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批判可以说是其国家观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且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内部国家制度学说的批判对前者是具有深化作用的。具体而言，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表现在对黑格尔王权、行政权以及立法权等规定的重思。

入读柏林大学后不久开始学习哲学的马克思，由于长期受父辈和师长自由主义精神熏陶等原因，首先钟情的是强调人有自由意志、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康德哲学和高扬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费希特哲学。后来他在试图把法哲学贯穿于法的所有领域的创作过程中，在思想上遭遇到了现实的“实有”和理想的“应有”之间严重对立的困惑，这他马克思由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哲学转向。这个转向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实现了由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立场向现实主义立场的转变，并且使他接触并掌握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整整延续了几十年，但这只不过是黑格尔哲学“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是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历史发展的构成因素归结为观念和人类的热情交织所形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本文从《历史哲学》文本出发将“观念”理解为“绝对理念”也就是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经线”；“人类的热情”是历史发展的“纬线”。再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中以“绝对精神”取代上帝来表达他统摄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以人类的私欲而产生的“热情”作为达到世界理性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工具和手段；以“理性”利用人的私欲而隐蔽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就形成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表现出的以“绝对精神”为根本动力，以“人类的热情”为直接动力，以“理性的狡计”为隐藏动力的历史发展动力观。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批判的核心内容，即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一大热点。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坚持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体现了一种泛逻辑的神秘主义和“主宾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因而，在“国家是自由的现实化”思想与现实困境的尖锐矛盾中，他选择从一条新的路径出发，重新思考国家形成的“逻辑起点”以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