之天乃是"清虚一大"之天,作为理气浑沦未分者,它意味着张载本体论结构上的"一";乾元之天才是生物之天,而且,它与坤元之地共同构成本体论结构中的"两",天地交合而后气化得以可能。"太虚—乾坤"的本体论结构根植于《周易》的"太极—两仪"思想模式。明白了这个结构,才能理解《正蒙》以太虚始,而最终归于"乾坤父母";人之应该礼敬的并不是气,也不是太虚,而是天地之德,即乾坤。而人对太虚的礼敬只能通过礼敬天地之德(乾坤)的方式来间接达成,而礼敬乾坤具体落实到对气化世界的承担。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 下载:83 浏览:446

杨国荣 《哲学研究进展》 2018年12期

摘要:
"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 下载:51 浏览:468

吴冠军 《哲学研究进展》 2018年8期

摘要:
人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浅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建设 下载:71 浏览:785

赵蓉 《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25年4期

摘要: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全面落实党的建设目标和推动各项工作的良好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当前新发展环境背景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实效性势在必行,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宣传思想文化管理体系,并对其引领作用进行充分激发,形成良好的责任意识形态和主体功能,为此项工作的落实成果提升奠定基础。

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农场发展创造舆论环境的方法 下载:300 浏览:3019

边起文 《环境科学研究》 2022年1期

摘要:
农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能够凝聚职工力量,促进文化建设,并帮助农场树立良好形象,同时也可以创造舆论环境,为农场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要想加强农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要发挥思想理论作用,打牢信念根基,对职工群众进行正确引领,还要实施责任制度,为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利用媒体作用,强化农场领导干部的舆论应对和引导能力,净化舆论环境,提高素质水平,促进农场改革发展。

石油企业党建工作要注重创新性和实效性 下载:239 浏览:3235

贾勇 《石油科学研究》 2021年11期

摘要:
生产经营建设是油田中心任务,党建思想文化工作就要融入中心,在工作定位、工作思路、工作措施等方面,准确把握中心工作对党建思想文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坚持抓生产从思想入手,在融入中心中干好工作、体现作为。而基层工作是企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障。随着油田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必须健全领导机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自制力、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固企业的政治堡垒,增强各级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推动各项工作的有序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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